曾国藩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出生在今湖南省双峰县(旧属湘乡县)荷叶镇的“白玉堂”,23岁中秀才,24岁入省学岳麓书院,中举人,28岁中进士,入翰林院,道光二十七年(1847)起任内阁学士。历任过礼部、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咸丰三年(1853)以在籍侍郎身份在湖南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成为湘军统帅,对抗太平天国。咸丰十年加钦差大臣衔,任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同治元年(1862)封为协办大学士。1864年攻陷太平军首府天京(今南京),封一等毅勇侯,授太子太保衔。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与李鸿章、左宗棠创办上海江南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等军事工业。1868年授武英殿大学士,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在直隶总督任内查办天津教案受到舆论谴责,回任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1872)病逝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谥号“文正”。有《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读书录》、《经史百家杂钞》和《十八家诗钞》等许多著作传世。
曾国藩之所以仕途通达,得益于他深厚的功底,而功底来源于他的勤奋好学。5岁的时候即受学于庭,开始诵读《五经》,9岁时即将《五经》读完,10岁就能作文赋诗,15岁能背诵《周礼》、《仪礼》,所以在23岁时即考取秀才,仅比时年43岁的父亲晚一年考上。接着入岳麓书院深造,第二年即考上举人。但在接着连续两年的会试中均不售,即留京师读书,研穷经史,苦治古文,并且在道光十六年(1836)从京师回家的途中借钱当衣购书,父亲知道后且喜且诫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由此曾国藩更是天未明就起床读书,半夜才休息,泛览百家,近一年时间足不出户。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道光十八年入京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进士,同年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中获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又在朝考中获一等第二名。道光皇帝引见,改翰林院庶吉士。曾国藩因此而成为曾家入湘以来因科名显赫的第一人。在道光二十年入散馆,授翰林院检讨,接着连年拔升,特别是在道光二十七年由文渊阁直阁事(从四品)骤升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从二品),连升四级,此后又兼兵部(后升尚书)、工部、刑部、吏部侍郎。最后官至一品,封“一等毅勇侯”,享尽汉人在满清王朝的荣耀。
曾国藩自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就离开了家乡。后来曾家因为人丁日多,曾国藩父亲率其一家于咸丰元年从“白玉堂”移居“黄金堂”。至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任江西正考官,赴江西主考途中行至安徽太湖县闻母丧,于是告假转道回家奔丧,在守制期间于咸丰二年底被夺情以在籍侍郎身份在湖南办团练,之后带兵外出征战。至咸丰七年二月在瑞州军营闻父丧,即与弟国华、国荃从军营回籍治丧。其父母丧事均在“黄金堂”治理。守制期间于咸丰七年底在庄屋富坨修建了家庙,以祀曾祖以下三代先亲,并为纪念逝去的亲人以望云思亲之意取名“思云馆”(今富厚堂院内)。咸丰八年六月初七,曾国藩从家中出发再度出山带兵。咸丰九年底曾国荃在家主持分了家,曾国藩分得“黄金堂”,其夫人和子女在此居住直至同治二年,是年八月其所有家眷离开“黄金堂”去了安庆曾国藩的行营。
同治三年(1864),打完太平天国后曾国藩被诏剿捻,而其家眷想回籍居住,但其夫人对原来住过的黄金堂“素不以为安”,因为咸丰七年六月曾纪泽夫人贺氏在黄金堂难产死去,贺氏之母也死于黄金堂,同治三年为他家看守黄金堂的朱金权其孙子也溺死于门前塘中,所以认为黄金堂屋场不洁,不愿再住。于是命其子“泽儿回湘与两叔父商,在附近二三十里觅一合式之屋……富坨可移兑否?尔禀商两叔,必可设法办成”。因富坨在咸丰九年分家时已分在了曾国荃名下,曾国藩不好直接与弟弟提出,所以在给儿子信中也绕了一个大圈,最后才提出来“富坨可移兑否?”,在得到弟弟曾国潢“富坨易商,则修葺亦易”的答复后,他非常高兴。在给弟弟的回信中说:“富坨本算一等屋场,弟若肯代为收拾,必是第一等妥当”,于是就由其弟弟在家主持修整了富坨庄屋,同治五年七月完工,即现富厚堂前进主楼。曾纪泽率全眷于同治五年三月十七日在金陵动身返湘,在湖北抚署住了半年,九月二十日在汉口登船于十一月十一日到达“富坨新庄”。
富厚堂始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由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曾国荃和儿子曾纪泽在家主持修建的。整个建筑包括门前的半月塘、门楼、八本堂主楼,求阙斋、归朴斋、艺芳馆三座藏书楼、荷花池、后山的鸟鹤楼、棋亭、存朴亭和咸丰七年曾国藩亲手在家营建的思云馆等,总占地面积四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一万平方米。富厚堂坐西朝东,砖木结构,整个建筑大体沿中轴线对称。曾国藩在同治三年封为一等毅勇侯,所以富厚堂是照侯府规制营建的,称“毅勇侯第”。因其不是建在京城或督署而是建在家乡荷叶,所以又称乡间侯府。富厚堂最具特色的是三座藏书楼,第一座是“求阙斋”,后人又称为“公记”书楼,是曾国藩的藏书楼,里面收藏有曾国藩的藏书10多万卷,藏书种类主要有经、史、子、集和各地的地方志,地方志是曾国藩藏书的一个重要特色。第二座是“归朴斋”,又称“朴记”书楼,是曾纪泽的藏书楼,收藏有曾纪泽的藏书10万卷,内容主要包括经、史、子、集和西洋文化书籍,曾纪泽在出使英、法、俄等国时采购了大量西方国家有关政治、教育、医学、农学等内容的外文书籍,所以众多的外文书籍是他藏书的一大特色。第三座是“艺芳馆”,又称“芳记”书楼,是曾纪鸿夫妇的藏书楼,它与宅南的“朴记”书楼结构相似,相互对称。里面收藏有曾纪鸿夫妇的藏书10万卷,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医、卜、星、相以及算术方面。曾纪鸿是近代著名数学家,所以他的藏书有关算术方面的内容较多。这三座藏书楼共藏书达30多万卷,还包括部分古董和历代名家字画,有专人严格管理,第四代管书人王席珍女士今尚健在,已86岁,她随父亲王子陵一直管理至1951年。1951年就由湖南省革委会进行了清点封存,1954年所有藏书和文物全部运去了长沙,现藏湖南省图书馆和博物馆,之前还有小部分极为珍贵的如曾国藩、曾国荃、曾纪泽、曾纪鸿等人的手稿和文物于1949年由曾宝荪和曾约农带去了台湾,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所以富厚堂的藏书从藏书楼的规模、藏书的数量和质量是全国最大的私家藏书楼。
在中国近代史上,很少有人像曾国藩那样,获得的评价是天壤之别,敬爱与痛恨,推崇与指责,同时加于一身。褒扬的主要是崇尚他的人格魅力于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以及在思想上和学术上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接和张扬。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贬抑的则主要集中在镇压太平天国和处理天津教案。有“曾剃头”的徽号,反清志士骂他“卖国贼”、“汉奸”。
一 、褒扬的评价:
1、曾国藩逝世后,首先陈颂曾国藩历年勋绩,并加以论断的人是江苏巡抚何璟,他用三千余言的奏折来称颂曾国藩:“臣与曾国藩相从日久,相识颇深,灼见其立功之伟,胥本于进德之勤。其生平尽瘁报国,克己省身,器识过人,坚贞自矢,不特今世所罕观,即方之古贤臣,盖亦未遑多让。……”高度赞颂曾国藩临难不惧,督师坚贞自矢,推贤让功,不矜不伐,用人甚公,自奉甚俭,诚以待人,勤以处事等等。
2、黎庶昌的评价。黎庶昌是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对曾国藩生平事实甚为熟谙者,以黎氏为最,他曾为曾国藩编年谱。他评曰:“夫举兵犯难,折而不挠,是其勇也。拨乱反正,吊元元之命,是其仁也。开诚心,布公道,囊括天下之才,而各任其器能,是其明也。收成功于李公鸿章,是其智也。天津之役,揆量彼己,辱身以安君父,是其忠也。呜呼,可谓臣道之粹精,希世之人杰也。”
3、梁启超的评价。“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4、蔡锷的评价。“曾、胡两公,中兴名臣中诤皎者也,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世纪,造型不远,口碑犹存,景仰想像,尚属匪难。”
5、宋教仁的评价。“曾国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书生,而能摧陷大敌,人奉其宗,其是无非足论,观其风度,无忝于英雄,其民又乐为之致死。”
6、毛泽东的评价。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致他的老师与朋友黎锦熙的长信中写道:“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晚年毛泽东又评价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7、蒋介石的评价。蒋介石一生推崇曾国藩,他多次告诫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牍及书札”,“曾文正家书及书札……,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埔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
二、贬抑的评价:
章太炎的评价。“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褒贬参半)
孙中山先生在建立民国之前斥曾国藩为“汉奸”。
我国著名近代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是如此评价曾国藩的:曾国藩不但与满清皇帝亲密的结合在一起,而且与外国侵略者也结合在一起,厉行所谓“安内攘外”,终于将太平天国的革命火焰淹没在几千万人民的血泊之中。曾国藩的这个“事业”,使他成为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奸与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开山祖。
曾国藩作为近代史上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客观的来评价他,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历史名人。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是后世学习的楷模。他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究研古文辞,无忝于文人;他创建了湘军并为统帅,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垂,善权变而又谦让,足见道德修养、自律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曾国藩调直隶总督一年清结积案3万余件,却因天津教案备受讥评,欲“准情酌理持平结案”而“办理过柔,事后思之,深为用憾”。当时国力衰弱,民情难驭,曾国藩以老病之躯查办未尽人意,但并无卖国之举,对于内忧外患的满清王朝,曾国藩是尽他之能事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他使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延缓了半个世纪灭亡。并且他主动使满清政府消除对他功高震主的顾虑,他也因此而得到了爱新觉罗氏王朝最高的奖赏——封为一等毅勇侯。他的这种忠君思想也应该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