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初试记者生活

　　第一节　庸报与董显光

　　庸报本身的组织，经显光兄几个月的努力，已经打定了很坚固的基础，他就想进一步组织它的采访网。要组织采访网先得了解当时政治发展情况才能决定它的据点。那时候正是蒋公介石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军阀斗争白热化的阶段。全国军阀可分成五个领导中心。盘踞四川的杨森等，以及自称苏、浙、闽、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都还是舞台边上摇旗呐喊的辅佐势力，占舞台中心的真斗争者是关外称王的张作霖，控制北京临时执政府的冯玉祥，与东山再起在汉口自封为讨贼联军总司令的吴佩孚。这三人中尤以吴佩孚风云际会掌握著时局的重心。因此，显光兄决定庸报的新闻网应以汉口为中心，他决定自己到汉口去布置。下了这决心後，他问我愿否同行一游。我答，我不想游，我愿辞掉了现辞，认认真真的干。显光兄得我意外的承诺，当然非常高兴。
　　显光兄赴汉访问吴佩孚是有他与吴早已建立友谊的把握的。他告诉我，当吴佩孚大败奉军战役刚结束的那一天，他跟一个美国记者同访吴佩孚於他火车上的行营。吴以盛宴招待他们，席间放言高论，说：这种内战的胜败实不足挂齿，那一天他能直捣东京，才值得记者的一记。这原是他酒後狂言不预备发表的，那知道那位美国记者竟认此为难得资料，发电成了该报的头条新闻。日本驻华大使见报即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搅得吴佩孚彷徨失措不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於是，显光兄以当时同席的身分，自告奋勇，到日本大使馆找到他认识的某参事，婉劝日本大使以息事宁人的姿态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吴佩孚确认董显光是一位值得订交的朋友。

　　第二节　武汉采访与吴佩孚

　　我把天津的事全部安顿结束之後，在十四年的七、八月间跟著显光兄出发到汉口。我们到汉口住在福昌旅馆里。那是我母舅开的，因此我食宿都可免费。安顿好了行李，显光兄就直奔查家墩讨贼联军总司令部登记他带我要面访玉帅（吴佩孚字子玉故尊称玉帅）。不料，第二天就来了邀显光兄与吾在总司令部晚宴的请柬。我们应邀往，这是我第一次访问风云人物的经验，因此，印象特深。吴玉帅虽然穿著军服，可看上去不像一个军人。说话时摸著一撇小胡子，倒像一个三家村的教书先生。他本来是一位山东秀才，喜欢交文土，经常一杯在手，赋赋诗，挥挥毫，自命潇洒，因此，我的表叔诗人杨云史做过他的秘书长。可是，他一杯在手喝得过分的时候，却会放言高论、目空一切，暴露他自视之高永远执持己见不肯苟同刚愎狷傲自命不凡的弱点。他是一位高度爱国主义者，打倒列强，痛雪国耻，是他的政治最高目的。见诸行动，他在各省租界没有收复以前，不独不住租界，并且决心脚不踏进租界土地。因此，他在查家墩办公，倘然有事要到租界那一边去，他一定叫司机绕著租界外边把车开过去，决不肯穿租界而过。前述，他向外记者说，「直捣东京」那番话，确确实实是他的真心话。可是，他的爱国心在与我们那一次晚宴中却流露了他孤僻狷傲自命不凡的弱点。他在喝了几杯酒没有拘束的狂言中，竟说西方文化都去自中国，他有一套说法。他说，中国史载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往西走，没有说明到那里去。实际，他是到了欧洲。以何为证呢？西方文字那样弯弯曲曲是照著老子所骑青牛撒的尿描下来的。这套话，十足表现了这位吴玉帅刚愎自用的怪性格。
　　显光兄把我介绍给吴佩孚之後，他就给我一个庸报驻汉口记者的名义，自己另往他处活动去了。我在汉口安定下来後，最先要研究的是这讨贼联军总司令部的组织，发现吴佩孚这一次的确网罗了一时杰出的人才。最显著者例如参谋长是蒋方震字百里，秘书长是张其锽字子武。此外总参议章炳麟，军务处长张福来，外交处长张志潭，交通处长高洪恩都是一时之选。他原来重用的旧人如我表叔杨云史变成了秘书帮办，张方严变成高级参谋，都不重用了。吴到汉之後，全国视线以武汉为枢纽重镇，以吴为各路军阀之长，其声势之宣赫可谓盛极一时。我开始活动，集中结识张其锽与蒋方震二人。蒋是军事学专家，其学识造就之高，各方因敬仰他而增进与他的关系，故他与各军阀间甚至广东国民革命军都有可以接谈的线索。张其锽是一位精通易理，擅长六壬占卜之术的一位学者。因为那时消息都集中秘书室，故我跟他搅得最熟。承他不弃很高估我，说他六壬神术不想传人，遇到了我，他想将来有空传给我。他的确是一个怪人。一身青布夹衫，最冷的冬天穿它，最热的夏天也穿它。据他说，他也懂佛教密宗，每晨练功夫故得此奇效。我经常跟这两位总司令部的核心人物往来故得当时局势的全盘了解。
　　吴佩孚以讨贼联军为号召，讨的「贼」当然是当年奉直战争中打败他的张作霖。但，实际他当年之败於张，是冯玉祥倒戈抽了他的後腿才转胜为败的。他面子上反张，心里真恨如切骨的还是倒戈的冯玉祥。可是，当时形势，冯盘踞平津，又由他的第二军军长岳维峻做了河南督军，吴要讨张就非联冯不可了。因此，吴一到查家墩就决定分两路进攻张作霖在关内的两翼；一路由靳云鹗沿陇海路进攻盘踞山东的张宗昌，一路由寇英杰沿平汉路进攻盘踞平津的李景林。但两路军事行动都要经过河南省。河南省的督军是冯玉祥部下第二军军长岳维峻。吴要推进两路都要岳的点头。靳云鹗借路打张宗昌岳的点头没问题。因为靳要动员的部队部是吴佩孚失势後散布在河南省各处的杂牌军队，岳久认这些部队都是他心腹之患，现在由靳云鹗收集了统一指挥打到山东去是他求之不得的意外收获，当然要尽力协助了。可是寇英杰借路打李景林却威胁到岳维峻的安全。因为，寇英杰打得过去打不过去是一个问题，假定打不过去就得留在河南省里，他岂不成了开门揖盗的傻瓜了吗？因此，吴佩孚几次派人请他点头，他一方面尽量支吾，一方面暗电冯玉祥请示，冯覆电嘱他以保境安民为名，重兵守湖北河南边境。
　　这时候，张宗昌不等靳云鹗发兵，立刻派人到汉口谒吴，表示他由衷的拥吴。说吴是山东人，两个同乡人应是一家人，故欢迎吴回山东去。李景林也同时表示拥吴。张作霖跟著暗中派员说吴，提出直奉联合倒冯的建议，并以奉军出关，恢复曹锟自由（时曹锟为段棋瑞所拘），与另组新政府为条件。吴初仍不决，後得情报说，冯玉样秘密结合湖南贵州军阀将与冯南北夹攻吴，吴才开始动摇，不再坚持讨贼了。
　　我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到汉口的。在几次访问张其锽与蒋方震之後，得到了上述当时局势综合的概念。我立刻决定要追踪吴张结合之能否真成事实。十四年十一月廿二日得到了张作霖手下的重要大将郭松龄倒戈的诮息，我以为奉张受此打击，冯玉祥必然更气焰冲天，吴张结合倒冯的建议恐怕再也不会成事实了吧。因此，想方法求见张其锽，请他告我吴佩孚对这突变的反应。不料，张告我的竟出我意料之外。吴佩孚得到张作霖受倒戈打击的消息之後，不独不因敌己者之受挫折而高兴，反因张与他同受部下背叛倒戈的痛苦而表示高度的同情，立即赋诗道：「而今始知循环理，斜倚栏杆乱点头。」并对张其锽说：「我绝不乘人之危！」吴本在关外的双城子设有讨贼联军的司令部，得此消息後，即令撤销这司令部，并调回了进攻山东的靳云鹗部队。
　　时局就这样急转直下了。吴佩孚在十二月卅一日通电结束讨奉战争。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结成反冯联合阵线，并得孙传芳的响应。冯玉祥处在这种包围形势中不得不通电下野了。
　　冯玉祥的下野是暂避风头，他的势力仍盘踞北京，控制了执政段褀瑞。跟著张作霖就自封镇威将军，宣言与政府断绝关系。吴佩孚也就下令命寇英杰进攻河南与岳维峻开火。冯部国民军沿津浦京奉两路节节败退。直奉联军进而包围北京城。冯部国民军不得不退出北京，执政段褀瑞跟著下野走天津。直至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吴佩孚与张作霖在北京会谈，决直奉联军对退守南口的冯玉祥部队发动总攻，以吴佩孚为总指挥。於是吴集中所部倾其全力进攻南口，久攻不下。不料，此时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在蒋公介石指挥之下，发动北伐攻势，得湖南唐生智的响应节节胜利，如入无人之境。吴佩孚遭此意外，不得不放弃讨冯攻势，回师防御武汉。八月二十七日在汀泗桥一场血战中，全线败退溃不成军，就此结束了这位吴玉帅的一世英名与辉煌事业。
　　以上是我跟著吴佩孚采访所得的时局简报。我能在短短不到一年期间中，亲身经验到中国政局最重要的转捩关头，接触其核心人物，了解其运用策略，真使我初试记者工作自庆得到了意外的成功。凭我记者身分尽量以纯客观的眼光来评估吴佩孚的为人，我愿意说，吴佩孚是北洋军阀中最能配合我国民党国民革命精神的一位革命军人。国民革命军在蒋公领导下北伐之前曾发歌电，主张对内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对外取消不平等条约，实际这些都是吴佩孚当时的一贯主张。吴自衡阳撤军之後就以全国人民应一致团结合力对外为号召。他不再坚持护宪，不赞成曹锟复任总统，对南方国民政府绝无用兵之意，只想集中全力消灭其最痛恨的儿方腐败势力。可是，对国民革命军的号召他置若罔闻，为什么？这只是他刚愎狷傲自命不凡的个性在那里作祟。他以为领导全国团结对外的重大任务只有他有能力负担起来，他因藐视国民党而不甘参加国民革命阵营。这是他一生事业失败的主要原因。他自己不参加国民革命阵营，也就罢了，不料，他竟进一步强迫冯玉祥与唐生智做了他的敌人，两人都先後投机取巧参加了国民革命阵营，造成南北夹攻置自己於死地的战略劣势。论冯玉祥，当吴张结合下野发通电时，电中对吴特示愿投诚合作之意，文曰：「子玉学深养粹，饱经世故，当能不念前嫌，共谋国策」。吴仍置之不理，以同情张受倒戈之痛而诚意助张，实际，张的合作亦只利用他而已。这又是他刚愎个性害了他。再论唐生智，他是湖南原督军趟恒惕的部下，倒戈逼走了赵而自任督军。吴与赵有旧交，欲助其复位，赵无意政治逃到上海不接受吴的好意援助。吴应乘此不问湖南事了。不料他最恨的是倒戈，这次又遇到倒戈人。故不顾他要北上讨冯，竟在南方攻唐而又制造了一个敌人。唐生智是蒋方震仿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只要蒋一句话，他会服服贴贴做吴佩孚的部下。张其锽也力劝吴佩孚不要管湖南的事。他说：「湘事让湘人自了。唐生智的势力不可侮，纵然我们打下了长沙，打下了衡阳，湘省局部问题将演变成南北问题。」张其锽目光远大，已看到唐生智投入革命阵营的後患。可是吴佩孚一意孤行，造成自己南北夹攻的劣势。这又是他刚愎自用的个性害了他。吴佩孚倘然不受他个人英雄主义的蒙蔽，纯粹根据自己的政治主张来决定他的行动，他应是北洋军阔中第一个参加革命阵营的人。在这决策之下，他没有改变他讨贼号召的必要，仍以灭奉为消灭北方腐败势力的总目标，冯玉祥的投机无南向求援的机会，而唐生智这股新生力量自成其迎合国民革命军北上的前驱部队。吴佩孚倘然能够这样做，不独他一生的功名事业彪炳史册整个改观，中国的历史也要全部改写了。我真为这位一代人豪可惜。

第六章　父子同窗

　　第一节　开创书店

　　吴佩孚汀泗桥溃败之後武汉不再是政治重心，重心转移到长江下游，国民革命军展开其以消灭孙传芳势力为目标的第二步战略。蒋总司令决定沿江东下直接进攻南京与由闽浙包抄南京後路的两路战略，当於九月三日发布命令任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为包抄後路的东路军总司令，第四军军长李济琛为当面直击的攻赣（江西）军总司令。实际攻赣是蒋自己亲任指挥的，故於九月十七日就自己入赣督师。孙传芳立即拟订援赣计画，任卢香亭为援赣总司令，自己也亲赴前线督师。
　　我就在这紧要关头，电商显光兄请他同意我立刻赶到南京去展开采访。因为，那时候我的父亲正任江苏省政务厅厅长与省长陈陶遗为共进退的莫逆之交，必可助我进行我的工作。显光兄电覆照办，我即赶到南京。不幸到後了解实况，大出我意料之外。原来孙传芳督苏之初，很想干一番清明政治，要找在江苏众望所归的领导人物跟他合作。他再三物色，认定陈陶遗与我父亲是他理想中的人选，因转辗托人劝说二公出来主持省政。陈陶遗与吾父商，以为孙以军阀而有此诚意，不妨提出军政划清界线的要求，请他同意。他们提出条件，江苏政治除负担与孙协商决定的军费以外，任何其他问题全由省长负责处理，督军不得干涉。孙传芳竟完全接受了这个要求，於是陈陶遗接任为江苏省长而我父也受命为政务厅长。如此与孙传芳合作，很发动了些对江苏省有贡献的新政。不料，国民革命军北伐矛头现在直扑南京而来，孙传芳急了，顾不得对二公的诺言，竟自动加收亩租二角以应军事所需。陈陶遗愤而辞去省长职务，我父亲也跟著挂冠了。
　　我就在这个时候赶到南京，满心期待的采访之门，就这样意外地关了起来，这真给我一个走投无路的打击。父亲看著我彷徨失措的焦急情况，不独尽情安抚我，并且还提出他要我合作，排除政治烦恼，另创文艺生涯的新计画。
　　他最先劝我，拿庸报每月两三百元的薪金，天天忙得废寝忘食既没有意义可言，也没有什么趣味可尝，是十分划不来的工作。这套话，我不能同意。可是，他再深入一些提出他的具体新计画才说得我心悦诚服，决心辞去庸报记者的职务，全心全力开创父子合作共享文艺生活的新路线。
　　他的计画，是倾其二三十年来宦囊积余的十万元到上海去开一家书店，全权交给我经营管理。他开书店的目的决不想赚钱，只想开创社会提高文艺价值与爱好文艺兴趣的风气。所以我们出版的书全与文艺有关的，并还要编一份研究文艺定期出版的刊物。为什么这书店一定要开在上海，父亲有两套理由，其一，想借这书店的激励，增进自己对文艺的进修，特别要透过翻译的努力吸收西方文艺的精英，来补充中国文艺的不足，上海是与西方文化接触最便利的都市；其二，想借这书店的号召，广交爱好文艺热心研究文艺的同好，经常往来，交换心得，构成几个法国式沙龙中心，蔚成一时风尚，上海是中西研究与爱好文艺人土集中的都市。
　　我听了这套计画真高兴得跳了起来。开一家书店让我负责经营，我是毫无经验的，父亲能这样信赖我作无条件的委托，是他信任我有这份办事的潜力使我感动；同时，好像我们间有一份心心相映的默契，这是他老人家当年不能助我出国的一番歉疚之心的沈默补偿，这才使我感激得要流泪了。父亲是在五个儿子中间最爱我的，因为我们有同样读书写作的嗜好，现在他垂老之年要找一个同好的伴侣，我能不答应吗？更何况，文艺原来是我最喜欢的东西，它也是做一个新闻记者必须具备的基本修养，於是我决心辞掉了庸报记者的职务，伴著父亲开始我们的文艺生涯了。
　　开书店先得定一个名，这个名应该反映我们为什么要开它的全部动机。我们父子商量了好久之後决心定名为「真美善」。「真美善」三字原本是法国浪漫主义者标榜的口号，我们用这三字是否表示我们文艺努力的倾向呢？不，我们决不以此自缚的。我们选这三个字，目的要创导文艺创作的目标。我们要「真」，指的是作品的「本质」。希望作者能把自己选来的事实或情绪，不问是现实的，是想像的，表现得恰如其分，不模仿，不矫饰，不渲染，如实地表现出来令人同化在他想像境界里，忘了是艺术的表现，这就是「真」。我们要「美」，指的是作品的「组织」。从单元以至整个都处理适当，调配匀称，将作品内质自然显现精神、兴趣、色彩与印感，能激动欣赏者的心，怡悦欣赏者的目，就丢掉了它，影像上还留著醰醰余味，这就是「美」。我们要「善」，指的是作品的「目的」。这也是作品的原动力，主旨与作用。凡是真正文艺作品的产生都有目的的，或为解决问题，或为发挥情感，或为纠正谬误，形形色色万有不同，但综合言之，总希望作品发生作用。文艺作品的目的是希望未来的，不是苟安现在的；是冒险的，不是安分的。总而言之，永远固守著求真的原则。
　　书店名称与动机决定了，我们就得进一步找办事的人。我的四舅听说我们要找人办书店，就介绍他的一位苏州朋友，名伍际云的来见我们。我们看伍氏，年纪四十多岁，谈吐之间给我们颇具办事能力的印象，但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我们开书店既不以赚钱为目的，有这样一个人也就满意了。伍际云有一个儿子叫伍奂冰，年二十岁，高中刚毕业，我们就叫他把儿子一并带来做我编辑工作的佐理。
　　人事安排有头绪之後，我就赶到上海找房子。在白克路大通里租到了一座三楼三底带过街楼的楼房，做父母亲带姨太太与我及耀仲弟两代三房合住的住宅。又在里内另租一个过街楼做我带著伍奂冰办公的真美善书店编辑部。最可笑的，我这毫无书店经验的真美善书店创办人，竟在静安寺路上找了一间房子做真美善书店的发行所。於是，一切具备，先向同业批了一批精选的文艺书刊，就在静安寺路上择吉开张，广发邀请帖，开了一次来宾近百的开幕酒会，可算是盛极一时。可是，静下来做生意，竟遭遇到一天难得见几位上门买主的冷落。骇快之余，开始学到静安寺路是住宅区没有人会到那里买书的，上海的书店集中在四马路附近的棋盘街与望平街。这是我第一次上做生意课得到吃零分的教训，赶紧补救，把发行所搬到棋盘街，由伍际云做经理带著两个夥计，正正式式营业起来。

　　第二节　进修文艺

　　我在本节的标题里提出「父子同窗」的怪口号，应该有一个说明。「同窗」的意义是同学，我怎么硬拉著高高在上的父亲做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同学呢？这是我老老实实反映我们父子俩这三年半共同生活中我对父亲的印象。我只感觉到他是跟我一样年轻、一样充满著活力的一位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青年。他跟我深夜长谈时，他绝不像道貌俨然的老爸爸，只像是促膝交心的腻友。这印象不是我单独有，凡是跟他接触过的青年朋友没有一位不是这样说。例如徐蔚南说他：「虽则年纪已六十多岁，气概与精神却是青年的。我说他是青年的，真是青年，除了他的肉体，没有一点衰老。」邵洵美说：「他的一举一动无不有意或是无意地保持著青春的活跃。」郁达夫说：「孟朴先生的风度实在清丽得可爱；虽则年龄和我相差二十多岁，……但谈话精神的矍铄，目光神采的奂奕，躯干的高而不曲，真令我这一个未老先衰的中年小子感到了满面的羞惭。」这三位跟我父亲经常接触的文友不约而同对我父亲的印象足以证明我引父亲为「同窗」的印象是大家共有的印象，大家共认他是青年，是促膝交心的腻友，不是道貌俨然的长者。
　　但印象归印象，实际这位印象里的「同窗」还是引导我走上研究文学发生浓厚兴趣的导师。父亲研究法国文学，到我们开创真美善书店时期，已经有了二十九年的努力成效，再加上二弟留学德国时期给他以不满美金一千元的廉价拍卖购下一套整个私人图书馆将近千册，全是法国文学名家一部一部的皮面精装全集，因此他研究兴趣之高已达沸点，当然我也跟著他发狂了。
　　我在圣约翰大学读过两年法文，经宋春舫老师以直接研习的方法教授进步较速。所谓直接研习就是略知字句之後即直接以法语交谈，进而直接听法语讲解，到了最後宋先生竟事前不出题目，让学生立在讲台上再出题目，准他默想五分钟就以法语开始他的演讲。有了这样的基础使我对法国文学书刊的阅读不太感困难了。再加上父亲这位老少年，热心求进步超过真少年。他竟不满自己法语发音的不正确，在住宅附近找到一位法国女士开的法文夜间补习班，要我陪著他去报名上课。於是，在真美善书店开办後不到半年的某一天，我吃过晚饭之後，就陪著父亲步行到这夜校里正式上课了。这样，我足足花了半年时间，还真正名副其实地做了父亲的同窗，增进了对法文的阅读能力。
　　父亲研究法国文学是受陈季同的指导的，我们引他给胡适一封信里的一节就可以了解他研究历程的全貌。他在这节里说道：
　　「我自从认识了他（指陈季同），天天不断去请教，他也娓娓不倦的指示我文艺复兴的关系，古典和浪漫的区别，自然派、象徵派和近代各派自己发展的趋势；古典派中，他教我读拉勃莱的「巨人传」，龙沙尔的诗，拉星与莫利哀的悲喜剧，白罗瓦的「诗法」，巴斯卡的「思想」，孟凡尼的小论；浪漫派中，他教我读服尔德的历史，罗梭的论文，嚣俄的小说，威尼的诗，大仲马的戏剧，米显雷的历史；自然派中，他敌我读弗劳贝、左拉、莫泊桑的小说，李尔的诗，小仲马的戏剧，泰恩的批评；一直到近代的白伦内甸的「文学史」，和杜丹、蒲尔善、佛朗士、陆悌的作品；又指点我读法译本的意、西、英、德各国作家名著。我因此沟通了巴黎几家书店，在三四年里读了不少法国文哲学书。我因此发了文学狂，昼夜不眠，弄成了一场大病。」
　　这一节话表示了父亲研究法国文学的起步，概括全面的入门。入门之後，他的兴趣全给嚣俄（一般译称雨果）吸引了去。因为，他在嚣俄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嚣俄在他作品里充满了不满腐败昏暗的现实社会，要挥其如椽之笔发动文学与政治双轨齐下的革命。这正是父亲一生努力的目标，因此认定了这海外知己，发狂似地要把他的作品介绍给国内同胞。父亲最先译的是嚣俄以法国革命为背景的名著小说「九十三年」。此後就把嚣俄戏剧全集，差不多一集继一集的全译了出来。嚣俄戏剧是挣脱古典戏剧规模束缚的革命运动，在法国文学史上发生了翻江倒海的作用。父亲这样努力译介它也有在中国文艺界发生同样影响的企图。可惜中国社会还不能符合他所期待的那样敏感。
　　父亲在真美善时期努力的贡献当然还不止在翻译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他自己创作的努力也足惊人。他把将近三十年前未完稿的「孽海花」要续成它，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因为，「孽海花」不是凭空悬想写出来的，他当年写时，所集资料堆了一小间，用专人整理编排备用，现在隔了这些年，原来收集的资料完全散失了，要重新再收集备用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三十年前写作的主观情绪是受著当时客观环境的影响形成的，现在三十年後续写下去必须追忆摹仿当年的情绪写，才像是一个人的手笔，那更不是轻易办得到的事情，可是父亲竟毅然决然要这样做。他的毅力与自信心的坚强，真令我心折。这努力的结果，虽仍未能续完全书，可是续写部分与三十年前的原著写得天衣无缝，一气呵成，已经不是任何其他文人能做得到的事了。他的另一部巨著「鲁男子」竟是跟「孽海花」续集同时写的。这是他研究法国文学到自己可以吸其精粹而创造自己结晶体的成熟表现。他计画学著法国几位文豪的作风，把几部小说各有独立组织却保持一个中枢线索联串而成一个系统文集的办法写他的「鲁男子」。全部「鲁男子」分成「恋」、「婚」、「乐」、「宦」、「议」、「战」六部独立的小说，实际他是以他自己的一生由私生活发展到公生活的全部过程为联串线索以反映清末民初整个时代的现状。这是多伟大而令人敬佩的计画，可惜他只写了开始一部「恋」，呻吟著「江郎才尽」的痛苦而搁笔了！
　　父亲研究法国文学这样的热狂，当然影响我对文学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积累二十九年研究法国文学修养的指导给我对文学研究容易登堂入室的许多便利。在我文学研究的法国部分，他不久就由导师而转变成我同窗研习的夥伴。但，我为了充实真美善文学全面的贡献起见，不得不利用我英国语文的熟练，研究范围扩大到英美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学。当然，这样广泛的目标岂是一个人在短时期内可以达成，我只能尽我所能作顾及全面的点缀。就英、美部分说，我对英国的大戏剧家莎士比亚与萧伯纳，小说家迪根司与司谷德，都做过特殊研究与报告；对美国的诗人艾伦·浦，散文家华盛顿·艾文，与马克·都温也做了不少的介绍。此外挪威诗人易卜生，俄国小说家陶斯托叶夫斯基，德国大诗人歌德，意大利怪戏剧家邓南遮，印度诗人泰各尔也分别选他们的代表作品作了扼要的评介。就整个英美文学的介绍，我也出版过英国与美国文学简史。但令我研究发生特别兴趣的有下面几位作家与其作品。第一本我喜欢读的是汤马司·卡兰尔的「英雄与其雄崇拜」。他把政治领导社会化而成人格领导，这是足以纠邪恶正人心的散文杰作。我喜欢读它。最後到底把它译成了国文。第二本我喜欢读的是琴·奥斯汀的「感知与感触，」。因为，琴的笔触绝对像曹雪芹，我读了她写的书，简直像读了外国红楼梦。第三本我喜欢读的是俄国小说家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因为他就描写拿破仑作战的过程，反映了他政治运作由人下由己的中国老庄无为而治的观念，令我高兴得把他这本近百万言的钜制读了两遍，并为文特别评介它。我原想奋勇译它，後听说郭沫若已在译，我就搁笔了。不料，事後读郭译本，信、雅、达三字没一字做到，痛恨自己搁了笔。第四本我喜欢读的是德国小说家卡夫卡写的「美国」。因为他能以最新文体的笔触写下了嬉笑怒骂的文章。第五本我喜欢读的是苏格兰作家詹姆司·乔欧司的「犹利雪司」，这是一本综合种种文体从第一句到末一句不逗不点的怪书。我喜欢它，实际就喜欢它的怪，忍了性子从头到底读完了全书，一点没有懂得他讲了些什么东西。这是老实话，也可付诸一笑。
　　我认认真真喜欢读的书是第六本，巧得很竟也是我父亲读得不忍释手的一本书。这是法国新希腊派作家边勒·鲁意写的「阿弗洛狄德」。这名字是爱神「维妮丝」的希腊叫法。这本书把人类最丑恶的事材，例如变恋性欲，卖淫杂交、狂乱、蛊惑、嫉忌等等，在他思想的园地里，细腻地、绮丽地，渐渐蜕化成了一朵朵珍奇璀璨的鲜花，令人觉得浮在纸面上的只是不可言说的美。这部书，因为作者大胆地赤裸裸描写了肉的美，不懂的人目谓淫书，可是我们父子俩却确认它为文艺园地开辟了一道灿烂光明的新途径。父亲批评它是有「梦的缥缈之美，醉的惝恍之美」。读了它只感到「一切栏栅破了，一切羁勒解了，没有奴隶，没有仇敌，瞥然重见了原始天地的乌托邦境界。」我们俩既然这样著了迷，再四协商之後，决定父子合作来译介这本杰作，当可一新正在中国文坛上摸索彷徨者的耳目。批评家葛尔孟曾经说过：「边勒·鲁意先生很觉得这部肉的书恰如实地进到了死。阿弗洛狄德只关在死和葬的舞台里。」这两句话点出了作者把肉欲透过死而溶化在自然中，实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观念，我们非常钦佩他这样看法，因此把此书命名迳改成了「肉与死」。我们父子俩尽量赶译，竟能在半年之中译成问世，提供了我们父子同窗最後完成的结晶体。
　　至於我在真美善三年半时期中自己的写作集中在短篇小说的创新，想在心里描写的深入刻划中呈现人间关系的各种现象，计先後写了三十余篇，集印成「潜炽的心」与「德妹」两本小说集。长篇小说，曾在真美善月刊中按期试写「三棱」一篇，以真美善月刊停刊而变成未完成之习作，不足挂齿。父亲弃养後，我在他日记里真美善开办後差不多半年的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发现他写道：
　　「鸿儿（我的乳名）对於文学上的确进步不少。开始的几篇，我不大满意，我想替他改的；後来一想，这个不好，开头你给他一改使他自信力低降，结果要有原有的力量多保存不住，不如放任让他自己去发展。现在越做越有了劲了，将来我这一套衣钵有了继承人了。这是我近来最快慰的一件事。我的真美善书店一大半是这个目的，让他有个发展的机会。如去当庸报的编辑，决不会有如许的成绩，就拿了二三百元薪水，做几篇一瞥即过的论文，有什么意味。」
　　父亲为我的前途考虑得这样周详，对我的小小进步高兴得这样兴奋，拜读遗言真使我汗流浃背，无地自容。我没有达成老父对我的期待，没有走文学的路，没有传他的衣钵，他天上有知能不责怪我吗！

第三节　广交文友

　　以上是父亲开真美善书店第一个目的「进修文艺」的简述。接下来，我要讲开这书店第二个目的，「广交文友」了。
　　真美善初创时期，我们是住梅白克路大通里，上面已经说过是两代三房挤在一起住的狭窄环境，难求社交的发展。後来真美善事业有了基础，耀仲二弟的医生业务也需要挂牌立业，於是我们就分居了。父亲跟我搬到法租界马斯南路那一座小洋房里做真美善的编辑部，耀仲二弟侍奉著母亲搬到梅白克路的祥康里挂牌营业正正式式做他的医生了。搬到了马斯南路之後，有花园、有客厅，招待来访者有了好环境自自然然的宾至如归，门庭若市了。
　　当然，来访者都是透过真美善杂志的关系的一些文艺爱好者，其中尤以爱好法国文艺者受我父亲最诚挚的欢迎。现在回忆，走得最勤的该算是邵洵美带头的张若谷、傅彦长、徐蔚南、梁得所与卢梦殊等一般人。因为邵洵美自己也开一家书店名「金屋书店」，这些人经常在他那里聚首，不约而同的再向我们家里来转转。此外来我家的文人，我现在能想得起的有郁达夫，李青崖、赵景深、郑君平、顾仲彝、叶圣陶、陈望道、朱应鹏、江小鹣、钱崇威，俞剑华等，当然现在想不起的要比这些人数多过好几十倍。总而言之，我们马斯南路的客厅里到了晚上没有一晚不是灯光耀目一直到深夜的。
　　因为，我父亲不光是好客，他身上好像经常发射出一股吸引力，会使与他对谈的人，陶醉在他的谈风里面，忘记了自己，忘记了时间。不信，请听这些文友们怎样说。
　　郁达夫说道：
　　「先生那一种常熟口音的普遍话，那一种流水似的语调，那一种对於无论那种事情的丰富的智识与判断，真教人听一辈子也不会听厌。我们在那一天晚上，简直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窗外的寒风，忘记了各人还想去干的事情，一直坐下来到了夜半，才玆走下他的那一间厢楼，走上了回家的归路。」
　　郁达夫又说道：
　　「曾先生所持有的一种爱娇，是当人在他面前谈起他自己的译著的时候的那一脸欢笑。……看见了他的这一睑笑，觉得立时就掉入了别一个世界。觉得他的笑眼里的光芒，是能於夏日发放清风，暗夜散播光明似的。」
　　徐蔚南说道：
　　「我和他每次见面总是三四小时的长谈。他是健谈的，谈话的范围非常广泛，但谈得总是亲切，热情而有味。」
　　顾仲彝说：
　　「他的记性也真强，许多琐细的事情，他记得清清楚楚，三四十年前的事情熟得好像是眼前才发生的事。一个人的姓名别号绰号出处结果他都能说得一丝不紊。我还喜没他的坦白无私，有什么说什么，不像一般老名士在我们後进面前喜欢卖老，喜欢做作。他的思想他的聪明完全是个年轻的人。」
　　李青崖听完了父亲讲常熟渔人生活之後说道：
　　「他滔滔地说了三五十分钟。当时我觉得此老那副苍白色脸上的皱纹的张弛，那条云遮月式的嗓子里的音调的抑扬，那双筋骨如刻划般的手腕动作的起伏，几乎无处不令我想起海波海风和海里一切动作的令人莫测。」
　　上述这几位文友的描写足够说明父亲那时候怎样成了一位文艺家们大家一致欣赏的谈话好伙伴。因此，一堆青年，有时两三个，有时十多个，围绕著一位老先生，有的嚼著瓜子花生，有的吃著糖果，有的抽著烟，跟著这位老先生娓娓长谈是我们马斯南路客厅里差不多每夜都有的热闹景况。这些人，来者自来，去者自去，踏进门不一定要跟这位谈风正健的主人打招呼，要想走，也都那么默默无声的溜了。我父亲就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气氛，感到这才有些像法国的沙龙。
　　这是真美善书店业务达鼎盛高峰，我父亲得到最高享受的时期。他在家里给文艺青年们围绕著还觉得不够，听说虹口北四川路有家广东茶馆是文艺作家们在下午三四点钟经常聚会的地方。他老先生竟兴致高得要我陪著他好几次闯得去做不速之客。当然，他一到在座者欢声雷动，一谈又是一两个小时。最出人意外的，在暨南大学当文学教授的常熟同乡顾仲彝偶然提起曾老先生这样博学，口才又这样流利，倘然能够到暨大的学生文学研究会里去演讲一次，真会使他们欢喜若狂的。顾先生说这话只作试探，预料父亲六十多岁又体弱多病不会答应的。不料父亲竟非常高兴的一口答应了。我陪了父亲如约乘了汽车赶到真如暨大，他竟能以「诗与小说」为题，在学生文学研究社里演讲了足足两个小时，博得如雷的掌声与演讲後学生们的包围请益。仲彝兄以晚餐招待我们，席间我得晤十年後成我并肩作宣传战的大将叶公超，那时候他正在暨大当教授兼新月文艺月刊的主稿作家。
　　父亲在新交如云的兴奋生活中，唯一感到缺憾的是许多文艺朋友中独缺女性，没有碰到一位女作家。不久，他这缺憾竟天赐良缘似的补足了。我们在真美善杂志投稿作家中发现有一位女作家名苏梅（後改名为苏雪林）的，思想高超，笔触清丽，的确是一位高材。我们与她通信之後，继续把它的作品两册，为它出版问世，渐渐搅熟了，她托张若谷，（因为编「女作家专号」认得她，）转告，她有访问我父亲之意，因约她来见。让我直接从父亲日记中摘录和她初见面时他的影象如下：
　　「一见面，彼此鞠一躬。我端相这位女士，身材不算高，也不很低，是个中等身材。面部略带圆形。肤色不很白。睛瞳虽不黑，而很灵活。态度亦极自然。总而言之，可以说，「娴雅宜人」四个宇。
　　「先说了一番套话，後来又说了些玉溪生考证上的话，都没有什么关系，我忽然提起『侠隐记』到『法宫秘史』实在没有译完，还有三本没有译的话，女士接著道：『我国讲英雄的书，差不多从三国志起一直到水浒、征东、征西都是帮助一个皇帝或类似皇帝的野心家打天下，一个模式的。只有七侠五义却另换一个组织，所叙五鼠，各有专长，格局极像侠隐记。我疑心这部书和侠隐记有关系。』
　　「我问：『这关系从那里来的呢？』她答：『这部小说不过是五六十年前的作品，我恐怕那时天主教徒已遍满各处，难得无教徒谈起侠隐记的情景来。有些文人听在肚里，就中国的情形做出这部七侠五义来。』
　　「女士这段议论，虽然毫无根据，觉得缥缈得很，不过事实却也有一条路在那里面，不能说它绝对没有的事。
　　「女士这种思想很觉聪明，充满了imagination。我觉得听了这些话，影象上非常的好。」
　　父亲对苏女士第一次见面就在日记中写了这样长长的一节。隔了几天，苏女士又来信给我，约我父子到她教书的沪江大学去看她。父亲在日记里竟把苏女士的来信全抄了上去。苏女士来信中间的一段说：
　　「我很欣幸的上次和张若谷先生拜访尊严，得晤文艺泰斗病夫先生与先生，以後我曾写信给张君说：见名人如游览名山大川，可以开拓心胸，发扬志气。我虽然没有和他们父子深谈，但我已得了一个深刻不磨的印象。」
　　下面连约晤的絮话都抄进了他的日记。我们如约往，她除导游沪大全校之外，又复跟我们长谈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临别时把她的中国旧体诗集送给了父亲。不料，父亲回家展诵了这本诗集，拍案叫绝，说这是现代难得见的好手笔，立刻在它的诗集上提两首七绝当作评语连诗集寄还给苏女士。这两首七绝道：
　　「此才非鬼亦非仙，俊逸清新气万千，若向诗坛论王霸，一生低首女青莲。亦吐风雷亦散珠，青山写集悔当涂，全身脱尽铅华气，始信闺中有大苏。」
　　「女青莲」，「闺中大苏」这样高估的评语，父亲生平对评诗的标准极严，绝不会轻易给人的。名震诗坛的他的表弟杨云史，父亲还说他的作品，不脱旧套窠臼，算不得一流诗才。今对苏女士如此倾倒，真是难得。但是我想，假定父亲还能活到今天，看到苏女士能发掘屈原的「天问」，与李义山的「药转」，这些千古文人没有一个人能看得懂的神秘，变成人人都能欣赏的佳作，还不知他老人家要如何赞美哩。
　　实际，父亲所悬朌出现的女作家，并不是像苏女士这样学问渊博的作家。当然发现这样的作家使他感到开书店有此收获，是出乎他意外的成功。但，他开书店在女性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期待，那就是希望能产生一位法国式的沙龙中心女主人。这个女主人并不一定自己是文艺家，可是有欣赏文艺的能力与兴趣，因此，它就由文艺家大家共同的爱人转变而成文艺活动的中心人物。父亲经常在跟文艺朋友们谈话中，希望大家动脑筋找寻这样一个人。有人建议郁达夫的爱人王映霞可以当选做这中心人物，可是，仔细检讨她专心一致跟达夫搅恋爱，心无旁骛，决没有兴趣搅这玩意儿。有人提徐志摩的爱人陆小曼，的确，我跟父亲常到志摩家里，知道小曼喜欢唱平剧，家里养一位平剧老师，自己也曾硬拉了几位文艺界的朋友经过短期学习就大胆登台彩排了一出「三拉」，或者可以鼓励她做这中心人物了。可是，她忙著对志摩一人运用恋爱游戏，再也没有工夫作其他社交活动了。父亲这才死了心，确认中法两国国民性的不同，绝对无法把法国女性可能发展的生活方式来强迫中国女孩子摹仿学习。
　　不料，父亲对这期待心灰意懒绝端失望之後，在我们合译的「肉与死」出版了不到两星期，他突然接到一位女士名刘舞心给他的一封信，自述是在一座天主教教会学校读书之後，自述经老师的介绍读过这本原名「阿弗洛狄德」的小说，现在见到这本书译成「肉与死」，表示仰慕钦佩，跟著就根据此书精神表示了她对恋爱的看法。父亲读了这封信，第一个直觉反应是欢喜若狂，中国竟还有这样符合他理想要求的女孩子。可是，仔细琢磨，已认为不可能者突然变得可能此中必有蹊跷。刚巧，邵洵美跟张若谷来访，父亲尽量对他们两人笑，他们木然。又掏出这封信给他们看，并且笑著说：「这笔迹很熟，但想不出是谁写的。」实际，父亲对笔迹，已疑心这是洵美弄的玄虚。因此，这一说，默察洵美的反应，已经自认这疑心有了八九成是正确的把握。他就轻描淡写地说道：「这位小姐的老师实在也太聪明了。」
　　可是父亲不管这件事是真是假，他宁愿确认其为真来保持这故事的美与幻。因此，他把刘舞心的来信与自己写了一封长长的覆信，一并在真美善月刊上发表，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坛佳话。
　　这故事的发展并不停止在这里。隔不多时，有一天，刘舞心女士忽然出现在真美善书店棋盘街的发行所里。她竟是一位十分娟丽动人的十八九岁小姑娘，说要见东亚病夫曾孟朴先生。店中人告诉她，孟朴先生不在这里，她很懊丧地留下一个字条，向我父亲表示失望，并说自己明天就要跟姑母到苏州去，不知什么时候再会到上海来。它走了不到半小时，我走到店里，闻此新发现，立刻电话告父亲，把他快要化解的疑团又重加上一层浓雾，又好像刘舞心真有其人。於是他提起笔来又在真美善杂志上发表了他给刘舞心女士的第二封信，信里并且要求她写寄文章。
　　那时候张若谷正为真美善杂志编一份「女作家专号」，立刻接到刘舞心的一篇小说投稿，同时父亲竟接到刘舞心从苏州寄来有地址的信，表示如命遵办了。父亲接信後，特乘真美善书店经理伍际云返苏之便让他带了一本精装的「女作家专号」，由自己签字赠送，嘱伍先生按地址亲访面交给刘女士。伍先生到苏如嘱持书去，不巧刘女土刚吃人家喜酒不在家，伍先生已定要晚车回上海，只能把书留下没有见到刘女士。
　　这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直到父亲弃养後，邵洵美才自鸣得意地写了一篇「我和孟朴先生的秘密」揭露这段故事都是他一手导演的喜剧。刘舞心女士根本没有这个人。刘女土给我父亲的信和她投稿的小说都是洵美的手笔。到书店里来访问的那位小姐是他的表妹，根本没有到过苏州。在苏州寄他写好了代为付邮的信与伍际云往访未遇的这些勾当是他与另外一位住在苏州的朋友合作的把戏。洵美兄娓娓道来，好像我父亲真天真地信假为真，没有发现他在那里故弄玄虚。实际，父亲早就猜到这是洵美在後面做导演，可是真要搠破了，让这美丽的故事无疾而终才真是令人扫兴只有傻子才会干的事。正真了解父亲的邵洵美是在帮助父亲在他的幻想里制造一个他求之不得最适合他理想要求的女孩子。父亲会无情无理的毁了她吗！他故意写两篇覆信先後发表在真美善杂志上，来表示他深信这故事的真实，藉以永远保持这故事在他幻想里像「肉与死」一样的有「梦的缥缈之美，醉的惝恍之美」。这真是他们两人游戏人间制造出来的杰作，也是我父亲广交文友最後的结晶。
　　以上所述是父亲开书店第二个目的广交文友的简述。真美善书店的经营，一开始就不以赚钱为目的，父亲交给我办，我全心全力帮著父亲达成上述两大目的，可以说没有花多少精力在做生意这个角度上动脑筋。可是，开店不注重做生意，这个店能维持多久呢？因此到了民国十九年的冬季，店务日见拮据，我们不得不从马斯南路的小洋房搬到小沙渡路松寿里的平房里做真美善书店的编辑部了。一直支持到二十年的秋季，父亲接受家人的劝告，回常熟老家休养，我也以办真美善书店小小增加了在文艺界的知名度而应了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之职，不得不结束我办真美善书店的业务了。实际检讨，真美善书店那时候，十万元现款虽将告罄，实际多变了积存未销的书与外埠书商批货不付钱的大批欠款，倘然我真认真做生意的话，只要在金融界打开融资的路线，对批销营业订定严格合理的办法，只须多动些脑筋稍加凋整，仍可重整旗鼓，继续发展的。但，我志不在此，父亲既有返回老家的决定，我就没有独自保持这书店的必要，於是，检点存书盘给一家同业，外欠积帐不了了之，就此结束了我们父子同窗开书店的生涯。

　　第四节　陶谷之春

　　开书店的生涯虽然结束了，跟上来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书的一段时间该算是我一生文学生活的尾声，也有在这里追记的必要。
　　从喧哗热闹的真美善生活转变到幽雅宁静的陶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自提的雅号）生活，真是一个大翻腾。陶谷环境是绿草如茵，浓荫如画的一个大花园。我在这里面，除上课外，经常在办公室里跟一个或两三个热情求教的女孩子娓娓长谈，经常还给微风送过来的其他女孩子的琴韵歌声美化了我们谈话的气氛。因为，陶谷有导师制，每一位老师课余应负责指定几个学生的辅导工作。辅导范围是无限的，从学问到生活有关的任何问题都可谈，因此就有谈不完的话绪了。今日回想这一段生活环境真可说是人间罕有的仙境。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长吴贻芳为什么选定我来担任这个中国文学系主任的职位，也有她的特殊理由。因为，金女大（这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般惯用的简称，下同此）是一家像圣约翰大学一样的美国教会创建的学校，所请的教授多数是美国人，开教务会议就不得不用英语，那末，邀请中国文学系的主任的条件，除精通中国文学之外又带上一个能讲流利英语，才能让他参加教务会议有发表他意见的发言能力。因此才选中了我。
　　我做系主任之外，一下子就为自己开了「中国文学史」、「诗词研究」、「翻译研究」和「小说研究」四门课。此中特别以「小说研究」我最卖力，自己撰稿尽量发挥我写小说的理论与技巧。我特选「红楼梦」做我研究的范本。一个青年男教授在女子大学中大讲「红楼梦」，可以算是我的大胆作风。这作风引发了女同学们的好奇心，每次讲这门课除本班学生外，课室中挤满了旁听生，坐位不够，有许多站著听完一小时多不肯中途退出。
　　我讲「红楼梦」是认认真真讲的。一开始我就斥一般研究「红楼梦」之所谓「红学」者都在死啃作者曹雪芹的生活背景与写作动机，都讲了些不涉问题核心的废话，真要研究「红楼梦」应研究它的本体，它的内容；研究它的结构方法与描写技巧。因此，我先讲结构方法。我认定曹雪芹写这本书的中心意识只须用「盛衰聚散都成梦幻」八个字可以尽之。在这书里，他以两条事件体系交织发展来表演他这套中心意识。两条事件体系，一条是表演「恋爱失败」的「宝黛姻缘」，一条是表演「家庭崩溃」的「贾府盛衰」。我就根据这个纲领逐回研究，看作者怎样错综复杂地把这两条事件组织发展以达成表演其一切都成梦幻的最後目标。可惜为时间所限我只评讲到第二十四回学期已经结束了。因此，我想讲的结构部份只讲了一半，至於还有另外描写部份只能咽在我肚子里成不能消化的僵块了。
　　在金陵女大教书生活中另一使我不能忘怀的旧事是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这五天带著大群女生乘著两节载货火车（因为可以打地铺故特选坐货车）作泰山与曲阜之游，又为我生活打开一条从来没有尝味过的新滋味。坐货车，一节是给我与沈寿宇以及几位同学的父亲专为男人们挂的，另一节是全部女生挤在一起用的。特选货车的作用，大家好把带来的被褥铺在车底当床睡。这是一个好主意。可是，真睡上了，耳贴车底听车轮的滚动震荡如雷，那里有入睡的可能。可是，我们决不因失眠而减少了游山的兴趣，反因为起床後奔到女生车上参加她们带来的丰富早餐，说说笑笑，平添了许多登山群乐预感的兴奋。
　　泰山游我有专文收入我的「屐痕心影」文集中，不想在这里再复述了。总之，此游使我引起了游山玩水的兴趣，曾与寿宇约，愿此後我们的足迹能踏遍全世界的名山大泽。
　　沈寿宇是我在金女大结识的一个终身不忘的好友。那时候，在金女大教书的男教授，连我算在里面只有四个人：一位是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任中文部主任的钱存训，那时他在金女大也任图书馆管理之职；一位是曾任台湾某水泥公司的总经理，现已过世的温步贻，那时他在金女大任化学教授；第三位就是我刚才说的沈寿宇，他曾任宋子安主持在旧金山营业的广东银行的常务董事，现在大陆，当时在金女大他是经济学教授。这位朋友很特别，他专长的是经济学，可是他真心爱好的是中国文学，特别喜欢吟诗填词，是一位纯纯粹粹的诗人。他也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因此我们就变成了莫逆之交的好朋友了。我每看他一个人睁大了眼睛望著任何一件东西，我知道他并不在看这东西而在编织他幻想中又一套美丽的梦景。果然，不久他会拉起笔来把这幻梦写成一首新诗。他就是这样一个令人莫测的沉默寡言的人，可是只有我能了解他沉默中的乐趣。
　　在金女大我结识的另一位终身不忘的好友是女生郭镜秋。它是我以导师身分辅导的女生之一。我上面已说过金女大导师制，无话不谈，故镜秋找我除谈文学之外，也提到它的生活问题，每遇困难，要我帮助她解决。那时候，她是困扰在父母作主难求合意的婚姻代沟的束缚中无法自拔。我要她坚强起来操纵自己的命运，她果然毅然决然的这样做了。金女大毕业後，到香港入香港大学，经一位英国老师的协助，把她带到英国，介绍进伦敦泰晤士报做打字员。它仍经常跟我通讯连系，叙述生活经过；我也经常覆信鼓励她，要她维持奋斗的自信心。果然，她在报馆里地位获得升迁而她英文写作得惊人进步，有一本自传小说竟成美国的畅销书。於是，一举成名之後，她被美国新闻处聘为职员，到美国过她的悠闲生活了。悠闲过度，一般传言，她有失检的行动。那时候，我刚因公到纽约，约她在她的寓所里彻夜长谈，以佛理劝她作人生的彻悟。同时，我又介绍她去看张澄基教授并听他的演讲。她是聪明孩子，不久就嫁了华裔的美国著名画家曾景文，成了他艺术活动最有力的助手。她至今仍跟我书信往来，慰我鳏居的寥寂。
　　金女大教书学年快结束的时候，时事新报与英文大陆报的创办人张竹平邀我创办一份夜报，我答应了，因此不得不保荐圣约翰大学同学刘麟生接替我而辞去了金女大中国文学系主任之职，也就以一整年陶谷之春结束了我的文学生涯。

第七章　初生之犊的大晚报

　　第一节　计画创新

　　我虽然在庸报做了客串式的记者一年，实际还是一个办报外行人。怎么组织编辑采访，怎么把握经理、营业这些办报必须有的常识，只在庸报初创时看到了一些皮毛，实际还是一窍不通。可是，意外地竟有人来找我办报，并且把经理编辑的全部责任交给我，在我当时，这固然是梦想不到的意外，可是，今天事後追思，这位建议朋友，却也可以说做了一次异想天开的冒险。
　　大概在民国二十年八、九月间的一天早上，身兼大陆报和时事新报两报董事长的张竹平，经当时已任大陆报总经理的董显光的介绍，突然光临到我新迁的法租界福煦路福煦坊的家里来了。张先生没有说上几句寒喧，就单刀直入提出这个建议，要我筹备一份有相当规模的晚报。记得当时我真有些窘，不知该怎样表示的好。办报是我梦寐以求的职业，可是对这行职业一窍不通的我，又怎样有勇气挑起这副担子来呢？我嗫嚅地承应自己量力，只能勉力担负主笔一部份的工作。想不到张先生坚持要把全部经理、主笔和编采的责任由我一力承担。他说，资本由他去筹划，其他一切全要我负责。他看著我踌躇不决的样子，才坦白地说出他的一番道理来。
　　他说，办报并没有什么精深奥妙的诀窍，完全只靠常识的运用。只要一个人常识够，想像力强，就可以锻炼成功一个理想的报人的。他以为当时的新闻界，积习太深，思想陈旧，在旧的从业员中找人来创办一份新报，总跳不出盘旋在他脑子里的那套老办法。老办法总是千篇一律的，人云亦云，不会有什么特色。他希望要办一份崭新型态异军突起的新报，所以要找一个没有办过报的人来负起这个责任来。
　　我听了他这套话，立刻感觉到彷佛显光兄在那里讲话，深切感到他是受了显光兄影响才会说出这样诚恳的一套话的。当然，新闻事业是我早已决定要走的路，现在放在面前的是这样一个任所欲为的好机会，因此就爽快地答应下来了。但，答应下来之後，再仔细琢磨，他要我办的是一份晚报，晚报那时候在上海叫小报，没有人看得起的。因为，下午出报只有半天时间给你采了再编，那里来得及，因此，那时的晚报都把日报上的新闻缩编改写，实际内容还是文人墨士要笔杆消遣没出息的刊物，虽称为报，实不足齿，故名小报，销数能达两三千已算成功了。现在我答应下来的是要办正正式式与早报能比一个高下的晚报，这不是应了上海人的一句土话：「冷镬子里想爆出热栗子来」吗？这句土话，是应著上海那时大家喜欢吃的「糖炒栗子」说的。栗子生吃不如炒吃，炒法是把黄糖拌在洗净的沙砾里放在热锅里炒到栗壳爆开黄糖渗入栗仁才拿出来吃。所以爆栗子必在热锅子里，现在说，冷锅子里爆热栗子，意指在不可能达成某种任务的环境中硬要达成它。在上海这样办晚报的环境中要办一份张先生要我负责办成的晚报，不正是冷锅里想爆出热栗子吗？我竟不加考虑，一口气把这担子挑了起来，能说我不是一只不畏猛虎的初生之犊吗？
　　没有经过几天，张先生就在大陆报馆里腾出一间小屋子做我晚报的筹备处了。第一个问题要找班底，新报用新人，我决心不向新闻界去找人。编辑部门十分便利，有透过真美善杂志结上文字缘的一班青年写作家，先後邀到了汪倜然、金摩云、邵宗汉、周木斋、傅红蓼、姚志崇。经徐蔚南兄的特别推荐，任汪倜然为总编辑。不久又有热心研究军事学的文艺作家黄震遐，与日本帝大刚毕业回国的崔万秋先後参加，阵容相当完整。经理部份则请已在外国银行任要职之同学陈耀柱，辞去现职来做这新报的经理。於是一群对新闻学一无经验的青年，挤在大陆报的这间小屋子理，开始计画，开始学习，要在中国新闻界里打出一条耳目一新的途径。
　　我就凭跟显光兄创办庸报以及後来做一年记者所学得的一点办新闻的常识，以及主持真美善杂志所练习出来的写语体文的经验来领导大家作创办我们这份新报的集体研究。我们筹备的目的，一切要创新，一切要特异；恐怕要受新闻前辈的影响，竭力避免跟他们接触。於是，海阔天空运用我们的想像，经过三、四个月的研究，定下了下面一套原则。
　　第一个原则把这报定名为「大晚报」以表示这份晚报一站出来就以与早报同样伟大型态和内容与读者见面，绝非大家称谓「小报」的一般晚报可比，故特以「大」字为报名。
　　第二个原则是，全报各版，不论评论、新闻、副刊，全用语体文。可是语体文太累赘费辞，我鼓励大家努力学习写作精确简短的语体文。
　　第三个原则是，新闻要找读者爱看的新闻，因此，一定要有独立采访，不专靠外来稿件。编辑取混合制，读者认为重要的新闻，不论它是政治性的、经济性的、社会性的、或是国际性的，国内性的、地方性的，一律编在第一版上。并且还采用留头断尾制，把重要新闻的头段都排在第一版上，尽量把尾巴拖到後面几版上。我更认定，晚报的读者大半是本市人，所以本市的新闻比较重要优先。
　　第四个原则是，评论要说读者想说的话。并且评论也跟新闻一样有时间价值。一样一句话，一个意见，人家说了我再说，就失掉了它的新鲜味。因此，评论一定要跟新闻配合。换句话说，今天的重要新闻边上一定要让读者找到记者对这条新闻的意见，同时这意见也就是读者想说的意见。
　　第五个原则是，副刊必需分成两种型态。一种是供给爱好文艺的读者们做他们研究和发表的园地。另一种是供给一般小市民欣赏玩味的读物。前者比较严肃，却要精选上品，保持本报的身价；後者比较轻松，却要不流儇薄，保持本报的通俗。
　　定下了这五大原则之後，我又带著大家研究编排的技巧。我定的最初一个计画，想把中文报学著西文报把报栏横排过来，因为我觉得这样编排醒目是西文报的特长。但，经过几次试排之後，发现横排实在费劲不容易办得到的。於是放弃了这过份剧烈的改革计画，结果只把一个报头横了过来，给中国新闻界开了一个横报头的创例。
　　放弃了模仿西文报编排计画之後，日文报变成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的兴趣集中在标题的编排方式上。我们发现标题排得好有两大原则：第一要多留空白，使读者不生挤得透不过气来的感觉；第二要各种字体错综配合，好像一幅图画。这的确是一个艺术问题。当时我们这班死心眼儿的青年们，竟把日文报纸各种类型的标题方式，一一描绘下来，把它分卡编号，以便随时参考采用。更有几位同事自己独具匠心创造出一个新型来，倘得大家同意，也把它写上卡片编号存起来。後来我们编辑时得力於这些卡片的地方实在很多。
　　我室内筹备工作有了些眉目之後，再进一步向外发展去。最使我困扰的一个问题是上海那时候还没有一家像样的晚报，因此任何通讯社都不发午稿，就是外国通讯社像路透社合众社，虽有英文午稿但不供给译稿。独立采访本来是我决定的原则，可是一无凭藉，字字要自己采自己写，究竟是十分棘手的问题。我因此指导大家分头去摸索各报现有的采访网。经过两个星期摸索的结果，我们发现上海各报的采访，除掉了政治新闻各报各有一两个记者活动之外，其他新闻都由一班与报馆无关的游民垄断包办了去的。我们当时无以名之，名之谓「老枪记者」，因为这些记者大半都是些一榻横陈的瘾君子。他们各就各的关系分成几个集团，走法院有法院集团，走捕房有捕房集团，各色市场有各色市场集团，南市有南市集团，闸北有闸北集团，真是五花八门万分复杂。他们的惯例，大都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每一个集团都有指定的茶馆，大家吃茶会面，各人拿出自己的新闻凑合在一处，推定一个人编成一个通稿卖给各报馆。所以各报馆出同样的代价向他们购得同样的新闻。
　　倘然我肯出相当代价向他们买稿必然办得到的，可是我认为这一个垄断新闻的集团，应该就是我要斗争的对象，决不愿跟他们妥协。但我们的斗士那里来呢？大家商议的结果，决计登招请分门别类的外勤记者：我们分政治、经济、社会，与租界、南市、闸北各项部门与地区分别登记，十天之内报名人数多至八十余人。我们不取出题做文章的方式，我们用实际工作的成绩来选拔真才。所以选拔工作一直保留到规定了出版日期前一星期作试版练习时才实行。在试版练习那一天，我们通知报名的八十余人全部在晨八时前齐集报馆。我们就个别登记的部门与地区，派定每人采访路线，略予个别指示，即令分别出发，各找门路。到了中午，八十多人分别回来抢著写稿送编。一星期试版练习的作用，一方面使我们那些外行编辑学习编辑拼版，另方面给这八十多位报名采访者一个严格的工作考试。到了试版练习结束的那一天，编辑者技术已告纯熟，而采访部已经在八十多人中分部门与地区选定九人而同时成立了。这九个外勤记者树立了我们独立采访的基础，打倒了「老枪记者」几十年独霸上海新闻网的局面。
　　在编辑部门有了一些布置之後，我再进一步研究到发行。晚报发行应该注重本市，因此我第一步著手调查本市各报的发行现状。经过了两星期分头调查的结果，我知道，上海当时的大小各报部由一个所谓「捷运公司」包办的；而这个「捷运公司」在幕後操纵的就是申报新闻报的老板。换一句话说，当时各报纸的销路，多多少少操纵在「捷运公司」的手里，也就间接操纵在申新两大报的手里。当时的晚报已经不在一般报贩的眼里，更何况是一份初出茅庐的晚报，更何况这些报贩是控制在两个权威同业的手里，这的确是使我十分焦虑的问题。
　　经过详细研究之後，我决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我必须要有独立的本市发行网来跳出「捷运公司」这个垄断网。我的计画经过与同事们讨论测验之後，最後决定是这样的：我们把上海市分成十六个发报区，每区登报招请一人做我们派在该区的发报员。这些发报员的录取，以年轻干练并具有殷实铺保作标准。发报员录取之後，再嘱每一个发报员回到自己本区组织他自己的发报网，人数多少，由他们自己决定，不加限制。
　　这个发报组织成立之後，我进一步研究发报的办法。我的办法是很简单地包括在一句口号里，那就是：「照价购筹凭筹领报」。怎么是照价购筹呢？我们先制就十六区领报的竹筹，每根筹上烫上报馆的硬印与领报的份数，从几百份起到几千份不等。这些领报筹是放在本报的出纳部的。报纸发行的那一天一清早，十六个发报员就应该在他自己的发报区里，召集全部报贩，每人付款认销多少份。他收了款就给收据约定到下午发报时在原地凭据领报。他就汇齐本区认销的全部现款，到报馆来照价购筹。到了下午发报的时候，他就到发报处凭筹领报。报领到了手，坐了自己的自行车把一捆报送到他自己发报区内约定地点（业务有基础後，由报馆以卡车划定路线分送各区）。那时候，他区内的全部报贩早在那里恭候了，他就凭据发报。此外还有两点要说明的。第一，发报员给报贩的是百分之二十的利润，报馆给发报员的是百分之十的利润，这是铁定的，在缴款时扣清。第二，发报的先後是以距离远近做标准的，远的先发、近的迟发，务期读者得报没有太大时间的差别。
　　这个计画我订定时很得意，出版前练习结果也觉得十分顺利，到後来正真实施时却遭遇了严重难关。这难关是想得到的，那就是「捷运公司」的阻挠。这个「捷运公司」不独有报业钜头做老板，并且是一个当地流氓的结合，曾某何人，竟敢跳出他们的控制另打天下，当然决计不甘心的。所以，在发刊之前，我早已风闻，他们准备有一套剧烈斗争的场面。我知道这个消息，尽量四面张罗著，做种种应敌的准备，结果，第一天发刊仍旧遭遇到惨痛的失败。
　　我们筹备得这样兴奋的时候，时局也跟著一天天紧张起来。蒋公介石受环境的压迫，辞去中央领导职位而下野，日本军阀乘此机会由女间谍川岛芳子设计制造我抗日青年怒杀日本和尚事件，日本人跟著放火焚烧了扬树浦的三友毛巾厂。日本海军增派军舰赶来上海，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制止抗日运动并解散抗日团体，否则他们就要自由行动，上海租界内充满了各方面逃难的人，大家以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无可避免，立刻要爆发了。
　　张竹平就在这个当口气急败坏地奔到我们的筹备处里来，拉著我到隔壁的一间小屋子里，喘著气对我说道：
　　「你赶快把晚报的筹备工作结束了吧。我昨儿晚上奔走了一通宵，徵求许多股东的意见。他们都以为上海已经乱成这个样子，谁还有闲钱来办报呢？不独没有缴款的股东再也不肯缴，就是已经缴过的还要求我退回股款哩。希望你赶快给我一个预算，遣散这一批约来的朋友，我已经决定不办晚报了。」
　　这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把我怔住了。我镇定一下自己紧张的情绪之後，才有条不紊地把战争爆发之後市民们正一分一秒在期待著要了解战场发展的实况，假定我们跟抗战的部队密切配合，使市民们能立刻知道当天的战况，这特别是晚报成功的好机会，安能放弃。可是竹平兄又反问我道：
　　「你没有看见今天马路上的公司行号，家家上板门，人人想逃难这种慌乱情形吗？报纸的收入靠广告，将来市面凋零，谁还来登你的广告，难道你只想靠发行来支持你的开支吗？」
　　这句话，正触到我要向他解释的一个核心问题，於是我就把我早就准备好的一份估计单算给他看。我预计，假定报纸能够销到三万份，就可以不靠广告收入，单凭发行来维持我们的开支了。他仔细研究了这份估计单，最後承认我估计得正确，可是他还是笑著对我说道：
　　「曾先生，我佩服你的勇气，可是我不能不批评你太天真了。晚报的销路只凭本市，你知道现在上海各报本市的销数吗？老牌新闻报在上海努力了几十年，它本市的销数还无法突出三万份的限度，其他申报、时报、时事新报更不必说了。本市日销三万份谈何容易，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上海各报的销数，我本来就有了一个正确的调查，因此我承认竹平兄的话是正确的。可是，为了实现我的理想，我和我的朋友们既已费了四个多月的心血，再加上时局紧张的刺激，使我感到这一个为国家民族服务，跳进抗日阵营贡献我报国力量的机会是无论如何不肯放弃的。於是我向竹平兄提出最後的条件道：
　　「我知道日销三万份的目标是不容易达成的，并且我也了解你的困难，在这银根奇紧的关头，收集股款已不是容易的事情。可是，我希望你仍旧能够接受我一个要求，给我一个尝试的机会。那就是，以两个星期做试办的期限。假定我能够在两星期内把这份晚报推销到三万份，你就可以信任这份报有自给自足的能力，不劳你过份烦心了。假定不能的话，我承认我试验的失败，必要时，我愿意跟你平均负担这两星期试报的损失。」
　　竹平兄就这样给我说服了。可是，我的筹备工作因为这样一个中途的突变，彷佛站在背水阵前的冲锋队，不成功即垮台的紧张使我废寝忘食。
　　仓卒的决定，紧张的部署，我决定在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淞沪战爆发前一星期）发刊大晚报的创刊号。编采方面因为有一个星期的试版练习，已经得到驾轻就熟的效率，如期截稿，如期上版，如期出报，一点不会生问题，不料创刊第一天竟在发行上遭遇到意外的挫折。
　　我在前面已经详细讲过我自己组织发行网来打破「捷运公司」垄断上海报纸的计画，并且准备好在发刊那一天应付「捷运公司」的一套斗争战略。可是，紧张战局把我的计画与战略全部打垮了。因为，我计画把上海划成十六个发报区，每区派定一个负责的发报员，这个初步的人事部署虽已完成，可是发报员在他负责报区里的组织却没有一点把握。因为战局紧张，大家忙著避灾逃难，实在不容易找空闲人来做报贩子。创刊日期迫在眉睫，我饥不择食，不得不牺牲原定计画，找「捷运公司」讲合作条件。
　　我们自组发行网的计画是在我们相互警惕自认为绝对保守机密的警戒中进行的。谁知道「捷运公司」早有风闻，准备好破坏我们计画的种种设计。现在我们找他们帮忙，是天从人头的自投罗网，他们当然不肯轻轻放过这个机会。当我找他们代表低声下气恳谈的那一天，我忍痛提出愿意赠报三天，一切收益全归「捷运公司」所有，但求他们协助推销的建议。我准备他们会提出不可想像的条件来打击我。想不到这位代表竟表示了江湖上患难相助的仗义姿态，拍著胸膛说：「大家在患难中，拉一把交个朋友，你怎么说，我怎么办，大家合作的日子长著哩，什么报酬不报酬，免谈！」
　　焦虑的问题，能这样爽快解决，真出乎我们这几个少不更事青年的意外。於是，我对发行问题放下了一百二十个心，集中全力在编采的筹备上。一月二十一日创刊号发行的那一天，下午二时规定出报之前，经理部门经常跟「捷运公司」联系，一再得到他们的合作保证。可是，到了下午一时，开始感到事态的异常，因为在望平街规定发报的地区，看不见一个报贩的影子。再用电话跟「捷运公司」联络，电话没有人接；派人去，找不到一个人。直到二时，我不得不动员我自已训练的十六位分区发报员，临时拉夫，分派上市，已过夜市时间，没有多少人看到大晚报的这份创刊号了！
　　「捷运公司」这套釜底抽薪的办法的确在大晚报创刊的这一天把我整惨了。可是，吃一次亏学一次乖，他们这样的狠毒，警告我已经踏上肉搏战的战线，立刻准备第二天的迎战。我就在当夜，召集训练好的负责十六报区的发报员，计尽明天就实施我们原定发报的计画。我虽知道，战局紧张中不容易找到报贩子，但，同时提醒他们，在这紧张空气中卖晚报却是最容易赚钱的行业。我把原来准备赠报给「捷运公司」的三天期限扩大到一星期，透过各区发报员赠送给全体报贩们。换言之，这一星期内每一个报贩每天拿到几份报卖得的钱都是他的。我劝告发报员，他们应在这一星期内尽量让报贩得到全部销报的收益，让每一个报贩多销多赚，对推销大晚报发生浓厚兴趣。发报员就可借这一星期的赠报在他负责的发报区内打定大晚报的发行基础。我这建议说服了十六个发报员，他们愿意照我的办法回去连夜整备，明天就按照这设计切实实施。
　　我第二天成功的兴奋打消了第一天失败的沮丧，从此坚定了我自己发行计画实施有效的信心。当然，以上海报业钜头做老板，并由上海流氓集团做群众的「捷运公司」，决不甘心让我闯开他们的藩篱自由活动不加干扰的。可是，报纸销路的扶摇直上，每个报贩获利的丰盈，加强了大晚报跟自己报贩间的团结，自成斗抗垄断势力的力量。因此，此後我跟「捷运公司」的斗争逐渐成了势均力敌的平衡，再也不受他们一面倒的压力了。
　　大晚报是上海，也可以说是全中国第一份自己有采访网的晚报。一般市民，下午四时就可以看到当天上午发生了什么新事件还是一种新经验。更何况在这当天战谣充斥了全市，希奇古怪的街谈巷议使得大家奔走探索要求证实。大晚报就贡献了满足市民这种要求的服务。
　　使大晚报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上海市在淞沪战中所有的特殊情况。那时候，上海有租界，是战争不会波及的避难所。因此，不独本市以及附近居民之住在南市、闸北、吴淞、真茹者都挤进了租界，就是沿京沪线，淞沪线居民也搬到上海租界来避难，致令上海人口突增了好几倍。这些人都是大晚报的基本读者。
　　上海租界的隔河对岸就是战场，陆、海、空的激烈战斗住在租界里的人都可听得到，甚至看得见。大晚报创刊了一星期之後，淞沪战立刻爆发。那时候，停在黄浦江里的日本出云舰变成了敌人指挥作战的大本营，隔一条苏州河对岸的闸北就成了两军作战的战场。住在租界里的人耳听隆隆的炮声，眼看战斗机在头顶翱翔，有时还展开热烈的空战，高射炮的流弹有时飞过屋顶打伤了邻居的小孩。高涨的情绪构成吸收消息的饥渴，大晚报下午四时一上市，立刻一抢而光。销数直线上升，两个星期不到已超过了五万份，不独超过了我们的预测，并且创造了中国报纸本地销数的新纪录，这一个意外的表现不真应了上海土话「冷镬子里会爆出热栗子」的奇迹吗？於是，张竹平高兴得跳了起来，股东们也抢著投资，大晚报才打定了它起步的基础。

第二节　士气如虹

　　以训练落後，配备陈旧的国军对抗一切近代化的日本军阀海、陆、空配合进攻的侵略军，那时在出云舰中指挥作战的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以为几小时内就能击溃中国抵抗占领闸北，国际观察者也以为这样以卵当石的态势，最多也不出一星期，中国部队一定给打得落花流水。不料我国军竟能挺住阵脚，越打越有精神，作了前方士气後方民意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惊人表现。大晚报是在这狂潮中茁长而作了传播煤介最有力的贡献的。
　　大晚报一月二十一日的创刊号虽受了「捷运公司」的阴谋受了打击，经我动员自己的发报网，第二天，一月二十二日仍能照常出版。这几天正当日本制造事变达最高潮，人心惶乱，个个人急求时局发展消息的紧张阶段。我很幸运地获得追求消息最正确与最迅速的一条线，因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是我圣约翰大学的同学，透过他的关系，我又跟当时市长吴铁城建立了直接交谈的友谊。吴市长那时候是跟日本交涉谈判的主持人，故他是掌握时局关键转变的第一手。
　　盐泽一到上海就在第二天，一月二十三日在日报发表宣言，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制止全国抗日活动，解散全国抗日团体，否则他要自由活动。吴市长奉命与日本总领事交涉。大晚报每天把交涉进行的确实内容详细报导渐得读者的信赖。吴铁城跟日本总领事谈判，日方幕後主持实为盐泽少将，坚持实践他「一二三」的宣言不肯作任何让步。吴市长无奈於一月二十七日会谈时全部接受日方要求。日方要有书面答覆。吴市长派俞秘书长鸿钧在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时四十五分亲把覆文面交日本总领事。日本总领事表示满意。吴市长以为大功告成，连日疲於奔命，劳累不堪，埋头就睡。不料日海军司令盐泽不顾外交谈判已有结论，竟在报上发表它给上海市政府与公安局的通牒说日军为保护日侨决派兵到闸北，要中国政府撤走国军。我在夜十时左右见此日报急电话找市长，市府人员说市长熟眠不敢叫醒。我说有要事报告，非叫不可。吴市长闻讯骇然，以为谈判已得日领满意，且未见日军方通牒。不料我们电话未断，日方乘夜进攻闸北的军事行动业已开始。其致市政府的通牒到了晚上十一时二十分才送到市府。
　　我们事後了解，日军此次攻沪并非政府决策而是日本海军看著陆军在华北的横行得势不禁其嫉妒之心，想不等政府决策，在上海一击而成海军侵略起步的既成事实。因此，盐泽这次发动的实力，实际只有海军陆战队三千人，在乡军人五千余人，飞机四十架，坦克车十几辆与兵舰二十余艘。
　　上海当时苏州河出口到黄浦江处有条桥叫白渡桥，过了桥的租界全是日本租界俗称虹口。日军登陆有自己的租界作基地，分三路进攻闸北，两路皆以北四川路为出发点，一路进攻浙沪铁路天通庵车站，一路进攻宝兴路；另一路则以虬江路为出发点进攻宝山路。时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正在真茹指挥所，接到闸北警报立即下令全线抵抗。十九路军土气旺盛，日军出乎意料之外竟被迎头痛击。日军更想不到在闸北市区的街道巷街中，重武器不能发挥威力的。他们的坦克车驶进了街道中，竟笨重得无法发挥其攻击力量，矫健的中国兵有房屋掩护反能得攻击便利。有的中国兵冒了生命危险攀登他们的坦克车向车内投进手榴弹炸毁全车，更有的爬上屋顶向日本坦克车投掷手榴弹，也会命中要害毁了它，更有若干地区的日军给中国兵包围住了全被歼灭。日本空军从他们的航空母舰起飞向闸北投弹助阵，屠杀了大批平民，无补其地上部队的作战。两军激战了一夜到十九日天明，阵地没有改变可是日军的伤亡十分惨重。地上部队的攻势已成弩末。二十九日一整天是日本空军在闸北上空滥施屠杀表演其惨无人道的凶暴行为。他们不择手段无目标的轰炸使宝山路一带火焰冲天，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都被轰毁。
　　大晚报发刊後两三天内就风行一时的主力是重要战局发展的报导既正确又迅速，发挥了晚报最大的功能。它所以能然的原因是掌握到消息来源的两条线：第一条线是我自己与省政府透过俞鸿钧秘书长的关系建立了拿起电话就抢到最新消息的便利；第二条线我应该特别介绍帮助大晚报建立它报誉的第一功臣，黄震遐兄。震遐兄是全凭自己苦修苦读培养而成的军事学家。他熟读许多战史，最专长的是拿破仑一生的战史。他能把拿破仑一生所打的重要战役，每一次如数家珍地，如何作业、如何攻守详详细细绘出战图来解释给朋友们听。他是至今我还没有遭遇到同样能力的一位理想的战地记者。同时他又得军校出身的饶谷公的协助取得与各军指挥的连系。日军一开火，他们就向真茹十九路军司令部奔，得到战况立即在十二时前赶回报馆，由震遐兄在截稿前不到一小时中，除写简要战讯做头条新闻外，又要写战况专栏，详速战事发展。其作文绘图下笔之神速令人惊叹。此後战局发展，阵线展开，日军增援登陆吴淞，十九路军第一百五十六旅旅长翁照垣固守吴淞炮台，不胜日军攻势，且战且退，震遐兄每日乘所雇云飞汽车在路绝行人的公路上赶访翁司令，单车疾驶几次为日舰发现开炮追击，幸免丧生，间不容发。但震遐兄仍勇往直前，不因受惊而裹足。所以说，那时候人手一纸的大晚报是震遐兄忠勇作业换来的成果。
　　盐泽轻敌以少量武力作攻占上海尝试，给十九路军的奋勇抵抗，後继无力，可是既打上了担不起丢大日本帝国面子的罪状，於是想出了缓兵之计，一面向国内急请增援，一面接受英国总领事的调停，竟下令停战，跟我方代表吴市长在英国领事馆谈判停战条件起来。就这样拖了一星期，到了二月七日，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率领的海军第三舰队属於第十二师团的一个混成旅团与海军陆战队一千余人登陆攻占淞沪铁路蕴藻滨车站，经我军一个连长赵金声带著少数部队拦腰突击敌冲入车站的後续部队，敌军全部溃退。二月十三日敌偷渡蕴藻滨占领了曹家桥与纪家桥两个村庄我军七十八师师长张君嵩亲率两营轻装部队力攻之，日军败退。
　　日方的援军又给我打得溃不成军。而我中央那时候，蒋公已返南京受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全权指挥全国军事。时共Ｆ乘日军侵略战扩大的机会，增加其各方面篡夺的活动，因此立刻可以在凇沪附近调动的精锐部队无法太多。他只能选派第五军由俞济时为师长的第八十七师与由王敬久为师长的第八十八师立刻开到上海，参加抗战。
　　日本海军想争功，两次进攻都没有成功，自作主张闯了祸，最後大概政府决心改派陆军正式进攻了。他们第三次换上的指挥官是陆军中将植田谦吉，他带了第九师团到上海。这时候，我政府援军已到达前线，立刻展开有计画的作战阵线；第五军的两师与孙立人指挥的税警总团担任江湾至曹家桥之右翼防守任务，保持主力在大场。十九路军翁照垣指挥的一百五十六旅划出两个旅归右翼军。十九路军担任南市经彪华、真茹、闸北至江湾之左翼防守任务，保持主力在真茹与江湾间。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与八十八师的两个团划归左翼军。从这作战阵线看，此後的抗战任务是由这许多部队分别担任，可是，大晚报新闻报导只知集中全力为十九路军吹嘘捧场，奸像整个淞沪战役都是十九路军打的。今日事後检讨，我找到了所以然者的两个主因。第一个主因很简易：十九路军打的是左翼线，接近租界，不独记者采访近便，就是民众慰劳也占了近水楼台的优势。第二个主因却不是当时一般观察者所能看到的，那就是蒋委员长曾经有密令嘱政府派去的军队对外不许宣传来表示中央军不仅不是「不抵抗」的军队，并且顾到国家大局的利害，就是参加抵抗了也不肯居功。可是，我们大晚报这个初生之犊却因此犯了一个大错。我们把十九路军捧上了天，无意中养成了蒋光鼐与蔡廷锴等不可一世的桀骜病态心理，种下了他们闽变叛国的祸根！
　　日军植田谦吉带的陆军第九师团到了二月二十日上午开始以全力进攻我右翼的庙行，那里是我们第八十七师二百五十九旅防守的阵线。旅长孙元良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他率所部首当其冲的英雄抵抗，给进攻日军一个当头打击。当然，战局扩展逐渐蔓延到江湾、庙行，大场右翼全线，八十八师与税警总队也积极参加了作战。这次所谓庙行之战双方的装备兵器火力都够现代水准，日军第九师倾具全力进攻全线多点多次，始终只能胶著在他们原来的野战壕线上，无法进展。後来我们在日本的记载中发现他们形容这一场庙行之战，他们打了一场「苦战」。这是中国军队跟日本军队在第一次中日战争後的第一次正面接触，也是第一次给我军抗战实力以严重的考验。这考验的结果鼓励了「八一三」正式作战时的士气，提高了我长期抗战的自信心。太晚报在这战役中开始学到这次淞沪战我方军力配备的全貌。震遐兄带著谷公兄雇著汽车奔走於真茹大场之间，找俞济时、王敬久等求知军况之真相，返报作业正确与迅速，仍为上海当时传播冠。
　　植田谦吉无办法，日军方面不得不第四次换将来加强攻势。二月二十三日换上了陆军上将白川义则，带来了第十一师团与第十四师团，两个师团的兵力。这一次日军真展开了它近代战的全力，在二月二十五日起开始重炮、坦克、飞机陆空配合的全面攻势。先用飞机轰炸了五天，然後到了三月一日发动全面攻势，我右翼阵线开始有动摇的危险。不料，日军第十一师团又迂回到七丫口登陆占浏河，由背後夹击我右翼线。我右翼线不得不自动放弃庙行、江湾、闸北线，退守青阳江以西，昆山至福山一线。跟著国军後撤，日军就在三月二日发表声明说，他们已达出兵目的，愿意停战。
　　淞沪战至此告一段落，由炮火战转入外交战。但在结束追述这场炮火战以前，我还有一点要说明。实际当时蒋委员长早就料到日军有登陆浏河由背後夹击我右翼阵线这一著，并曾密令十九路军必须坚守浏河渡口阻敌登陆。不料十九路军奉令之後，不独置之不理，并在日军浏河登陆时，竟不待政府许可亦不通知第五军先自动往後撤兵，致令第五军无法再保持右翼阵线，不得不也向後撤退了。因此，我们事後检讨十九路军之对沪战，实有功亦有过，或者所犯过失之影响还大过其功绩。
　　这场淞沪战从一月二十八日到三月二日前後只打了三十三天；可是它的影响之大使整个睡狮般的中华民国受此刺激知道国难的严重从此把它的精神武装起来。我们清晰记得当战争剧烈进行时，战场上将士用命，奋斗牺牲，固然充满著可歌可泣的忠勇故事，就是在租界後方的民众也如醉如痴的劳军助阵，全力支援。这种军民团结，共赴国难的精神，实在是把这军力悬殊的战争，血战三十三天，经友邦调解打成平手的重要原因。实际，我军不败就是胜，日军不胜就是败，士气与民心的团结可以转败为胜，这是我这初生之犊受到的第一次宝贵教训。

　　第四节　功成身退

　　西安事变的报导提高了「大晚报」在上海新闻界的地位，同时也唤醒了大家办晚报也一样有在新闻界拔得头筹的可能。这样的成就当然引起了很多同业办晚报的兴趣，於是几个月间新发刊的晚报有四五种之多。此中最成为大晚报业务上的劲敌的有二，一是美商大美晚报增刊中文版，一是新闻报发刊的新夜报。
　　大美晚报的中文版，由袁伦仁兄主持，其采访网的周密与编排的新颖醒目，气势不凡，的确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劲敌。但，大晚报占先开风气的优势，这块老招牌的号召力还是深入人心；再加以我在军政双方拉上消息供应的线路，军事外交上的突殊转变大晚报经常能把握机先率先报导。大美晚报的紧逼穷追，提高了我们的警惕，敦促了我们的改良进步。
　　至於新闻报的发刊晚刊，新夜报，可以说是我的挑战引发出来的。当大晚报销数达到八万份高峰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销数已经超过号称本市销数独步上海的新闻报。但，新闻报还在那里大吹大擂说它的本市销数每天在十万份以上。因此，我决定干出全世界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家报纸干过的傻事，每天公开实报自己的销数。我决定商请上海总商会指定一位知名的会计师，每天到大晚报印报间检视印刷机上卷筒纸的消耗量来检对报纸的出报张数，签字盖章作证後，明日在大晚报第一张报头下面以红字刊印公布。同时，我发表启事说，这种每天公布由商会作证自己销数的办法，是报纸以诚挚态度取信於读者与广告客户应取的步骤，希望同业都能这样做。这是给新闻报一个无法照办的挑战，而大晚报也就因此确定了它销数领先各报的地位。新闻报受此刺激自不肯干休，才下定了自己增刊晚报来打击大晚报以为报复的决心。新夜报上市，广告折扣比大晚报大一大段，报价比大晚报便宜一倍多，显见其挟雄厚资本，不顾亏蚀，非斗垮大晚报不可的决心。然而大晚报得读者的拥护，「大晚夜报，夜饭吃饱」的童谣仍唱遍了上海的每一个角落，大晚报已打定了它不会动摇的基础了。
　　二十五年西安事变的报导，假定要把我的生活划一根线的话，是我自己办报生活登峰造极的阶段，跨过了这根线，我的兴趣另向高层发展，对大晚报的经营渐取淡漠态度起来了。要说明这转变，应从客观影响与主观觉悟两方面著手。客观影响部分是经显光兄转达蒋公要我参加抗日作战预示的感召，将在此後另作专节详述之。现在我要说的只是我创刊大晚报五年多来最後自省的觉悟。
　　在大晚所营业达到这样登峰造极的阶段，我想不到在组织上大晚报已跌入万丈深渊的谷底，再也爬不起来了。检讨所以致此的原因，我在一开始就答应张竹平，我办报纸只管办报，钱，由他去搅也就由他去管。他向我声明，大晚报是皆由他做董事长的时事新报、大陆报与中时通讯社四社之一，我不加注意，漫应之。万不料，这样的疏忽，我是犯了千不该万不该的大错，使大晚报跌入深渊爬不起来。我做事最大的缺点，生下来就没有数字头脑，在中小学中考算学总是最低分，甚至有几次不及格要补考。因此，要我看帐、查帐是使我最头痛的事情，不要说自己记帐了。怕看帐的结果就怕管钱，不管钱就放弃经理权。做生意放弃了经理权还做什么生意，因此我是生下来就不是一个做生意的胚子。所以张竹平说不要我管钱，正中下怀就一口答应了。我办报兴趣不在赚钱，而在办好一份每天有八万人以上争相欣赏的作品。这种「自得其乐」的人生观把我做人的态度定了型。我认为人生最快乐的时候是做成了一件艰苦工作，自我欣赏其工作成果「自得其乐」的那一刹那。新闻记者是最能享受这种快乐的人，因为他今天的努力明天变成报上的头条新闻，看著大家抢看的兴奋，他该怎样的「自得其乐」。新闻记者中尤推晚报记者是极乐的人，因为他早上的努力，下午就有千万人欣赏他的成果，还不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人吗？我是以这种心情在享受大晚报的成功，没有闲情顾到钱以及自己职权的高低与物质享受的厚薄。这不是我要自鸣清高，是坦白自供我人格成型的真相。若要检讨，这种人——超然物外清高的优点当然可喜，但在这物质文明功利主义高度发展的社会中，有这种性格的人能不被挤出竞存的圈子外面去吗？大晚报就吃了我这掌舵人有了这种性格的亏。
　　张竹平之经营四社是抱著做一个中国亨利·鲁斯的雄心在努力的。大晚报就在他这雄心的笼罩下永远做一个抬不起头的寄生虫。它这样发达，售报与广告的收入每年亦近千万，可是它到廿五年底整整五年经营的结果，编辑营业还都借时事新报一部分的房屋，不独自己没有独立的大厦，就连印刷也用时事新报的机器，自己没有自用的设备。究竟这大批赚来的钱到了那里去了呢？我虽没有管钱的兴趣，到了这样地步，自己良心的愆责，督促我非彻底研究一下不可了。
　　研究的结果，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发现。张竹平虽有亨利·鲁斯的雄心，却没有他丰盈厚实的财，更没有他经营管理的才，因此在他董事长控制下的四社四个单泣，只有大晚报一枝独秀每年给他赚进几千万的盈余，其余三个单位都年年亏损。四社的钱，他是打通帐一起算的，因此大晚报每年的盈余都填补了其他三单位亏损的无底洞，填洞不足，还背了不少的债。因此，大晚报业务上的蒸蒸日上，组织上却给四社拖下水一起沉到谷底爬不起来。在西安事变阶段大晚报登峰造极之时，张竹平已到了力竭声嘶不得不放弃其四社董事长的职位，硬拉上海闻人杜月笙来登此宝座，希望他能表演一套起死回生的奇迹。奇迹不是一呼即就的，杜月笙诚意想帮忙，还是束手无策。我倘然有心要挽救手创的太晚报，在这生死关头，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力争大晚报独立经营，不受其他三单位牵累。但，就在这个当口，我受了上述客观影响，兴趣另展高层，就甘心脱离这手创的大晚报不愿再作挽救它的努力了。直等到廿六年「八一三」第二次淞沪战争爆发了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我就辞去了大晚报总经理兼总主笔的职务，投笔从戎参加了政府的战斗阵线。综合检讨，我创办大晚报，组织的失败，我不应负责，那末，单就业务发展方面说，我还是一个功成身退的完人。

第九章　家庭开花阶段乐极生悲

　　第一节　开花阶段

　　我办大晚报从二十一年春起到二十六年冬，整整六年，就我私人生活说，譬诸植物，是我与馥创建我们的小家庭，到了坐而共享其撮展瓣艳，聚喷蕊香开花阶段的温馨了。在这六年中，大儿大宝由十岁长成到十六岁，入英人在沪创办的雷士德工业学校。二女妹妹由九岁长成到十五岁入上海工部局主办的女子中学。馥又在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了三儿堉（乳名小宝），大晚报六年期间，他是由两岁长大到八岁，尚在读小学。我对儿女向不主张疾言厉色的督责而倾向於打入他们的生活圈中，跟他们玩耍，跟他们说笑，在跟他们打成一体中以身教代替了言教，做一个猢狲主。因此，我家中永远洋溢著欢呼跳跃的声音，从没有严肃紧张的气氛。记得我们经常玩的是打乒乓球（现称桌球），把楼下客厅桌椅搬开，中间放一只乒乓球桌，照规厮杀。这游戏无形中教导了孩子们守规矩，力争上游的为人之道。孩子们看了戏回来喜欢学著戏台上枪来刀往的打著玩，闹得乌烟瘴气，我不独不禁止并且自己参加进去一起玩。可是，我参加有带头作用，怎样架式好，怎样分胜负，有了一套规格，使孩子们无形中学到什么事情都不能乱来的，循规蹈矩是做人最吃香的方法。这时候，不独三个儿女（小宝在下半段时期才能参加）是我回家的玩伴，三弟光叔就读於同德医学院，四弟叔懋就读於国立艺术专门学院专学声乐，五弟季旸就读於震旦大学，每到周末都到我家里来，参加我们玩乐堆；更增加了热闹。玩毕余兴，每每是我带了头到外边去上小馆子吃个痛快。
　　在这开花阶段中，我跟儿女们有这热闹场面，跟馥与其他家人也过了我一生中最快活的生活。父亲虽带著老姨太回常熟老家过他养花的生活，可是每年秋季总要到上海来住上一两个月，使我仍能在不时短促返常侍谈之余，继续我长夜聆教毕生难再的享受。母亲虽由二弟耀仲侍奉著同居，我和馥每周必往侍谈数夜；且常由馥献手煮佳肴或外出侍餐。但，在我们这阶段私生活中最快活的部分还是跟馥的母家每周末轮流作东的聚餐方式过得既热闹又有趣，使我终身难忘。
　　馥在吴家是三位哥哥，两位姊姊的么妹。因此，我们六房打总算起来，有十余人（她的哥哥都有两位太太）。我们最开始的周末聚餐方式叫「蝴蝶餐」。由六房轮流作东，可是东家不必烧全席，只需烧全席中的两道菜，其余十道，由其他五房每房烧两道，一共十二道菜摆在东家餐厅里大家吃。如此轮流作东，周而复始，转了两圈，正是，各出奇招，互别苗头，在六房主妇作烹调竞赛中，我们不动手的先生们享尽了不易轻得的口福。两圈轮流作东的「蝴蝶餐」吃厌了，记不得是那一位，另提新方式，经大家认可，从家里冲到外边去了。方式仍取轮流作东式，但挑的菜馆是要独一无二的好菜馆，点的菜要独一无二的拿手菜。因此，这竞争的责任，由太太肩头卸到先生肩头上来了。「独一无二」是没有标准的，各人唇舌有各人认定的「独一无二」，所以正确言之，应该倒过来说，「独二无一」才符合事实。实际做起来，轮到作东的那位先生，必事前找到他常吃的那家熟馆子的主厨，详商他的拿手菜，开一菜单，千叮万嘱只只要主厨自己动手尽量配料以求万全。这样用功夫的吃法，的确不必花大钱而可得最高吃的享受。吃了轮流作东两圈之後，上海数得出的几家好菜馆吃得无可再吃了，（因为我们规定吃一不二，不许重复的）我们的周末聚餐竟越界发展，先由江湾、南翔、真茹，推进到昆山、嘉兴，最後竟吃到苏州，无锡的船菜。可说是，每星期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吃喝玩乐，享尽了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以为这种生活是我一生难再的快乐生活，故以开花喻之。但，我知道很多人会说我是老好人：大晚报干得这样发达每年盈余超过千万，我这总经理兼总主笔最少也得住座小洋楼，坐辆自备汽车，可是，五年以来我住的还是小沙渡略松寿里那座弄堂房子，坐的还是那辆破旧三轮车，要谈享受，根本没有摸到边。说这话的人的确跟我的享受有不同的标尺，住洋楼买汽车我在六年中从来没有转过这种念头。因为，我的人生观除了前面说过的「自得其乐」的一乐之外，另外还有「知足常乐」的一乐，合并而成我的「二乐人生观」，使我一生永远嘻嘻哈哈过著无愁无忧的快活生活。
　　我这「知足常乐」的生活规范是从当时已在研究的国父遗教中学习来的。国父教我们把「满足需要」来做健全生活的标准；在这标准下的穷人，当然应该努力满足其需要以充实他的生命力；但，满足了需要的人再要作更上层楼的追求，就变成了奢侈，是生命力的浪费。
　　我们大家要想一想，在经济繁荣，生活安定的我们生活环境中，要满足我们的生活需要实在不难。试先就「食」、「衣」、「住」、「行」四大生活要求中的「食」来讲。你吃不独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并不难，只需注意报纸上经常看到的烹调专栏多学学你烧的青菜炒豆腐会比任何山珍海味好吃。我们要到漂亮的大饭店去吃饭，吃的是「派头」，不是真东西。这样吃，并非满足我们的需要，而是吃给别人看的。这超需要的奢侈，是我们生命力的浪费。
　　我要大家检讨，以此为例，除了「食」以外我们生活的「衣」、「住」、「行」其他三需要，使了多少不为自己享受而专做给别人看的傻劲，恐怕不在少数。
　　先说「衣」：「衣」的作用有二，一为御寒，一为文身。御寒是需要，是享受；文身是著给别人看的。过分装饰就是奢侈，是生命力的浪费。请大家以此为标尺，量量自己，都会暗笑自己的傻！
　　次说「住」：讲需要，五口之家，有那么一间两楼两底的弄堂房子应该满足了吧。可是，人们追求的独宅洋楼之不足还要有花木繁茂的花园。请问，走在自己的花园里跟走在本市遍处都是的公园里在享受上有什么不同？我说，绝对没有。所不同者，前者是我的，後者是大家的。为了这一点占有欲的满足，我得浪费不知要多少生命力去争取。值得吗？
　　最後说到「行」。现代人讲「行」，必得坐汽车。不错，为了提高办事效率，汽车是必要的。可是，讲生活享受，坐汽车是最无情「行」的虐待，安步当车才是「行」的享受。不信，你坐在汽车里，窗外的人物掠窗而过，如烟如雾，什么都看不清；假定你改为步行，在都市里店窗内的陈列，行道上的男女都是你鉴赏的对象，到了乡间，绿水青山，广漠原野更是你观之不尽的画幅。坐汽车只能从点到点，接触不到线，更不要说面了。可是，现代人仍迷恋著坐汽车，为什么？「派头」给别人看的。
　　我希望大家仔细想一想，这样装饰自己给别人看，别人只有嫉妒，怨恨甚至卑视你，何不节省这些浪费的生命力，转移为别人造福的努力，一转念间会使嫉妒你，怨恨甚至卑视你的人，掉转身来同情你，爱护你，甚至尊敬你。

　　第二节　慈父弃养

　　在我生活享受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突然来一个青天霹雳把我打到悲哀的谷底里去。我父亲无力再支撑久病的缠绵竟撒手人寰舍我而远逝了！我在上海接到常熟老家老父病危的电话，立刻雇汽车赶回去，入门爬上楼走到他病榻前，他还会翻过身来拉著我的手，哽咽地叫著我的乳名道：「鸿官，我完了！」说完这句话，翻过身子就一瞑不醒了。很明显地，他老人家是在挣扎地支撑病躯等我回家作我们父子这最後的握别的！
　　我俩的父子关系与一般的父子关系有显著的不同，因此，我钦佩他，爱慕他也不是一般孝思所可比拟。一般孝思，为理智的责任心所策动，所谓伦常之道旨在尽做人子应尽的责任；可是，我对他老人家，却是真实感情的激动，内心爱的共鸣所引发的孝思，绝非常人所可比。这样的孝思，惟有感情浓郁，才智卓越，具有高超人格，像他老人家这样的父亲才配享受的。这并不表示做儿子的善德，只显现了做父亲感应力的伟大。我受他老人家这种感应力所笼罩亦钦佩他爱慕他，绝对不是报恩报德的责任心所策动，而是他老人家可敬可爱的人格必然有的反应。
　　前面讲过，在开真美善书店时我俩过著父子同窗，共研文学那一段快活生活之後，他老人家因书店停业，受家人劝告回老家过他的养花生活。实际，他仍恋恋不舍，难忘在上海过的那段带我同居的文艺生活，因此，每年在秋凉季节还要到上海来住在我家里重温旧梦。记得在他病逝的前一年，二十三年的秋天，他来沪住在我家里整整一个月，经常邀约许多旧日文友彻夜长谈。他老人家还像当年一样地上下古今辩才无碍，摄住了在坐的观听；他虽瘦了，老了，须发苍苍了，可是朋友们都说他精神好筋骨健，未减当年。那时候，我怎样的心中暗喜！他那时真高兴，逛过兆丰公园、小观园、叶园和市中心的菊花展，还订了许多新种的菊花，准备隔年与赛的哩。咳，这些菊花第二年正盛开在虚廓居他的花圃里，谁料到高兴地培植它们的他竟一瞑长逝了呢？花若有知也当黯淡，何况有灵魂的人，更何况他最疼爱的我这儿子呢！
　　我明知他多病的衰年，饮食起居要有人知心著意地照顾著，可是我为大晚报事业缠身不能常常随侍在他身边。二十四年清明节，他老人家去上祖母的新坟，回家时路上招了些凉，竟犯上极危险的肺炎。我急著由沪赶回家，幸喜没有几天他竟转危为安，脱离了险境。我不放心他病後调养需人不肯走；他竟不放心我荒废报务，口口声声催我走。呀，老父的慈心，竟是那样磅礴，不顾自己病体的安危，只念念於儿子职业的重要。可是，我竟狠心地走了！走後，却也实在放心不下，每乘星期尾假期之暇，带一些罐头的蔬菜水果和新鲜面包饼乾之类，回到常熟家中。我在火酒炉上一壁给他炖著菜，一壁和他七搭八搭的瞎讲。他看见我就高兴，因此，我也不难想像到他身边没有人跟他谈他喜欢谈的那些话题的寂寞之感了！
　　他老人家过著多采多姿的一生，做过政治家，做过理财家，做过议员也做过商人，可是我始终认定他是一个文学家，是现代文坛最纯粹最伟大的浪漫文学的宗匠：他思想的超越现实，他热情的弥沦万象，再加上处事待人的专恳诚挚，对於物质享受的淡漠寡欢，遇到危难时的勇往直前，他的一生是浸淫在自己幻想结成的天地中，他的生活是包裹在自己热情打起的浪潮中：这一些浪漫文学必具的特殊素养，他有生时就挟之以俱来，求之世界文坛，只有法国的雨果可以跟他作并肩的比美，这就难怪他恋恋於这大文豪的生活与作品，备致他倾倒之忱了。
　　他老人家是他自己热情的俘虏，可是他热情感应力的伟大不独俘虏了他自己，并且俘虏了一切跟他接近的人。这热情之表现於外者是多方面的，爱哩、忠哩、孝哩、慈哩、友哩，一切古圣先贤在圣经贤传上训导人家要奉行的伦常大道多可以包括在里边。他虽博闻，遍读了古今名籍，他虽强记，领悟了列哲的遗训，可是他决不肯做旧礼教的傀儡，他有他的天地，在这天地中他却是他自己热情的俘虏，受著他自己热情的支配，他不得不爱，不得不忠，不得不孝，不得不慈，不得不友，致令他热情所施及的对方，受了他的感应，不得不发生反映来爱他忠他慈他孝他友他。
　　当他的热情向一件事或一个人倾注的时候，他是鼓著狮子搏兔的全力，抱著征服对象的决心干的。一般说来，这是坚毅，这是勇敢，他却不知道，汹涌的热情只知扶著他往前冲。他爱好法文，没有导师，不进学校，只靠几十年自己的苦修，到底给他征服了环境，读遍了法国文学名著。他年轻时，决心要自修中国文学，发愿要把一部四百多卷的「全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文」全部圈点读完，竟在三年之中完成了这个心愿，打定他对中国旧文学的基础。直到晚年，心爱园艺，竟至整天在花圃里忙，修枝、配种、施肥、培植，事必躬亲，浑忘了病躯的难支。人家说他痴了，著了迷了；我说，这样痴，这样迷，才是他的伟大，他一生的成功就凭这一点！
　　当他做财政厅长和政务厅长的时候，拒绝了好几次不正当的请托和贿赂，他的老朋友众口宣传，公认是他的美德。事实上，拿道德的观念来衡量他老人家还都是隔靴搔痒，不是深切理解他的批判。他是精神领域的斗士，那有闲情注意到物质的享受；他所追求的是灵魂的满足，铜臭，肉腥，一切物质享受，在他只觉丑污。他不贪，不为道德，不为名誉，根本上他就没有贪的需求。在他的眼睛里，凡是现实的，不论怎样辉煌，总是丑恶，这攫取，对他绝对发生不了任何诱惑。
　　然而，他老人家这一套生而俱来的人生观，虽然造就了他一生的成功，却也造就了他一生的痛苦。他逃避现实，现实却紧迫追著他；他厌弃物质，他的生活又怎样脱离得了物质。他理想的乐园永远在他面前闪耀光芒，诱惑他挣扎奋斗而前进著，永远不给他满足，不使他宁静，直到他六十四岁最後的一天。他摸索地找寻理想的对象，假设种种美丽来掩饰这对象，希望它符合他的理想；他不愿信现实的难成理想，他企盼著理想的竟成了现实；於是他彷徨，他焦虑，发现了类似就会欣喜，发现了歧异又会悲哀。他就这样地悒郁烦闷葬送了一生！
　　这样一位伟大文人的逝世究竟震撼了整个中国的文坛。最先发起要纪念他老人家的是林语堂兄。他自动向我建议，他创办的「宇宙风」杂志愿为纪念父亲专编一期专号，希望我能帮助他徵集资料。由语堂兄的号召，蔡元培、胡适、陈陶遗、张一麟、黄炎培、柳亚子、吴梅、穆湘玥、朱绍天等都发表了追悼诗文。我更义不容辞地在短促两星期的截稿限期中赶写了一份父亲的年谱。这份年谱，虽然供给了此後研究父亲生活的作家很多资料，但因我只凭父亲所遗日记等零星手稿与平日闲谈可能的记忆，在短时期内仓卒写成，经热心读者指摘错误者已有多处。特别不可恕者，当时为求民前民後纪年统一起见，概用公历纪年，而计算疏忽竟先後差了一年。更有一大错误必须更正者，年谱中称父亲为共和党，并在参议员选举时让票给张謇当选。不知我当年何凭作此与事实绝对背驰之大错。实际父亲生平无任何党籍，而张謇则为父亲江苏从政最不能合作之人。父亲初期努力从事揭破八厘公债黑幕。这黑幕出面的人虽是应季中而背後主持者实为张謇。父亲後期发动反对江苏省议会议长贿选的对象是张謇的儿子张孝若，更因反对张氏勾结军阀齐燮元而与之不两立。我的年谱，常为研究父亲生活者所珍视，务必借此机会作这郑重纠正。
　　话出了轨，言归正传，续谈父亲身後的哀荣，除了林语堂兄出特刊外，京、沪、苏、常各地的社会知名人士发起在同年的重九节，国历十月六日借常熟胜地「逍遥游」开一次盛大的追悼会。南京、上海、苏州以及这一带的名流与父亲旧识赶来赴会的达七八百人，素车白马，盛况空前，整个「逍遥游」的大厅，走廊以及花圃中的树上都挂满了挽联，数当近千。追悼会先宣读本会全体同人、上海八大报馆同人、苏州同人、「大晚报馆」同人、德医同学会同人、「上海通社」同人以及胡朴安，吴厦个人祭文後，由张仲仁、沈信卿、陈陶遗、翟桓，张隐南五人主祭行礼。礼毕，有张仲仁、严独鹤、包天笑、蒋志范、徐蔚南等先後致辞。此中尤以蔚南兄的一番话最值得保留追忆。他说父亲的文学修养是跟著时代前进的。少年时长於金石考古，骈文诗赋；中年时，章回说部；晚年时，小说创新与介绍法国文学。父亲是越老越少，跟著时代走的镜子。这是未经人道而的确是父亲知己之言。他并建议我们应做三件事来纪念父亲：㈠把父亲平日起居动用的房屋家具书籍等，保留其在世时的原状，作为纪念室，公开任人随时凭吊；㈡组织委员会为父亲刊印全集；㈢邀请艺术家为父亲范铸铜像。他建议的三点，的确是我们做儿子的都应该做的事，并且友人江小鹣还一口答应由他负责范铸铜像。可是，草草劳人的我不久就卷入汹涌澎湃的抗战浪潮中，再也无暇完成这一套纪念他老人家的部署，这是我无法自赎的终身罪疚！

第十章　胚胎时期的国宣处

　　第一节　三策选一

　　西安事变过後没有几天，显光兄赶到我家里跟我密室长谈。他说，西安事变确证了全国人心对领袖的向心力促成了全民一致抗日的大团结，日本军阀受此刺激为提早他们并吞我国的全面攻击。他预料中日两国的正式战争不久就会爆发，他已准备辞去大陆报的职位，参加政府的抗日阵线。同时，他又告诉我一个从未告人的秘密：他竟是全国领袖蒋公的老师。他青年时以上海民立中学四年级尚未毕业的学生回到奉化竟做了奉化龙津中学的英文教员。这是那时候交通阻塞，外语人才难得的通病。因此，蒋公虽跟他同年，却还在龙津四年级读书，真做过他英文课室里一年的学生。他第一次以记者身分访问蒋公时就记得这份师生关系不敢说。後来两三次见面之後，他记不清那一年那一天，蒋公突然对他发问说：「我看你几次总觉得很面熟，现在忽然想起，你是不是当年我龙津中学的英文老师？」显光兄遭此意外一问，竟慌乱得不知应该怎样答才好。当然，最後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不料，蒋公从此改口迳呼显光兄为「老师」！显光兄惶恐，一再恳请不敢受此隆遇，蒋公仍坚持执弟子礼，口口声声，终身不渝！显光兄虽然知道这是蒋公反映中国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然不独以领袖的崇高地位纡尊相就使他感激涕零，就是就蒋公个人的学问道德之高超，称其为师更使他惭愧而生感恩知己刻骨铭心的感激，愿为公为私粉身图报了。
　　这是他四五年前早就决定抗日战争正式展开时必投笔从戎的主要动机。我一听他这番话，真高兴得直跳起来，因为我在「一二八」沪战当年曾面允黄膺白一旦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我必放弃任何事业参加政府抗日工作，惊喜我两人竟会有这样不谋而合的生活趣向。显光兄当然也感到同样的惊喜，跟著就继续告诉我，他作了这决心之後，就再三考虑，一个手无寸铁的读书人要参加这样大规模的战斗阵营，应该取什么方向，作怎样工作才算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作了他最有价值的贡献。他想出了他应努力的三大战术：㈠化学作战战术，㈡情报组织战术，㈢国际宣传战术。他根据这研究结果，最近四五年中搜集有关这三大战术的书籍三十余册以及其他资料一满箧。现在看时局紧张，他拟入京谒蒋公，口头报告投效报国之忱并简报拟以此三战术作进身之献。他最後要求我，如荷首肯，根据这些原始书籍资料给政府草拟三项战术计画的工作却要我为他代劳了。这是他未行之前要我同意，所以来跟我商量的动机。
　　我当然一口答应，希望他献策成功，我愿尽工余所有时间努力做好这三计画。显光兄入京回沪赶来告我，蒋公非常高兴，奖饰有加，要他尽速写成这三计画备政府考虑采用以为抗日战争的主要辅佐战术。显光兄来访时，就带了一只大箱子，装满了三十几本书和一大包其他参考资料作我拟稿之用。我就在二十六年初开始消化这些素无接触的新学术，新问题，尽量配合中国当前所需的现局势，现要求，来设计这三种战术的基本观念，组织运用与实施方法。
　　这三套计画，就它们对抗战贡献的价值观点考虑，当然都非常重要，难分轩轾，可是就显光兄与我的能力高低作考虑，却有轻重之别了。因为，三者之中，我们知其重要而力不从心自己干不来的是「化学作战」。三者之中，我们知其重要而自问最拿手的是「国际宣传」。「情报组织」则事在人为，要接触现实，才能断其难易，在三策中当处两极执中的地位。我拟这三计画时，坦白承认，难免有些偏见。
　　先就「化学作战」来说，在我提笔那时期，这还是不受多少人注意的新战术，显光兄能考虑到它，足见其博闻广识的记者才能。我现在可以追忆当时所拟的计画，大概先拟定此项作战的战略目的只应限於消减敌方的作战能力而尽量避免过分杀伤以保持人道。在战略方面，似分「集体战」、「个别战」、「渗透战」、「掩护战」等几目，在战工部分似分「药器」、「瓦斯」、「细菌」等几目。全部计画约七八千字。据显光兄事後见告，此计画经蒋公核定後另聘化学专家主持，由显光兄协助购置器材，部署初创。
　　我国的「情报组织」计画创自董显光，似乎很少人知道。实际，显光兄创此计画纯粹为配合抗日作战著想，绝对对外，并无兼及对内之意。追忆我拟的计画三策中此为最长且内容最丰富的一策。因为显光兄所搜集的资料述各国情报故事者独多，我引为例案，以证情报运用之实效，加强了计画实施的价值。全计画约近两万字，首先强调此计画成败的重点在组织，组织的重点在人选。情报成功只靠执行者的愿矢忠贞做一个为国牺牲的无名英雄。因此，它的组织在精不在众，经常一个人的努力成功可比得上千军万马的冲击。但，光凭忠贞还不够，有了这番热忱，还得配合上实践成功的技巧。因此，情报战的第二重点是训练。当然，忠贞报国的抱负虽是与生俱来的良知，却多数还需後天的训练。训练组织原来是一体的两面。但，我这里说的训练是专指做一个情报员必须受的技术训练而言的。技术训练可分成两门：一门是「伪装」，一门是「渗透」。「伪装」部门又可分成「形象伪装」与「思想伪装」两大目。「渗透部门」又可分成「金钱运用」与「人际运用」两大目。这是我记忆所及这套计画的概略，当然事隔半世纪，要我写得周全是不可能的了。这套计画写好呈送，刚在蒋公召集庐山会议的时候。显光兄赶到庐山面呈时即得口谕，嘱立刻照办。他返沪要我辞去大晚报现职帮他遵蒋公命立即筹办中国创始的情报组织。我不加思索断然予以拒绝。我告诉他，请他仔细考虑一下自己拿出去的那套计画，就可以了解他这样一个人，要挑起这副担子是否真能胜任愉快了。因为，我给他拟的「情报组织」计画强凋重心在组织，组织重心在人选。请问，他现在立刻办，人到那里去找？换言之，要找主办这计画的人，必从在组织里打滚的人中去选。董显光没有组织背景，没办法挑起这副担子来的。他同意我的看法再到南京向蒋公建议，要办好「情报」，必选他自己信赖的黄埔学生来担任，这才找到了戴笠（雨农）。显光兄後来告拆我，蒋公设宴把显光兄介绍给戴雨农的时候，叫他称显光兄为「太老师」，并以显光兄呈拟的计画作基本教材。
　　最後说到「国际宣传」这第三套战术计画，事关宣传，好像牵涉到我俩记者身分的本行，拟具计画，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可是，那时候新闻学虽然已经成了一门大家追求的热门学问，国际传播还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兴趣，因此，显光兄搜集的资料中独缺这一门，写计画只能凭我个人的设想了。追忆当时我强调，国际宣传要发生实效第一个原则，绝对不能说谎骗人，也不能夸大掩饰，要实事实说，以真动人，以诚格人，才能使人家心悦诚服做我们的朋友来帮助我们。因此，成功的国际宣传背後一定要有一个为国为民执持正义坚强干练纯洁忠贞的政府，才能使我宣传一言九鼎，树立众望所归的国际信心。
　　在主观方面建立了对我的信心之後，国际宣传第二个原则是要揭露敌人的残暴。战争原来是杀人的竞赛，但在胜利冲昏了头脑，自视如天之高如神之明兽性脱羁的时候，人会疯狂得像只饿虎，像只野狼，他的行为将受万人的吐骂。这是战争中常见的现象，国际宣传者能随时随地找到这些敌人的丑态，广为宣扬，来争取国际的同情进而予我以援手，是广结善缘的不二法门。
　　国际宣传第三个原则，也是最重要的原则是要缔结共同抗敌的联合阵线。换言之，我们在建立自我的坚强信心与揭发敌人的残暴姿态之後，最後要作今日我敌会演变成与我友邦共同之敌的结论。因为，侵略者得寸进尺野心的扩展是没有止境的。就在我国言，日军进攻，由北而南，从东到西，蚕食鲸吞，永无满足的一日；足证它并吞了中国之後，必会霸占亚洲，霸占亚洲之後，自必要压倒列强登上独霸世界的宝座。我当时这样讲，还只是我自己的幻想，想不到此计画写成之後没有几年，日本真会袭击珍珠港参加了独霸亚洲的世界大战。
　　根据这三个原则，我继续设计就「组织」与「技术」两大项目下推进「国际宣传」工作。就「组织」项目言，第一个应注意的目标是各友邦的政府，除各国政府中的国策主持者外，我们要特别注意影响其国策形成的各级民意代表。其次，各友邦的民间团体，工、商、文、教虽种类不同，但对政治的倾向敌我之分，是非之判总要有个选择，我们要运用技巧帮助它们作这选择。此外，社会菁英，一言九鼎，是民意形成的主动力量，特别要注意的是大学教授与新闻记者中的杰出者，是我们发动组织网罗的重要人物。再就「技术」项目言，「文学」与「广播」当然是两大部门。这两大部门本身又分「事实传播」与「意见传播」两个子目。但，运用方法，不论文字还是广播，都不该直接出自「我」的口与笔，必定要转借「别人」的口与笔来发表「我」要说与写的「事实」与「意见」。技术项目中，我分述「文字」与「广播」两大部门之後，最後强调运用人际关系所需的「语言」技巧也是不可忽略的另一重要部门。「语言」宣传的对象又分「群众」与「个人」两个子目，如何发生说服效果，运用的技巧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一个宗，那就是「诚」，说真话，决不骗人以求一时的成功。
　　第三个国际宣传计画写定的时候已经在卢沟桥「七七事变」的关头上了。显光兄特赴庐山呈请蒋公核阅後，面嘱不必等政府命令立即开始筹备。於是，我们虽草拟配合抗战战术有三个大计画，最後选定自己肩负起来干的只挑我们力能胜任的「国际宣传」这一策。

　　第二节　应变习作

　　「七七事变」之後，时局一天紧似一天：七月三十日天津沦陷，跟著八月二日北平也给敌军占领了，八月十三日日军竟在上海由江湾闸北进犯市区，展开了南北兼进的全面战争。
　　显光兄到南京带回来的政情，知道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设国防最高委员会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下设六个部，其第五部负责宣传，部长已内定由陈公博任之，设负责国内宣传之副部长一人，内定由谷正纲任之，设负责国际宣传之副部长一人，内定由董显光任之。我则内定为国际宣传处处长，秉承显光兄的督导推动国际宣传业务。
　　政府把我们的工作岗位虽作了这样初步的决定，正式任命还要经过许多步骤与手续，遥远得不知那一天才会下来。可是，日军压境而来，既确定了我们的工作岗位，我们绝不能坐待任命，应该立刻在战场所在地上海展开工作。但，什么是国际宣传，怎样做才有效，在当时，就从西方先进国家中亦无先例可援，更不要说任何研究成果可循了。我们只能冒险向前冲，从经验中学习方法，实践国父不知亦行的宝训。
　　我们认定上海是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大都市，要国际间了解我抗战内容与功效，说服在上海的外国人，是我们学习国际宣传最容易成功的起步。
　　我们生长在上海，知道上海内幕比谁都清楚。看透控制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那些外国人，大半都是势利鬼。他们看到日军压境而来，虽知道不会立刻冲进租界，仍都认定妥协顺风倒，是识时务的俊杰。因此，我们要找不怕强顽说几句公道话的外国人就变成凤毛麟角了。那时候，上海最畅销的西文报字林西报，虽由英人投资，实际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职权类似市政府）的机关报。它的态度审慎，但必要时也会帮日本人讲话。另一份西文报是上海泰晤士报，虽由英国人出面做发行人，实际由日本人投资做後台老板，因此，言论报导不避爽爽快快为日本宣传之嫌。
　　这两份重要西文报纸取这样坦白的态度，影响上海外国人对我偏见的形成是非常可怕的。幸在当时，显光兄还主持著大陆报作中国人自己说话的先锋队外，还有两份西文报主持正义作同情我抗日的呼吁。一份是上海大美晚报，由高尔德(Randall Gould)主持，一份是密勒氏评论报（周刊），由包卫尔(J.B.Bowell)执笔。这两位热心助我的国际友人，在上海租界已陷入安全毫无保障的时期，仍不避艰险，大言炎炎作反日论调。日方危言恫吓，二人出入携手枪自卫，不为动。尤以包卫尔最为日方攻击目标，曾以报纸裹手榴弹掷向包氏，幸未中。珍珠港事变後，日军入租界，包氏被捕入狱，不胜日方虐待，患风湿症，跛双腿。战後出狱，终生残废。这些雪中送炭外国友人的支持，固值得我们感铭肺腑，但，面对上述逆势潮流的冲击，他们的努力，仍无补於披靡的全局。
　　那时候，我们在上海已经做了由蒋委员长直接委任而没有实职的检查外电工作一年多了。办事人员除显光兄与我外，只有董寿朋、魏景蒙，和一位女同事朱书清，一位澳洲老记者普赖德(F.L.Pratt)一共六个人。六人作检查外电一项工作当然可以胜任愉快，现在一下子要把全部国际宣传工作一肩挑起来，真不知如何著手了。
　　论理，担任了宣传工作就不应该兼任检查工作了。因为，宣传是要人家帮你说你要说的话，重在培养同情，可是检查却是不要人家说你不要说的话，就难免伤感情了。一个人做了伤感情的事又怎样能兼做培养同情的人呢？这是一般常识的判断，可是我们的经验使我们学到虽然执行容易伤感情的电检也能培养被检者外记者的同情。我们的宣传原则「以真动人，以诚感人」在实践上发生了奇迹。我可以举三个例子来确证这奇迹。
　　第一例，在西安事变紧张时，外国记者纷纷传说，蒋委员长已遭不测，大家抢著要发这道新闻，显光兄扶病卧在办公室不断与南京要人如宋子文，孔祥熙、何应钦等用长途电话连系，确证这消息的不确，缓劝英美记者不发。後来蒋公由张学良护送安返南京，英美记者多感谢显光兄的劝阻，未发不测电。不料日本大使有次遇显光兄，竟抱怨显光兄偏袒英美记者经常把正确消息透露给他们，日本同盟社记者每遭向隅之憾，报导了蒋公不测的消息多至七次以上。显光兄笑著跟他解释道：「同盟社的社长松本是我的好朋友，可是，不幸他受日本政府的规定，电讯向不送检，我就无机会尽我忠告了。」
　　第二例，在二十六年「八一三」沪战中，美国邮船胡佛号泊在吴淞口突遭飞机轰炸，外记者纷传是中国飞机下的弹。此讯将影响美国民意，对我生不利打击。外电送检多在深夜，显光兄迳以长途电话在南京找到了戴笠，时中国空军由蒋夫人负责，戴笠不顾夜深迳电话夫人请示，夫人明睿查悉确为我机失误，决令放走电讯。次日蒋公嘱外部立即向美驻华大使道歉，并愿赔偿损失与严惩犯此过失者。一场大风险，经显光兄当机立断消释於无形，反结了外记者的好感。
　　第三例，是在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发表请中央改组红军并入国军编制促成全国大团结的大新闻。那时候，显光兄因病请假，政府派张歆海博土，代理他的电检工作。实际，外国记者都是采用中央通讯社稿，大家以为这是中国政府核可发送的消息。不料张博士，不问消息来源，不计时局动态，悍然决定这是共□宣传，全部扣发。外记者哗为反常，联名提出抗议，显光兄不得不扶病恢复办公了。
　　这三个例子说明，要求「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必与政府高层决策者经常取得联系。新闻检查能以求真为标准，必能有助於被检者而得到他们的好感。此外，我们又学到，主检的人一定要是记者出身，深切了解新闻价值的轻重，那一点可以斩割，那一部是致命伤不能碰的。「事实」，是真是假，该扣该放自成标准，努力求真只有得感，不会成憾。成问题的是「意见」；对「事实」的「评判」与「看法」，这才是检查者与被检者容易发生争论的问题。这就涉到「诚」的范畴了。记者把新闻当货品卖，检者把新闻作有决定国家生死存亡力量的传播媒介看。前者是「私」的，後者是「公」的。「公」的诉诸良知，经常可生「以诚格人」的效果。
　　这是我们在「九一八」事变後负起国际宣传全责时，已经从经验中学习到如何使外国人，特别是为外国人耳目的新闻记者，不说我们不要他们说的话消极方面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法。现在剩下来，我们应该立刻研究发展的是如何推动外国人，当然主要的还是外国记者，在积极方面说我们要他们说的话。可是，上海当时一般国际言论偏向袒日，我们在这环境中要争取宣传效果实在非常困难。更何况那时，我们既无正式身分，为数只有六人，即令卜昼卜夜的干，也只能作尽人事的学习。然而，我们居然也每天发英文新闻稿、协助外记者取得正确战报；我们也由显光兄与我以中国新闻事业主持人的地位，分函英美要人缕述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我们也曾草拟外文广播稿约请社会菁英作广播演讲。在这些学习过程中，我们已逐渐把握到积极宣传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法了。
　　但，在这时期中，最重要的积极宣传还是与社会团体的紧密合作。正如「一二八」沪战一样，上海市民的爱国活动跟著战火的刺激立刻蓬勃起来。由高级知识分子结合而取得抗战活动领导地位的一个社团，名「抗战委员会」是我们联络到最有力的一个宣传夥伴。这委员会里的委员大半是一时之选的中外人土。例如麦伦书院的校长夏晋麟，在上海畅销的一份英文杂志「天下」的主编兼立法委员的温源宁，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另外一位外国人是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s)。这个委员会眼我们配合工作，发生惊人的工作效果，备受日本人的严重注意。最後爆发，竟使刘湛恩博士在公共汽车站候车时突遭日方雇用的凶手暗杀。抗日战争继续扩大後，这些热烈抗日的战斗同志包括外人田伯烈都变成我们国际宣传处的工作同人。
　　我们积极宣传的另一重要工作是发动主政与主战当局的记者招待会。我与显光兄第一步工作是亲赴前线找那时候指挥作战的四位将军，陈诚、顾祝同、张发奎与朱绍良，请准与我们办事处密切联系，发表每日战报，并於必要时分别招待记者，皆蒙同意合作。此中尤以陈诚将军表示了最热忱的接受。就我个人说，也在此时跟辞修（陈诚的号）先生订了交，来台後在改造党务期间，蒙他凡我有所建议与贡献都不断作有效的支持。
　　使我们感到特别欣慰的，那时後方长官刚遇到我圣约翰大学同学俞鸿钧兄做著上海市长。鸿钧兄不独说一口流利的英国语，招待外国记者不需翻译，并且自己做过新闻记者，深切了解招待记者的重要，更彻底知道怎样运用宣传技巧可得最丰富的收获。因此，他一经我们提议，立刻规定每星期举行招待记者会一次。他的确言出必行，一直到上海沦陷，他自己退出上海为止，每星期必定举行招待记者会一次，没有脱过，对国际宣传作了极有分量的贡献。
　　从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沪战爆发到十月廿八日我离开上海，短短两个半月，我们能在上海未得任何职位以学习方式布置下相当有效的国际宣传基础，并非偶然。因为这是蒋委员长夫人宋美龄女士冒著敌方炮火的危险，两次由京来沪，亲自策划督导才能争取到的收获。蒋夫人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政治家，对於如何利用外国传播媒体以争取抗战中国家有利的条件，尤能匠心独运，不时提出惊人的指示，实施而生意外的奇迹。她又经张学良介绍，得英国苏格兰人记者瑞纳(W.H.Donald)做她的顾问，来沪时每由他伴侍同行。瑞纳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国友人，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参加过革命军打下南京城，做了国父的幕友；袁世凯失败後，他到东北成了张学良的顾问，张之戒毒并投效中央都经他劝告。因此，经张学良的推荐，受蒋委员长的赏识，端纳成了委员长的顾问。经常随侍夫人贡献他的意见。我们在上海的宣传布置以及此後在抗战中全部国际间运用宣传的策划与联系，他的协助也是值得纪录下来的。

第三节　投笔从戎

　　十月二十六日，日军攻陷大场，上海已经无险可守。军事当局决定，以苏州河为最後防线，令谢晋元率团八百人固守河上闸北的四行仓库以掩护国军的全线後撤。我们看这情形，决定我们应该也追随国军，转进後方，发展我们更艰钜的宣传工作。但，国军虽退，上海租界尚在中立国家管制中，我们仍可有继续我国际宣传发展的地盘，故上海办事处仍应保持并继续其工作，由董寿朋负责主持。显光兄决即日赴南京就他第五部副部长之职，并与我约定一经洽妥，即将电话告我，由我约齐参加我们工作的几位干部雇汽车赶到南京。
　　我这才断然实践对膺白先生的诺言，放弃一手创建的大晚报，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整备投笔从戎，正式参加政府的抗日阵营。二十八日晨接显光兄南京电话：嘱我当晚雇云飞汽车行的汽车约同可能约齐的干部，连夜赶到南京。这时候，敌军已打到闸北，经常走的京沪国道已不能走，必得因避敌机轰炸夜间绕道京杭线。预计天一黑六七时就动身，赶一晚夜路，明日黎明可到南京。我即电话约了可任总务的陈耀柱，可任英文写作的邝耀堃与日文写作的崔万秋，六时到我家集中出发。一切洽妥後，立即赶到耀仲弟家叩别老母。她深感这突然告别的意外，自受到不能忍受的冲击。她看到多少亲戚朋友把上海认作寄托身家性命的避风港，她的儿子身在这避风港内却要跳出去投身战争漩涡里，这不是不合常情的傻事吗？慈母温情，娓娓道来，如抚怀婴；我不得不以逆势好转即可返侍膝下慰之。孰料这次道别之後，她老人家不能待我胜利还家就去世了。这一次竟成了我母子最後生死的永诀！返家，妻馥贞为我收拾好了行李，带著子女等我话别。我抚著馥贞的手背，眼看著子女们说道：
　　「馥贞，这一别，这副家庭重担要交给你一人独力去挑了。我跟著政府走，可能留在南京，可能搬到武汉，也可能走到遥远的西康；这一场血战，可能三年五年结束，也可能十年廿年还打不出一个结果来。有机会安定下来，我一定设法接你跟孩子们到後方去。可是，战争是流动的，我们只能抱著最美丽的希望，作接受最苛刻考验的准备；我相信你，有这份勇气和能力，接受这个考验的。」
　　抱著这种沉重的心情我与陈、邝、崔三人一等天黑立刻坐著云飞汽车登程。起初，闸北的炮火声，有时夹著头顶上敌机的飞行声，不断刺激，使我们神经稳定不下来。两三小时之後，这些声音没有了，我们逐渐把整个担子委托给司机去挑，在车内沉沉入睡了。
　　我正睡得甜蜜时，突觉车子一个大震撼，睁眼看，只在左侧车窗外的蒙胧晓色中看到一只车轮飞一般的滚过去，车子突作右转时已插在公路右侧的两棵大树中间，一动也不能动了。再定神仔细琢磨，才了解，当车子飞速疾行时，左边一只前轮脱轴飞了出去，司机急把方向盘向右转，竟把车子不等倒下去就不偏不倚正好插在两棵大树中间，安安稳稳地没有造成全车打滚的惨祸！这真是死里逃生不寒而栗的奇迹！或者命运之神在对我们作此後生活示范的警告吧！
　　出事地点在龙潭，离南京还有好几十公里。时天正下著蒙蒙雨，我们带著沉重的行李淋著雨，拦恳过路卡车带我们到南京，真给我们上了参加国难磨练忍耐心的第一课。到南京，显光兄听我报告後，骇告我说，蒋夫人前天由端纳陪同也由沪返京，半途遭车祸受伤，还留在上海医院治疗。这启示，显见炮火中驱车京沪间，是杀敌战斗的部分作业，任何不测都应该看作意料中的事。
　　我们追随领导者的步武有此纪录，应该引以自傲！
　　一到南京，第一件要做的事，当然由显光兄引介晋谒领袖蒋委员长。蒋公当日下午立即约见於他中山陵军校校长的官邸内。召见不在办公室而在私邸且即请即见显为特殊待遇，也许这就反映了领袖重视国际宣传配合抗战的价值。见面时，我对蒋委员长的面貌早在许多报刊转载的照片看熟了，但他那一对炯炯有磁性引力的大眼睛，给人印象之深，却不是照片上领会得到的特殊禀赋。我了解，他跟我握手时，凝神注视是军人习惯的礼貌；可是，经他这闪电般双目注视之後，像我这样心胸坦荡的人，立刻会感到如受正义的薰陶，增益我努力追随的奋发，但，我也可以想像到那些心怀叵测的奸宄，经他双目注视後，一定会立刻感到如坐针毡，不寒而栗！
　　坐定，显光兄简略报告我断然放弃一生事业投身报国的从政经过，他老人家嘉慰之後，立即仔细盘询我家庭状况与离沪前如何布置安顿，言简意赅，生活细节都一一问到。话虽不多，其倾心关注至情之流露，真如尊亲之对子弟，使我十余分钟的聆训，如获甘霖，永镌心版。此後我追随蒋公，接触频繁，特别来台之後国民党改造时期差不多每天有见面的机会，可是那一天第一次见面给我印象之深盖过了一切。他给我「威」与「慈」的双重感应，没齿难忘！
　　晋谒领袖聆取指示後，我们准备了解现况，立即展开工作。不料，第一步了解我们工作大本营的第五部竟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当然，这个军事逆转，仓卒成立的新机构不会有什么规模，应该是意料中的事。可是，受命负责的部长陈公博留在上海至今未来就职，却是怪事。据显光兄告诉我，前一天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汪精卫找他去谈话，竟说国事前途险阻重重，像显光兄这样毫无政治经验的人投身抗战漩涡中，未免有些得不偿失。言外之意，竟似不欢迎他这个人做第五部副部长。我们早就风闻，汪精卫领导的一部分中央要员，不讳言自己是「低调俱乐部」的会员，公然高估日本军阀的势力，妄断抗日是盲目自杀绝不会有什么前途。陈公博是汪的左右手。这一次做了第五部部长，显有找机会渗透他们「低凋」到部里来的阴谋。了解了这一套政治幕後情况之後，显光兄与我推断，蒋公派他做第五部副部长的动机，虽未明言，必有箝制「低调」阴谋渗透到这重要宣传机构里来的政治任务。
　　事实的发展，没有几天立刻证实了我们推断的正确。陈公博不准备来京主持第五部，却经中央核准派他带著部长衔以特使身分到义大利去名义上视察，实际与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进行连系工作。这是汪精卫坚持通过的任命案，其意义不独显与抗日原则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且犯了未战先降卖国求荣的重大罪赚。我们听到我们的顶头上司竟做出这种违背国策的叛乱行为，并且还得到政府的支持，堂而皇之的胡作非为，真义愤填膺切齿抗战阵营竟有内奸的潜伏！正在此时，显光兄忽接陈公博上海电话，说，他已快函寄来亲签手谕嘱显光兄凭谕立即汇沪美金十五万元，备他带到义大利作紧急机要用途。问他什么机要用途，他只说，用途由他负责，显光兄不必多管。显光兄问我该怎么办；我即电话上海办事处嘱密查陈公博要此钜款的用途。又谁知道，不用查，陈的动机遍传上海小报，已成一条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原来，陈公博要此钜款是向上海一个巨商谈妥收买他的姨太太带到罗马送给义大利外相西雅诺(Ciano)做外室的。西雅诺几年前是义大利的驻沪总领事，跟陈公博酒肉徵逐搅得很熟。陈知道西雅诺当时玩得很惬意的一个交际花已嫁给上海某巨商做姨太太了。因此，陈公博辗转托了许多人商诸此公，请他愿收钜款出让爱宠以成全政府媚外美人计的运用。显光兄得上海办事处这番据实密告後，断然退还陈公博寄来那条手谕，据理覆告，政府主计处拒绝接受这种不说明用途钜款支付的单据，碍难遵命照办。陈事後不再有任何反映，足见其自知理亏，不得不默认失败，然其饮恨求他日报复之情可悬想得之。我庆贺显光兄，这是他参加国难阵营立下第一次保国卫民的大功，不负领袖无条件信任的知遇之恩。

　　第四节　一个「小题大做」的畸形机构

　　南京虽已眼看就要沦陷了，我们仍不愿放弃在这紧急时期应尽的职责，想立刻努力展开国际宣传的工作。但，巡视所谓第五部，在郊外富贵山里为政府机关掘的一个足容万人的钜大防空洞，虽也划出一部分作第五部办公之用，里面几十个人用的办公桌椅以及照明设备都应有尽有，可是没有一个人在里面办公。仔细调查，所谓第五部人员，实际都是由党政各机关原来有职人员调用的。在这危急时期，有的仍在原机关上班，有的早疏散到後方去了。因此，我们到处找人，只找到原属党部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现在调到第五部来准备参加国际宣传工作的几个人，可没有几个人懂外国语文和宣传技能的。
　　我们那时并不存南京有久守的奢望，但在南京守卫战开始的几个月中，政府的一切活动还是以南京为重心，因此大批外国记者和作家蜂拥而来，都希望把中国新闻供给全世界热切期待的读者。南京的中央饭店挤满了这些提著打字机到处钻营的外国人。这些人都带著苛刻批评的眼光找资料，怎样使他们把中国抗战精神越战越强的忠勇故事传播出去是我们立刻应尽的责任。
　　不巧那时候，天天下著雨，兵荒马乱，交通工具异常缺乏。外国记者跑新闻，找不到难能可贵的人力车，就得提起双腿踏著泥泞走路。我们如能忍著同样的辛劳，代他们找寻他们可以信赖的资讯，是他们求之不得的援手，显光兄与我就在这个考虑下，决定我们留京一天就应该为外国记者作这样的服务一天；即发我们的「新闻资讯供应稿」备他们采用。我们虽知道要达外国记者采用的标准不是容易的事情，然尽我们能徵集的人手努力应付，竟能在我们离京之前印发这种「供应稿」二十期，影响外国记者的发稿内容，收我抗战宣传的实际效果。
　　不久我又发现在南京推动有效的国际宣传比上海困难得多，因为在南京就找不到像俞市长鸿钧那样合作的长官，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那时候的中央政府官员大都不了解公共关系的重要，谁也不愿意再挑上发布新闻和招待记者这副重担，我们向各方面接洽，所得的答覆差不多是一样的：当前应付作战的业务这样重要，实无余力来应付这些不重要的宣传工作。他们不知道，在战时，一个紧急应战的国家，宣传这套武器实跟飞机、坦克一样重要。我们抗战初期，从南京到武汉，永远在把这些宣传价值论说服同寅的困扰中挣扎著。
　　同时，在这部署初期，遭遇到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是人才的徵集与组织的设计。论人才，我们以为做好国际宣传的用人标准在精不在多。因此，徵集干部的条件有二：㈠必具写作与口语某种配合我宣传需要外国语文的纯熟能力；㈡必具有新闻业务与公共关系丰富的学识与经验。当然，具备这两种条件的人不容易找，可是找到了一人可当十人用；具备了在组织内活动时，发生以「精」克「庸」，以「寡」击「众」的功能；当单独作业时，发生凭「技」超「凡」，凭「能」取「胜」的绩效。因此，我们面对的第一个难关，还不是找这些理想新人不容易，而在第五部接手过来那些旧人中不独没有几个符合上述条件并且没有几个能懂任何外国语言。这个旧架构的存在如问能建设我们理想的新架构。这才是我们必须立刻解决的问题。第二说到组织。近代国家遭遇战争时，重视国际宣传的心理战与国防作业的炮火战等量齐观，可是，在中国这种合情合理的观念还无法得一般人的认可。因此，显光兄跟我同意，我们要做好这件重要任务，应拿定主意，不求做官，但求做事。做官得个名，我们可以不要；做事要有权并且要有钱，这两者失一不可，必须力争。
　　显光兄就凭我们商定这个原则去见蒋委员长，把第五部现状与我们遭遇的困难先作了一次坦白的报告。不料蒋委员长立刻的反应竟说：「我们可以保留第五部，提高你在部内的职位，授权给你把它整顿起来。」言外之意不取消军委会的第五部，显要显光兄担任第五部的部长。显光兄赶紧解释，他绝对无意作权位之争，只求把国际宣传事务办好，不负蒋公知遇之委托。他跟著就表示，我们商定的原则，提出具体建议：他仍任副部长，但求全权督导国际宣传业务并得有效推动这项重要业务充分人力与经费的配备。蒋公考虑了显光兄的建议，最後决在政府作大规模改组的新部署中，取消了国防最高会议以及其所属的第五部，国际宣传处名义上恢复其在中央宣传部的隶属，董显光也在名义上改任为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负责督导国际宣传事宜；但实际上，国际宣传处的人事编制与经费全部接受第五部的人事编制与经费原封不动继承下去，一切由董副部长督导，对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直接负责，宣传部长无权干预。这是迁就政治现实环境，配合业务实际需要所形成的一个名义上小机构，实际负责执行大任务的畸形机构。我无以名之，只好说它是一个「小题大做」的怪机关。
　　为了这机构的特殊，抗战八年换了十位宣传部部长，董显光彻始彻终做了八年宣传部副部长，没有换过人。遇到最後一位宣传部长吴国桢竟是显光兄的女婿陈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里的同班同学，做了他的上司，董夫人因此才忍无可忍，说她丈夫还会这样没出息继续做他的副部长吗？一般人也都以为显光兄人太耿直不会做官，显光兄也自以为他的党龄太浅，不受党内的重视。我以为，这些都是肤浅的看法：主管国际宣传的长官，从抗战开始上任，到抗战结束才卸任。明显表示领袖重视这业务也重视这个人，认定只有他有能力主持这个配合抗战最重要的任务，故彻始彻终依赖他一个人。显光兄一开始就表示不想做官只求做事，现在领袖予以需要的权与钱，应算是知人善用，两无亏欠了。
　　我们工作岗位确定之後，怎样著手组织只能留待撤退到後方安全地带再考虑的了。因为，我们在十一月十五日奉到撤销第五部命令的同时也受命国际宣传处新机构应立刻启程到武汉去展开工作。换言之，我们一方面要结束旧的第五部，一方面立刻要安顿新的国宣处。因即决定由选定的国宣处职员连夜整理应带的文件器材，明晨一早全部渡江登津浦铁路车转赴武汉，只剩显光兄与我留京，应付沦陷前宣传上的一切紧急措施。
　　送走同人後，我们的工作简化集中一件事，那就是协助领袖周告世界，我们撤守国都越战越强的战斗意志。领袖已令政府全体部会首长，包括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宣传部部长邵力子等十一月十八日乘长兴轮离京赴汉。独留下我们，协助他作撤守时的最後宣传。就在十九日的当天，苏州沦陷。纽约时报记者窦奠安(Tillman Durdin)是显光兄大陆报旧部，也是最同情中国的一位美国名记者，他闻讯要求蒋委员长发表宣言。领袖应之，即以撤守後我继续抗战之坚强斗志拟稿予之。在我国势危急时期，纽约时报及时作此报导，实予我民心土气精神上有力之支持。旋政府决定任唐生智负责保卫首都防务的司令长官作最後自卫抵抗後，蒋委员长偕夫人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以茶会招待在南京的所有外国记者。刚巧这天外电传来说，九国公约国家已决定无限期延缓制止日本侵略案之实施。外国记者到齐，蒋委员长正要发言时，日本轰炸机忽盘旋天际，竟在附近落弹。蒋委员长既不走避，亦不动声色，等待敌机去後，立刻开始宣读南京撤退前震惊世界的宣言。
　　我手边没有这篇宣言的原文，但其鼓励全国军民继续抗战的大意永远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不会磨灭的。他告诉全世界，暴力无法压倒我们，我们会在瓦砾堆里再造我们的新国家，复兴我们的新民族，与天同寿。敌人打到南京，我们守南京；即令敌人打四川，我们还要守四川。侵略不停，抵抗不止。中国不会屈服，中国不会毁灭，只需有寸土尺地敌人抢不到的自由国土，就能树立我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权威。这一篇掷地有声的宣言足与英国邱吉尔伦敦受威胁的文告媲美千古！
　　招待外国记者发表撤守文告，是我们留京应做的最後一次任务。嗣後即奉命於翌日夜六时赴下关，登委员长侍从室整备好在那里的一只小轮，启程赴汉。显光兄与我准时登轮，轮上同行的有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秘书陈方与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这三人都是在执行业务时天天见面的熟人，可是这一天在这种情况中见面，大家只能默默相对了。江水滔滔，载著我们这几个不甘屈服的斗士，逆流西上，耳鼓里还震荡著蒋委员长「中国不会屈服，中国不会毁灭」的号召，推送我们走上争取最後胜利的战斗旅程。
　　回首当年，撤离南京时同舟五人中的四位，都成了墓木已拱的先贤，只剩我这万劫余生，在这里学著老伶工李龟年，击筑吹箫，漫唱天宝当年遗事，真有些不尽沧桑之感了！

第十一章　武汉时期的国宣处

　　第一节　草创带来的兴奋

　　上海沦陷，南京弃守，一个全国经济工业集中的重镇，一个全国政治活动枢
纽的首都相继落於敌人之手，一般估计，暴敌必趁其胜利淫威顺流西上直攻武汉，武汉似无久
守的可能。但，我们不这样想，蒋委员长的战略建立了我们的信心。他老人家在南京弃守以後给
我们作一次敌方损失的估计。他说：「敌人的兵力，总共预备了五十个师团来作基础，其中预
定用在中国的是十五个师团，用以对付俄国的共三十五个师团。但是敌人现在用之於我国的正式
部队已有十六个师团，还加上补充师十个师团，总共已达二十六个师团。远超过他们预定的兵力十
五个师团。」这一连串的数字正确证明敌人是消耗了怎样超预计的庞大兵力来换取上海南京的占
有，怎样能够还有什么胜利淫威顺流西上呢！同时，这一套现实的检讨更坚定了我们对领袖所昭
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战略运用必胜必成的信心。
　　我们知道，领袖这一套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并不是他凭空构想得来的
，而是他熟读孙子兵法学到的中国传统作战的真学问。他老人家自己承认，孙子说：「能使敌人
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就告诉我们要布置陷阱，施展技巧，利用机会诱
敌「自至」，投入我们的罗网。因此平津沦陷，京沪失守，我们没有一次倾全国兵力去争一城一
地的得失，只把我主动部队作机动的使用，尽量达成消耗敌方战斗力，同时引其投入我们事前布
置好的陷阱，这双重任务。领袖接下来又引孙子的另一句战略启示来说明，诱敌深入投我罗网的
效果道：「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逸；後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孙
子所谓的「致」，就是争取主动的意思，我们能诱敌深入，处处地方我军是「先处战地」以「待敌
」；敌人处处地方是「後处战地」而「趋战」。在我们完全是以逸代劳，步步「致敌」而「不为
敌所致」。
　　有了中国传统兵法这一套哲理的了解再来研读蒋公上海与南京两次失守时的
宣言，就会领悟句句是他按照孙子兵法深谋熟虑得到的抗日战争必胜必成的保证，坚强了我们
艰苦奋斗光明远景的信心。在上海撤退时，他说，敌要速战速决，我要持久战、消耗战。敌恃的
是兵力，我要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它的力量。敌不能达成速战速决的目的，它就是败，就是
我们的胜利。在南京弃守时，领袖又说：敌侵我有两途，一蚕食，一鲸吞。蚕食祸缓而难察，可
亡我於不知不觉间，鲸吞则祸显而易见，激我军民敌忾同仇之团结，是对我有利之转变。我持久
战之决胜不在南京或任何一都市而实寄於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四千万方里国土内到处
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堡垒以制敌之死命。
　　这两次宣言诚恳表示了领袖抗战必胜的信心，影响我们，树立了我们同样坚
强的自信。我们退守武汉，要确定国际宣传原则，就决定，我们应该把这份信心，透过各种传播
管道，运用各种传播技巧，广泛流通到国际间，使世人接受为每一个人对我们的信心而成全世界
对我抗战共有的共识。我们实践这原则，仍继续保持原定的「以真动人，以诚感人」的态度，不
夸大、不掩饰，来揭示我抗战的真相。但，我们要强凋，行动的得失，并不反应全盘的成败。譬
之赌，西方喜扑克，我喜围棋；扑克一副一副计成败，围棋每子牵全局。一子一角的得失并不就
决定全盘的胜败。我们常以这个比方劝西方观我抗日战局者，希望他们以观棋态度来衡量我敌对峙
的局势，常得他们的首肯。
　　当然，令人观战的判断原则确定之後，我们仍需供给事实来帮助人家得证的
追求。因此，搜求事实，变成了我们国际宣传立即应该著手的主要工作。当时，我们检讨，在这
战局全盘态势劣转的阶段，最重要应搜的事实，不外两端：第一，我作战将士英勇杀敌的忠贞事
迹，第二，凶恶敌人残民已违反人道的暴行。
　　天下事真有巧合得令人不敢置信的。我们决定宣传工作重点之一是搜集敌方
暴行，敌人竟立刻响应，供给事实。日军开进南京城，竟举行了令人听了莫不切齿痛恨的大屠杀
。据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东京「日日新闻」所载其随军记者写的一篇「紫金山下」报导中，竟
说有两个日本军官在十二月十日作一天之内杀一百个中国人的竞赛，结果，第二天两人相见，一
个杀了一百零五人，一个杀了一百零六人，仍无法决定谁先杀到一百人这个标准，记为和局，需
再度比赛，改以一百五十人为标准。因此，十二月十一日起这场比赛还不断进行著。同时，东京
「读卖新闻」记载日军攻入南京的标题竟写「如潮水般杀到南京城内」。据事後所得资料，我们
知道当时日军竟好几次把成千成万人用铅丝捆扎成一团团，以机枪扫射後，未死者再以乱刀戮死
，并把全部尸体浇煤油焚化。此外，见男人就杀，见女人奸後再杀，到处抢完了东西放火烧屋。
被杀的人总数约三十万人。实为全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绝後的大屠杀。刚巧有两个外国人，留在南
京目睹这惨剧的进展；一位是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一位是美国教授史迈士。田伯烈刚
巧是我们在上海推进抗日国际宣传时参加上海「抗战委员会」里三个重要中心人物之一。是一位
澳洲人。因此，他一到上海，我们就跟他联络上了，请他由香港飞来汉口，面商一切。他来後，
我们密室长谈，决定了国宣处初步海外宣传网的计画。
　　我们商定这一时期的国际宣传绝不应中国人自己出面，我们要找了解我抗战
真相与政策的国际友人做我们的代言人。田伯烈是一位理想的人选。因此，我们决定第一步，我
们花钱请田伯烈本人及由其代约史迈士写两本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目睹实录印行问世。此後，他
照办了；他的「日军暴行纪实」与史迈士的「南京战祸写真」两书，风行一时，成了畅销书，达成
宣传目的。同时，我们又与田伯烈商定，请他做我们国际宣传处驻美宣传不露面的主持人，以泛太
平洋新闻社(Trans Pacific News Service)名义登记在美发稿。同时约黎甫(Earl Leaf)主持纽约事
务，艾文思(Henry Evans)主持芝加哥事务，罗学特（Malcolm Rosholt)主持旧金山事务，都是有经
验的美国记者，完成我全美国的宣传网。我们宣传虽以美国为重心，同时也不得不兼顾英国以及香
港之为吐纳口，上海之为敌後策应站。因此，决定一网打尽当年在上海「抗战委员会」的三大将
，决邀请夏晋麟到伦敦以「泛太平洋新闻社」驻美办事处名义进行他的宣传部署；邀请温源宁，
仍以他「天下」杂志主办人名义做我在港宣传工作与我宣传品对外对内的吐纳口，上海仍由董寿
彭与魏景蒙等作敌後策应工作。
　　国宣处海外宣传网如此决定时，国内总部的组织也已有了一个紧密的开始。
我们是不用旧人，绝对根据原定用人标准，求精不求众，吸收新人。每一个人都经审慎考虑其学历
，经历与实际能力才任用的。故到最後离武汉时，人数还不到三十人，可是每一位都能在他指定
的岗位上发挥需要他发挥的能力。计在显光兄以宣传部副部长名义督导下，我以国际宣传处处长
名义主持全处业务内外综合的推进。国外部分之组织已如上述者外，国内部分分四科三室：第一
种主编撰，科长郑钧，下有沈剑虹、邝耀堃、郑南渭等干员；第二科主外事，科长季泽晋，下有
张彼得等干员；第三科主对敌，科长崔万秋，下有林忠、胡风（左倾文人，时因共产投诚故任用
）等干员；第四科总务，科长陈耀柱，会计蔡尔康亦属之。外加秘书室，有擅英文的倪源卿，擅
中文的王家棫。资料室由唐鲁滨主持，新闻检查室则由我自兼随时调适当人员协助。就整个国宣
处内外综合组织作说明，可比诸现代企业生产线与推销线的产销配合。国内部尽量搜集宣传的
原始资讯，透过香港的吐纳口，转送给海外网的各据点，各就其市场需要制成成品广为推销。当
然，国内有外记者与留驻及来访的外人亦当负起当地推销的责任，与国外组织有配合运用——扩
大宣传功效之需要。
　　我们到武汉的初期，以为敌人将乘胜追击，国军无久守武汉之意，故对国际
宣传处在此不作久留的部署。显光兄与我各租一个小房间为宿舍，房东要预付三个月租金，我们
还以为不啻付了双倍房租。全处同事不过三十人，不得不学其他政府机关的样，徵用没收敌产房
屋，一个日本公司的营业大楼，供大家办公兼宿舍的双重利用。
　　最初到汉口不安定的几天里，我们就在不断研究如何可以把全部办公人员和
器材在不影响工作的安排下，搬到重庆去。因为，政府在南京时，本抗战国策，早经国家安全会
议决定重庆为我此後抗战政治中心的陪都。四川的地方势力，早经蒋委员长三四年来的努力，在
服从中央的号召下，一致为抵抗外侮而团结合作。军事委员会已在成都设委员长行营由顾祝同
任行营主任。四川将领如刘湘已率大军五十万人出川参加抗日战争。因此，国际宣传处全部搬到
重庆去办公是遵照政府规定行事。但国际宣传处却是配合前线作战的一个行动机构，也应该跟著
军事的发展决定它的进退。军事没有把握，我们应该随时作最坏的准备。
　　实际，这些都是超现实的过虑，蒋委员长「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已表现
了他意料中的奇迹：敌军受了严重的耗损，非作彻底的调整，郑重的补充，无法继续它的侵略
，同时，敌方的停顿却予我军以尽量培养反击力量，最後竟能於廿七年四月六日在台儿庄打出了
「七七」以来第一次的抗日大捷。
　　台儿庄战役实地检讨又是蒋委员长，诱敌深入，投我陷阱，聚而歼之，「以
空间换取时间」战略运用再度的成功。简单说来，此役是蒋委员长率领了一个参谋团亲临徐州指
挥作战的成功。他决令孙连仲第二军团的三十师张金照与三十一师池峰城驻在台儿庄内作内应，
又令汤恩伯第二十军团的六十五军王仲权与五十二军关麟徵作外线的策应，然後令第三军团庞炳
勋与走了一天一夜赶来的张自忠所率的五十九军在东北面分别抵抗进犯的敌军。敌军进犯计分两
路，一路是第十师团的濑谷支队，沿津浦线进犯台儿庄，目的要夺取徐州；另一路是板垣第五师
团的坂本支队，由青岛经潍县、临沂，进犯台儿庄，也以徐州为目的。两路敌军节节进展，节节
遭遇我外围抵抗；其中坂本支队在临沂遭庞张两个部队的抵抗，恶战七天亡夜，损失最重。因此，
濑谷支队先入台钫庄，遇奉令坚守之池峰城率三十师与三十一师猛烈打击。同时，抵抗板垣师团
的汤恩伯部下的五十二军关麟徵奉令停止抵抗，让板垣师团冲入台儿庄与濑谷支队会合。於是担
任外线策应的汤部六十五军与五十二军，担任分路抵抗的庞炳勋部与临时赶到的张自忠部同时反
包围，配合著原在台儿庄内由池峰城率领的两师，把两支敌军裹在中间，内外夹攻，从四月四日
到六日惨战了两天，敌军死伤惨重，传言估计将近三万人。六日乘隙潜逃的敌军残部向峄县枣庄
奔逃，我乘胜追击，他们已溃不成军了。
　　这消息传到汉口，全城狂欢，士气民心为之大振，竟有人相信武汉可以永保
了。原来以为武汉无新闻可采的外国记者，不约而同的蜂拥而至。那时候，日本方面的宣传还说
他们还守著台儿庄，因此来汉的外国记者对我们胜利的报导都抱著将信将疑的态度。於是，我们
商得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的同意，派一架飞机载全部外国记者，由国际宣传处季科长泽晋带著
几个干部陪同作翻译，迳飞台儿庄，听汤恩伯就地作战争经过简报之後，任令记者选定指挥将领
或作战士兵作个别采访。这才凭现场事实使外国记者们接受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心，传播於世，达
成了我们另一个搜求实证的目标。
　　实际那时候一般敏感的记者都感到，中日战的发展预示了历史性世界大战的
序幕，西方国家站在新闻界斥堠站上的人，都已感到一九三九年世界浩劫将来的震撼。因此，台
儿庄战役的刺激，吸引了各国报纸与新闻机构纷纷派遣他们的采访和摄影记者到武汉来录下这历史
性发展的第一章。此中最值得我们特别一提的一个人是约翰．根室(John Gunther)是世界闻名的一
位作家，专程到武汉来找他「亚洲内幕」(Inside  Asia)的资料。

　　第二节　貌合神离的抗战合作

　　在武汉时期可说是共□投诚追随政府抗日表现最圆满的阶段。七七事变之後，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首在第二天，二十六年七月八日就上电蒋委员长表示
愿投诚抗日。跟著在九月二十二日□党正式宣言，表示：㈠愿为实行三民主义而奋斗；㈡取消
反国民党的一切行动；㈢取消苏维埃政府；㈣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这是再彻底也没有的投诚
条件。可是，不到一个月，□方政治部就分散小册子说，红军不会让外人来当将领的，他们永远
要保持「外白内红」的原则来骗取政府的军饷。更不久，毛□□又在党内发表密示表明「七分建
党，两分统战，一分抗日」是他参加抗战的原则。但，这些在当时都是□党内部的腹案，不敢公
开的。理由，不光对国内，实际违背了他们後台大老板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国策。史达林在西安
事变时，已向毛□坦白表示，苏俄要有一个真能抗日的中国领袖，这是蒋某不是你毛□□。可是
，毛□虽无领导抗日能力，史达林仍要求其尽力抗日，决不准其阴谋抽抗日的後腿。因此，毛□虽有藉抗日以坐大的腹案，在这个时期表面上仍须表现追随政府充分合作的态度。这使命竟给他
派在当时我政府抗日阵营中扮演「两分统战」的周恩来与郭沫若两个□干圆满达成了。
　　那时候，我们国际宣传对抗战成败关系的重大已取得政府高级官员的了解而
予我们以充分的合作，大家都愿协助我们把抗战的忠勇故事呈现到全世界读者听众的面前，此中
尤以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给我们的协助尤多。陈部长是跟我在淞沪战时就彼此有了了解，现在
做了部长不久就取得了外国记者的信任与爱戴，因为他没有那时候中国政界大家犯的弱点，随口
说出很多夸大的数字。外国记者都相信，陈诚告诉他们的，多是禁得起考验的真资讯。陈部长的
这套态度表现，在我们国际宣传上建立了很多外国报纸的编辑们对中国发言人的信心。因此，那
时候，军令部派到国际宣传处来做前线战争实况报告的发言人，徐培根将军也对军情报告采取实
情实说绝对负责的态度。我在过去，每为主军政者在外国记者面前夸耀成功，掩饰真相的笨拙措
辞所窘，弄得面红耳赤，现在得此合作，不再见此自毁宣传效果的场面，不胜愉快。
　　这种愉快场面，不幸美中不足，暗伏著不愉快的矛盾。这时的武汉，是一个
战时过渡的政治中心，多数政府机构已搬到重庆，只有与作战有直接关系的机关留在武汉，这中
间活动得最频繁的要数军委会的政治部与我们国际宣传处。所感缺憾的，政治部部长陈诚当时又
是保卫武汉的主要作战将领，他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又兼武汉卫戍总司令，多半时间花在前线指
挥，不得不把政治部的工作交由副部长代理。不幸这副部长竟是共□□□周恩来，还带一个第三
厅专管宣传的厅长竟也是□方文酋郭沫若。这两人轮流出席我们国际宣传处代表政府做有关政治问
题的发言人。
　　周□恩来有一套迷人的本领，随时运用，成了他政治活动，广结善缘的锐利
武器，竟使外国记者也多受其诱惑而爱好他。可是，个人结好是一回事，受其诱惑而信他说的话
却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不论周□郭□那一个人出席记者会代表政府发言都免不了讲那些□□党徒习惯使用又长又空，绝无内容的臭脚带滥调，外国记者每把听他们发言认做一种职业性的苦
事。不料，周□误会外国记者不满其发言是翻译者季科长泽晋的失职，要求显光兄另换一个全处
中英文最好的人来任他的译事，於是，显光兄就派秘书倪源卿当下次周副部长发言的译员。下次
周□来，倪源卿站在旁边当翻译，周□滔滔滚滚讲了十多分钟，源卿三言两语就给他译完了，如
此继续下去，言者长长译者短短，外国记者没有一个不掩面暗笑，搅成一个周□几乎下不了台的
僵局。周□会後向显光兄严重抗议，显光兄召源卿询问究竟，源卿理直气壮辩护说：「周副部长
说的，我全部译出来，如有疏漏，我愿受任何处分。」周□竟无言以对，全处同人听了无不鼓掌
称快，赞美倪源卿这一套大胆的讽刺表演令人心折！这也是武汉时期，国共合作的一段小插曲！
　　郭□沫若是我的旧识。因为当我在上海办大晚报的时候，他毅然决然抛弃了
在日本已成家的日本妻子和儿女返国参加抗日活动，我认这是令人钦佩的义举，曾设宴欢迎过他
。不料他返国之後，不独立刻另结新欢，并且走了左倾反政府的路线，我就开始鄙视这个人。现
在，不期而重新见了面，他很表幸运似的握手言欢，好像遇见了老朋友，我当然受了政治需要的
压迫，不得不报之以欢颜。每次他代表政治部来做发言人时，我总予以热情的招待。什么事真好
像有命运的安排，陈诚在二十七年六月受命兼辖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之後，全力部署武汉保卫战时，
竟派了一辆卡车，专邀我与郭沫若到他的前线司令部，跟著部队的进展，亲身了解战倩并与将领士
兵过著共同作战生活一个星期，使我们两人打在一起，好像真成了老朋友了。但，回到汉口来，
他们政治部的第三厅，一网打尽了那时候稍有知名度的男女电影明星，夜夜灯光灿烂，乐韵幽扬
，据说是在排演街头宣传剧，实际过著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跟我们全部是埋头苦干光身汉的国
际宣传处望衡对比，我们还能真诚携手做朋友吗？最令我们有著大家要嗤之以鼻的是做了郭沫若
手下副厅长的田汉：他身穿全套烫得笔挺的哔叽军装，腰缠皮带，足登长统马靴，肩佩少将肩章
，给一群女明星簇拥著大踏步走出走进政治部的大门，真令人看了有鸡犬升天的感觉，那里还是
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战伙伴！然而，他们的携手还有难能可贵的价值，这些鄙视，这些怀疑，还
只能装著笑睑，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
　　那时候，我们国际宣传处，不独跟共□携手做朋友，我们还邀□□党员到处
里来工作。我说的是在我们对敌科里工作的胡风。他是鲁迅的得意门生，在大晚报时期的上海，
为左派文人中的一支名「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打先锋，与左派文人的另一支，由鲁迅所称
的「四条汉子」，周扬、田汉、夏衍、华汉（阳翰笙）所领导的「国防文学」，水火不能相容，使
左派文人唱著对台戏。现在来到武汉，田汉当了政治部第二厅副厅长，阳翰笙（华汉）当了第三
厅主任秘书，胡风当然再也挤不进第三厅了。他是日本留学生，日文很有根底，我们对敌科正需
要他这种人才，就不计其为附□文人而用了他。对敌科也担任以日文写作的对敌宣传品，我们要
作品够得上日本人欣赏水准，一定要找一位文笔好的日本人替我们看稿子。胡风就想起流亡在上
海的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亘。他知道，日军占领上海後，鹿地亘怕日本宪兵要捉他，他逃到香港，
生活相当贫困。我们同意透过胡风徵求鹿地亘同意来汉参加我们的工作。胡风写信问他，他欣然
接受。我们想到一个日本人在内地旅行的不易，因请求广东省当时主席吴铁城的合作，派宪兵赴
港迎护鹿地亘到汉口，参加国宣处对敌科工作。至胡风本人後来在□帮内以直言敢批评毛□，竟
给周□扬等人发起「反胡风运动」被捕冤死狱中，可算是一个有骨气的□干。因此，他在国宣处
办公还是认认真真尽他应尽的责任。显见他的笃实与郭田等□的浮夸，人性不同各如其面。然而
，经毛□□□在背後指挥之下，他们全都是舞台上表现「两分统战」跳跳蹦蹦的傀儡，那有真面
目可言。这是国宣处在武汉时期站在共□统战前哨忍受著貌合神离又不得不虚与委蛇的痛苦。

第三节　蚕食鲸吞心劳日绌

　　对□伪装是我们的隐忧，也是必须要随时提高警惕的一份重担，可不能算是我
们的正常工作。我们的正常工作，当然是，正确把握到蒋公当时战略的运用，予以及时发挥心战
功能的密切配合。战略的形成基於深知敌情，蒋公知敌之深，表现在他弃守南京宣言中的一句
话，他说，「敌方蚕食可致我死命，今取鲸吞反鼓我土气。」日本政府中原本有激进缓进之争，
蒋公此言，在急进派攻下宁沪之後，予其缓进派以悬崖勒马的夺权口实。因此，我们可以说，
武汉时期，敌方战略的转变，实际就是蒋公这一句话促成的：促成他们边打边谈，「蚕食」与「
鲸吞」双管齐下的战略，正配合我们「以空间换取时间」，步步为营，消耗敌人长期作战战略
的要求。
　　敌方的战略考虑，虽有激进与缓进之分，然「吞多嚼不烂」是他们共同的恐惧
。因此，每一次他们倾全力获得胜利之後，总希望我们撤手叩头，挂白旗投降。然後，他们再
找中国人建立傀儡政权，让中国人自己内讧来达成他们不战而胜的收获。当然，遇有强顽的抵抗
时，仍需再予以打击。就这样所以打一步停一步，逐步推进，并吞了无法一下子吞下去的中华民
国。这也是西方所谓一手鞭子一手红萝卜骗一匹马顺从的老方法。
　　日方占领了南京之後，立刻在华北找到了汉奸王克敏组织了一个叫什么「中
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居然「自立为王」起来了。实际，我们知道，日方找傀儡，找到王克敏已经
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无可奈何的选择了。因为，他们要的傀儡是有头有睑像像样样的人
，可是，他们到处搜寻，找威足以号召旧部的老军阀，名足以领导知识分子的大政客，有的婉拒
，有的躲避，怎样也找不到一个真有声望的中国人做傀儡，这才找到了王克敏等一小撮甘为汉奸
的民族败类，来聊胜於无的实行他们的蚕食政策。
　　他们的蚕食政策也是双管齐下的：一方面制造傀儡政权，另方面找调人，进
行他们的和谈攻势。这时候，最合适的中间凋解人当然是德国。日本一方面拒绝九国公约以国际
会议方式来解决中日问题，一方面主张中日自己来解决两国的纠纷。两国在敌对中不易直接谈，
日外相广田找到了德驻日大使狄克逊，同时，日（原文如此）驻华大使陶德曼找到了中国外交次
长陈介，双方交换意见了差不多一个月，陶德曼就在二十六年十二月二日向蒋委员长提出日本的和平条件。其
内容相当和缓，计为：㈠内蒙自治；㈢华北行政权仍属中国，惟希望派一亲日首长；㈢上海停战
区扩大，由国际警察管制；㈣停止排日；㈤共同防共；㈥减低日货进口税；㈦尊重外人在华权利
。中国方面颇有愿在这条件上进行谈判的倾向，不料此时日军在华喘息阶段已过，再度发动攻势
，同月十三日进占南京，气焰高涨。其政府政策转趋强硬，连日开会，在同月二十四日通过了所
谓「支那事变对处要纲」，决定和谈主要内容为：㈠中国与日本，满洲国合作反共；㈡在中国设
非武装区，在必要区域设特殊政权；㈢日、满、中缔经济合作协定；㈣中对日作必要的赔偿。这
种几类亡国的条件，我们当然无从谈起，就是德国调人也认为太苛刻了。然而陶德曼还愿继续努
力，促成中日的停战。其热心，实际也为德国自己打算。因为，德国那时已确认苏俄是它将来的
大敌，日本是它东西配合分别控制世界的夥伴。它亟盼日本能养精蓄锐做它将来东西夹击苏俄的
打手，绝对不愿看这打手陷入中国泥淖，耗尽它的打击力量。德国的这番心理日本何尝不知道，
但日本也有日本的想法。两国不同的研判，表现在二十七年一月十七日德使陶德曼与日外相广田
最後一次谈话中。陶德曼说：「日攻华耗其兵力即日对俄力量之削弱。」广田答复说：「如中日战
旷日持久，此研判是正确的，但不必作此预期。」显然广田这句话反映了日本有速战速决的自信
。他们就凭这份自信坚持他们的无理要求，要中国屈膝投降。一直僵持到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日
本政府才承认和谈之无效，发表声明，不能接受德国的调停，今後不再以国民取府为和谈对手，
将期待中国新兴政权的产生来作日本与中国调整关系的对手。这明显是日本内部蚕食派的再露身
手，於是在二十七年二十八日他们又在南京捧出第二个傀儡梁鸿志组织了他们所谓的「维新政府
」与北平的王克敏除对峙争宠外，实际皆发生不了任何政治号召的作用。
　　上面说明了南京弃守後，日方蚕食战略施展的经过，配合其蚕食战略我们也
应概述其鲸吞战略的推进。他们原估，攻占了南京之後，我必溃不成军，不再有继续作战的能力
。不料国军分段分区把他们的部队吸住在津浦线上，竟在三个月後，二十七年三月中旬先在临沂
给他们一个打击，继在四月初在台儿庄打得他们伤亡达三万人以上。日军攻台儿庄，目标要取徐州
，因此，经过一个半月的南北两方包围袭击，卒於五月十九日攻占徐州。徐州得手後，敌方攻势
即以武汉为目标，经过两个月的调整部署，七月中旬他们的大本营颁布了攻击武汉的所谓「华中派
遣军新战斗序列」。他们决定调遣十三个半师团与三个飞行团的军力来围攻武汉，计为：第二军四个
师团由大别山北麓前进，集中在安徽合肥附近；第十一军五个半师团沿长江两岸前进，集中在江
西九江附近。华中派遣军直辖四个师团以确保安徽湖口下游他们的占据地为任务。这样倾其全力
进攻的战斗序列决定之後，七月二十二日日军在鄱阳湖边的姑塘登陆，揭开了他们进攻武汉的战
幕。接著，他们猛烈攻击，处处遭我军壮烈抵抗，计先後在瑞昌、田家镇、万家岭、辛潭铺、大
冶五个据点上两军纽战，日方皆受严重死伤的打击，卒经三个月的苦战，他们在十月廿五日进占
了武汉。
　　说明了敌方蚕食鲸吞双管齐下的攻势之後，我愿凭此了解，继续叙述我们国
际宣传处如何配合蒋公反攻克敌的战略运用来发展我们的心战作业了。我要先承认，无论我们心
战成效优劣如何，我们是站在一个必胜的出发点上起步的。这一点实予我们以最有力的鼓励。
这出发点，无他，只是中国人有他的传统民族优越感，没有一个人甘心作亡国奴，我相信，蒋公就
凭这一点决定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决策，我们当然也凭这一点建立了蒋公战略必胜必
成的信心。
　　我们对中国老百姓有了这样认识之後，对敌方蚕食战略的攻势，就有恃无恐
了。他们蚕食分两途：先说「诱和」以遂其速战速决、消化侵略果实的阴谋，既经蒋公几次公开
予以驳斥，我们配合的作业，只须反映民意，非敌方悔过还我本来面目，中国人绝不做订城下
之盟的卖国汉奸。次说其「造傀儡」以促成中国人的内讧而达其不战亡我的阴谋。破此阴谋，是我
们国际宣传处义不容辞，应该全力以赴的重要任务。我们有了中国人传统民族优越感的信心，破
此阴谋并不难。我们只需透过敌後情报网，收集了大量这些汉奸们沫猴而冠，无力发挥任何政治
军事方面作用的丑行畋迹，播送国际，让明眼者自作评判，使日方的幕後导演广泛流传，成了国
际话柄。
　　最重要的是针对敌方「鲸吞」战略，国际宣传处发挥我们心战攻势的配合作
业。南京弃守之後，敌方攻势就以武汉为目标，蒋公睿智早就据此以决定他的战略，经他的灵活
连用，敌方的攻势竟跟著他的指挥棒向最不利敌方的方向进展，敌方完全失去了主动，这是蒋
公保卫武汉战最大的成功，也是我们国际宣传作业在原则上必须把握到的重点。在南京弃守後
的最早阶段，保卫武汉应如何列阵，如何配备，如何攻守响应，联环作业，蒋公尚须争取时间以
作全盘设计。因此蒋公战略第一步，除在各战区扩大游击战攻势外，主要国军行动要困扰敌
军在沿津浦铁路地带，使它无法立即向华中发动攻势。这样纠缠作战竟能拖上三个月，最後爆发
打上了由临沂而台儿庄而徐州三次连续的鲁南大会战，使敌军陷入重围，伤亡惨重。本应西进攻
武汉的敌军，今竟北上而遭此惨败，这真是蒋公诱敌深入陷阱战略的第一次大成功。徐州沦陷之
後，敌军机械化部队驰聘在河南东部的平原上，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境，不久就占领了开封
。蒋公断然掘开黄河堤岸，把黄河改道变成一条鸿构，使敌不得不放弃其西进沿平汉路南下直
捣武汉的有利攻势。这一著使广泛地区遭受水灾，当然是重大牺牲，但这牺牲换得了敌方不得不
放弃其由北方进攻武汉的有利战略而改取由南方沿长江西上之不利战略，蒋公虽忍痛作这决定，
可也是他在这项保卫武汉战中第二次的战略成功。因为，敌如从山东南部河南东部南下攻武汉
，一片平原，坦克重炮驰聘往来是他们攻易我们守难的阵地，现在蒋公又诱他们改取沿长江西上
的攻势，这一带都是湖沼地区、坦克重炮这些重兵器都变成了笨重的累赘，而我们带著轻武器
反可灵活转动，真是「诱敌深入」这项战略最清楚的事实说明。武汉保卫战延至二十七年七月二
十二日敌攻江西姑塘登陆才算正式开始，距离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弃守，蒋公已争取到八
个月的充分时间作保卫武汉军事部署的充分准备。因此，由蒋公亲自督导，陈诚作前线总司令
，按照预定计划，步步为营，节节抵抗，竟把这场大会战拖长到三个月，至二十七年十月廿五
日才放弃了武汉。假定我试把这场复杂的战役用简单的方程式来作说明，我们可以说：蒋公的战略
设计，就全盘战略言，敌来必抗，尽可能消耗其实力。但每一个部队为了长期战计，务须审慎
自全，保持最後四分实力，转进後方作调整补充，让规定的第二支友军在规定的第二据点继续抵
抗。如此，轮流抵抗，轮流转进，按照预定的路线，诱敌拉长战线，陷入其无法自拔的我方民族
泥淖中。我们看得很清楚，所谓武汉沦陷，敌方占领的实只他们一路打来的几个据点与据点中间
的连络线。因此，所谓敌方占领区，实际其威力可及的范围只限於「点」和「线」，整个占领区的
「面」还是我们不屈下挠、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的世界。这才是蒋公诱敌深入，使其陷在泥淖
中战略成功的简单说明，也就是我们国际宣传作业者要世人看我战局应有的共识。正确断定这
场血战，我虽弃守武汉，却是蒋公战略运用成功获得了无形的胜利。

　　第四节　播迁中的轰炸生涯

　　武汉战二十七年七月底在江西展开之时，中央就在八月初下令政府留汉机关全
部迁往重庆，但国际宣传处作业仍须配合军事指导中心决其进退。故在八月初只将笨重器材以
及不常取用的公文存稿专人乘船押送重庆。此中最值得我们庆幸者有两批器材，事後在重庆发生
了重大功效。第一批是汉口广播电台的大部分电讯器材，商得当时市长吴国桢的同意，送给我们
国际宣传处。不料这批器材变成了此後我们在敌方轰炸威胁下对外通讯的重要工具。第二批器材
是我们在汉口市找到了一家日本报馆，就把它的部分机器、铅字和几个中国排字工人带到了重庆
，使我们得在重庆自印日文宣传品，运至敌後及日本散布，发挥对敌心战的一项有力攻势。可憾
的，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我们在我们办公的日本公司储藏库里，发现两批财富：一批是五万枚银
元，一批是一百多箱靛青。我们迂执到，得此财富，竟都原封不动照样封存在库里，等到我撤军
时，给最後部队遵照政府规定，火炉里装满了炸药，连同整个房屋全部炸毁掉。实际，这些敌留
动产，我们有的是现成交通工具，带到重庆变成几千万元法币，可以经过正当合法手续大大充实
我们的宣传费用。
　　笨重器材送走後，我们耐心等到二十七年十月十二日敌登陆广东大亚湾，广
州告警，武汉不能再守的最後时期，显光兄与我才商定，他带著沈科长剑虹两人留下来，备蒋公
离汉前宣传作业之配合，我则带著全处连工友三十余人，乘粤汉路火车到衡阳，转衡山山麓借
一所小学成立我们的临时办公处。为什么我们不直迁重庆还要绕道衡阳再转衡山设立我们的临时
办事处呢？这又是国际宣传处必须配合军事部署作业的又一次安排。因为，我们知道蒋公弃守武
汉之後，将以长沙、衡阳为他指挥作战的中心，同时我们又知道衡山山顶上的一个名胜名「磨
镜台」的，是蒋公经常召开军事会议的地点。因此，我们决定借衡山山麓的一所小学做我们的
临时办公所兼员工宿舍，在衡阳城里租几间房屋做我们对外接触与招待外宾的据点。
　　照这计划派人先往部署後，到了同月廿一日，广州弃守，我就按照预定计划
带著全部员工乘火车到衡阳。动身前规定，每人限带包著被褥与随身换洗衣衫的一个「铺盖」以
及装满他要带的全部财产的一只提箱，此外绝不许多带任何东西。但我本人却必须例外多带一只
提箱。因为，在这兵荒马乱时期全处开支，不能靠汇兑，只有随身带现款才可随时随地应付一切
。因此，我这例外的一只提箱，结结实实装满了五十万元的钞票，必须坐卧行走随身自携，一刻
不让脱手，是我的责任却也是一个重大累赘！
　　我到了衡阳，喘息未定，忽接显光兄来电称，新聘一个在汉口广播电台当英
文广播员的苏格兰人，笔名马彬龢的为我外籍顾问，已代购车票，嘱其明日赶来衡阳，参加我们
这群人的工作。在安排好全部员工连我自己在衡山山麓小学的住宿与办公设备之後，第二天，我
就赶到衡阳坐候这位外国顾问的光临。到了时候，再也想不到，走进来的竟是，像耶稣那样满睑
连思胡子，可是身穿一件青布长衫，足登一双白袜黑布鞋的外国人。我走过去表示欢迎之後，他
竟操著一口纯粹的国语自我介绍他就是马彬龢，英文原名叫Mac  Causland。坐下来细谈，他在汉
口担任英文广播一年多，现在汉口广播电台人员全部整备停播，唯独他坚持要继续工作到敌
人杀到台上来强制停播才闭口。显光兄发现此奇人，劝他不必坚持，欢迎他参加我们工作，他竟
首肯了。据他说，他在来汉前，曾在上海过了好几年。在那时候，上海的一班中国文艺人士发起用
英语来扮演中国戏，他也参加。在这些文艺朋友中，他认识了我的朋友邵间美、以及邵间美的美
国爱人韩美丽（美文原名Emile Hune）。这样一提，我们有了共识的熟人，我对他更深了一层友
谊。再谈下去，我知道他真是醉心中国文化的奇人。他在英国牛津大学基督学院(Christ
College)读书时，对中国古典文学已发生兴趣。来华之後，决心要过全部中国生活，穿中国衣，讲中国
话，吃中国饭，并且在中国现在国难时期，要把生活压低到最节约低廉的水准。我钦佩他的志向
，欣赏他的文学天才，当天就约他到一家小饭馆里，点几样菜算我接风尽一点地主之谊。不料，付
账时，他竟坚拒我独付，他要各付各的所谓「荷兰制」(Dutch System)。他说，这是他一禀坚持
的原则。因为，吃饭是维持生命的一个大问题，只有自己吃自己付钱的饭，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此
饭的清白。我听了骇然，第一次领教到这位奇人的怪脾气。後来，回招待所，因为他是外国顾问
，在招待所中特辟一间做他的宿舍，并且买了全套新被褥，供他安睡。我送他到这间房，跟他道了
晚安，请他提早休息；不料，明天一早到他屋子去请他吃早餐时，竟发现他把被褥铺在地板上，
席地而睡过了一夜。骇问原因，他说：「前线士兵都睡在战壕里，我就睡在地板上还深感不安哩
！」我又第二次领教到这位奇人的怪脾气。此後，我们共处，他的怪脾气还多著哩。可是，怪虽
怪，永远不减我对他的敬佩！
　　在衡山安定下来之後，我们最关心的当然是留在汉口的董副部长和沈科长。
同月廿五日武汉就弃守了，隔了三天沈剑虹跟著警备司令部撤退的车辆到了长沙转到衡山来。据
说显光兄要遵照蒋公指示招集外国记者发表弃守宣言，独留在汉口，没有跟著最後撤退的部队走
。我暗暗著急，担心他没有车辆怎样走得了。於是耐心等，过了一天又一天，得不到显光兄的踪
迹。向军委会方面查询，据说蒋委员长也在著急，到处查询他的消息。一直到了十一月五日，离
武汉弃守十天之後，显光兄才出现在长沙军事委会。此事经过详载显光兄自传，我不必再加复
述了。
　　光说我们在南岳（衡山代名，下沿用）的生活。南岳虽为军事重地，却没有
引起国际注意，所以我们设了办公处，实际无公可办。南岳是五岳之一的名胜地区，我们竟在军
事紧张的这个阶段，得有机会尽量作探幽寻胜的优闲享受。可惜，好景不长，没有几天，我们就
陷入敌机狂炸的恐怖生活中了。中国空军在我们二十七年退守武汉之时，经向苏俄洽购轰炸与驱
逐机已逐渐壮大，可以支援陆军作战，轰炸东战场上及津浦路南段的日军机地，并还在二十七年五
月十九日午夜远征日本，投掷宣传纸弹，表示我已有空袭日本的能力。在保卫武汉战中，我空军
与敌机作战计有三次，其战果计先後击落敌机十二架、二十一架、十五架，皆奏辉煌绩效。惜机
数太少，难以持久。故至武汉弃守之时，制空权全落敌人之手，敌机横行全无阻拦，使我们不得
不陷入受敌机狂炸的恐怖生活中了。
　　我想敌军占领武汉之後，一时还摸不清我们的军事指挥中心移到那里去了，
正在派出侦察机到处找。大约二十七年十一月中旬的某一天，一批日本侦察机飞过南岳上空，那
里的高射炮阵地警觉性不够，竟向敌机开了炮。这无异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提醒敌人重要军
事机构在这里。於是第二天，大队日本轰炸机向南岳山前作了一次大规模的轰炸。这才真给我上
了轰炸威力如何可怕的第一课。
　　我们借用的这家小学，原来也有他们所谓的防空壕。实际上，那只是掘地一
丈左右上面堆些上种一些草的一个土堆，不要说禁不起直接中弹，就是炸弹在几公尺附近炸开，
它也会崩陷下去，活埋了躲在里面避炸的人。可是，毫无轰炸经验的我们，不独全体员工钻进了这
个壕，敌机来时，还探头采脑向壕外察看状况。
　　敌机整队飞来，远远的就听到嗡嗡声音，这是我们听惯了的。当敌机队渐渐
接近，这种嗡嗡的声音就变成了震耳的轰轰声。这还是我们的第一次经验，可就把我们吓慌了！
有的人惊叫，有的人死命向壕里面挤。我还算镇定，伏在壕口向外望。不久，天空里发现了敌机
的影子。呀，黑压压的一大片，真把我看呆了！突然，轰轰震耳的机声夹著像吹口哨般的尖嘶声
裂空而下。我知道这是大批炸弹落下的声音，只好抱著头，闭上眼睛，把生死交给命运了！
　　尖嘶声过後，就是震天动地的摇撼，我好奇地睁开眼睛一看，却发现了奇景
。敌机下炸弹时，本来是一个跟一个的下，有的先有的後炸弹落地就成了一条线。这一次，他们的
轰炸线在我们前面大概有一哩的距离，从遥远的左方炸到遥远的右方。我看到的奇景是：每一颗
炸弹落地引起一声巨响之後，必震起一阵飞沙走石，形成了冲天的雾障。几百颗炸弹连成一条线
从左到右炸过去，震起了一个接一个的雾障，真像一位巨无霸在明亮的窗框上把窗帘慢慢从下面向
上拉更从左一个接一个向右推，等到整个窗框全给窗帘掩盖住了，我们就像裹在雾障里，昏天黑
地，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清了。
　　敌机走後，大家才慢慢地从昏眩中苏醒过来，我看你，你看我，摸摸头颈四
肢，庆幸没有一个人受伤。大家喘息未定，就马上抢著去看被炸的现场。这一次敌机轰炸的主要
目标是衡山麓离我们住的小学的三四里的南岳庙。大概敌方的情报误认这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是
抗战指挥中心的所在地。敌方情报的错误，使好几百中国老百姓无辜遭了殃。我们查看现场，心
里感觉到这可能就是我们会遭遇到的惨状，大家不寒而栗！
　　「血肉狼藉」四个字是绝对不够描写被炸现场的凄惨状况的。一件最奇怪的
现象是被炸的尸体没有一具不是赤裸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身上的衣服部不知那里去了。
赤裸而断头，裂肠，肢体分解，血流满地；有些被摧残的肢体还紧紧拥抱著；有些尸体支离破碎
，这里胴体拖著一盘肠子，那边一棵树枝上却挂著飞过去的一条臂膀。在这里，人肉像是屠宰场
里的猪肉。回想一小时以前这些肉也是跟我们一样夫妻子女团聚著的活生生的人。这种转变实在
不能想像，也不忍想像！这一次的经验使我学到被炸可怕的第一课。
　　跟著我又学到敌机当头亲自受到杀身威胁的第二课。那是发生在敌机狂炸南
岳庙後一个星期左右，我跟一位同事坐了汽车在衡阳城内招待所中接洽公事，忽然听到了警报，
全城慌乱起来。那时候，衡阳城内谁也没有作防空的准备，惟一安全之道大家奔到城外郊区去避
轰炸。於是，一下子人潮汹涌，扶老携幼把几条通到城外去的大街挤得水泄不通。越是挤不动，
越是心里急，於是大哭小喊的人声鼎沸，慌乱的情形随敌机一分一秒的逼近增加其紧张。
　　我们坐的汽车跟著人潮挤出了城，开出城外没有多少路，敌机已经在头顶上
盘旋了。司机很机警，立刻把车停下来，大家下车逃命。我下了车，没有走几步路，一听声音，
知道敌机显然已经低飞向我冲过来，急中生智，我不顾死活跳到田沟里，躺了下去，把整个身体
泡在泥浆里。抬头看我同车来的同事，他下车没有躺在沟里，竟拔脚在田里无目的地狂奔。敌机
驾驶员好像故意跟他开玩笑，他在田里乱跑，敌机飞过来又折回去，一再向他俯冲，反覆盘旋了
好几次，却始终没有开枪扫射。这一次经验使我学到了敌机临头的第二课，严重地警惕到我们今
後如不作妥善的防空设备，就再也不要想做旁的什么事了！
　　在南岳受了两次敌机轰炸威胁之後，敌机另找目标，不再来了。南岳已失其
为军事中心的重要，我决定带著全体员工到重庆去正式组织我们的办公新中心。动身前我最先要
考虑的是入川路线不遭敌机追击的安全问题，因决定迂回走广西省桂林、柳江，再北上经贵州省
的贵阳由遵义入川。第二个我要考虑的问题是这样大批人员怎样走法：战乱时期交通机构不像平
时，都不健全，这样集体行动更难照顾周全，因决定在衡阳买一辆有三十多人坐位的巴士，深信
这架交通工具尽量用过之後，开到重庆再卖掉，不独可以赚回本钱，还可以贴补部分我们一路上
所需的用费。第三个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三十几个人一路的食宿问题。我们预料，在这兵荒马乱时
期，所经地带除桂林、贵阳之外，都是小村小镇，找不到像样的饭店，更不要说旅馆了。因此，
决定派两三个总务干员打前站，估定每天旅程，规定过夜地点。要他们带足口粮，先在那里找到
不论学校或任何公共机关，借它们饭厅之类的堂屋，备我们打地铺在那里食宿过夜。
　　这样计画好了之後，我们就在二十七年十一月廿九日由南岳山麓出发，最初
四日都按照计画进行，白天赶路，夜夜在地方小学饭厅的地铺上过，辛苦是辛苦，可不遭敌机威
胁，都感万幸。十二月二日到了桂林，正整备住进旅馆後，还想欣赏—下甲天下的山水哩。不料
，刚下车还未坐定，敌机来袭警报竟响起来了。幸喜桂林的山有现成的山洞做天然的防空洞，我
们就跟著人群挤向那个天造地设的大防空洞，一边逃警报，一边就满足了我们观光胜景的欲望。
这个山洞，又高又深又曲折，里面还有照明设备，跟著大家盘旋曲折走进去，真看到了桂林山水
的一绝。敌机去後，我们还雇了—只船在阳朔江上看一次山，享尽了苦中作乐的片刻欢愉。次日
登程，一路到重庆，历时八日，吃的是乾粮，睡的是地铺，吃尽苦头才登上我们此後要长期苦战
的钢铁堡垒，战时陪都的重庆。
　　我们这次跋涉，心不慌，志不馁，因为深信蒋公在撤守武汉时告全国军民那
篇文告，句句是由衷倾吐的真情实况。我们确信，保卫武汉是转移我中部以及东南之人力物力
，移植西南，建立我长期抗战钢铁堡垒的一场确有目标并确已达成这目标的胜利血战。抗战军事
成败的关键不在武汉一地的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的力量。我们相信。这不是我们自己
这样想，国际友人也经事实证明而确信这是事实。得此国际间的共识，是我们国际宣传处在武汉
作业所得的辉煌成效。

第十二章　重庆初期的国宣处

　　第一节　我们站定了脚跟

　　政府转进到重庆，我们站定了长期抗战的脚跟。国际宣传处的工作，跟著抗战局势的转变，应分就三个阶段分写三章。第一阶段写一章，从民廿七年九月起到民廿九年九月欧战爆发後日本与德意签订三国经济军事同盟，为我孤军奋斗时期。第二阶段写一章，从民廿九年九月起到民三十年十二月日本突袭珍珠港参加世界大战，为盟邦犹豫时期。第三阶段分写两章，从民三十年十二月到民三十四年九月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为我参加世界大战时期。
　　现在让我先讲民廿七年九月到民廿九年九月这两年中我们国际宣传处的业务进程与生活现状。要说我们的业务进程就得先了解我们当时的处境。
　　政府从武汉转进到重庆，在表面上看我们是兵败如山倒，但实际检讨，这是蒋公筹划了好几年「以空间换取时间」诱敌深入陷进我民族泥淖里无法自拔战略运用的最大胜利。最使我们看著高兴的是在蒋公策划之下，敌军攻取武汉不沿平汉铁路由北南下划断了我们由西到东充实抗战後方的交通线，反而是经过豫南会战的拖延後仍只能沿著长江湖沼地区勉力推进，使我在沿海特别是凇沪地区以及华西华中的工业物资，以及爱国人潮得有充分时间涌向抗战大後方，奠定我长期抗战的人力与物力资源，在大後方继长增高的基础。因此，在我们单刀匹马独力抵抗压境而来强敌的两年中，新企业、新工厂，虽物资运输困难，仍在川滇一带蓬勃发展，而华北、华中各大学多在大後方复校，例如「北大」、「清华」与「南开」在昆明联合筹办的「西南联大」，重庆之「中央」与「交大」，成都之「燕大」与「金陵」男女大，遵义之「浙大」，坪石之「中山」，只是我记忆能及的几所大学，此外专科及中学内迁之多，更无法计算了。青年学子跋涉长途来到大後方就学者当以千万计，而整个人口从敌占地区来奔大後方引发之人潮当以亿计。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之人口大移动，充分表现了中国人不甘被奴役的强度民族优越感。
　　我们到重庆听到人家把敌占地区叫做沦陷区，深感这是一个重大错误，因为，敌人能占的只是几个大都市与有铁路公路可及的一些城镇，只是几个点与几条线，其他整个地区还是我们中国人的天下。因此，政府虽迁都到重庆，我们全中国九个战区还是全面完整，没有缺少一个。敌虽占领了武汉，仍无法攻下长沙南下迂回进犯重庆，虽西进夺了宜昌，仍不能溯江而上直逼我陪都。二十八年春，国军在河北、山西、河南、广东、江西、江苏等省八、九十个城镇皆与敌军发生争夺战；进展到五月发动随县枣阳的会战，杀敌一万四千余人。最高潮到了九月十三至十四日的一场长沙大会战，日军发动两个师团进攻，经我薛岳司令长官的精心辟划转败为胜，击退敌军返回原防线，敌方死亡人数高达四万。
　　这短短两年中充分表现了我们的大後方实力充沛，可以作长期抗战的基地，我们的前线仍在各战区保持其机动作战的能力，以事实证明蒋公战略的成功，也就使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敌人开始觉悟到陷入我民族大泥淖中无法自拔的困扰。要解救这个困扰，日本军阀急进缓进激辩之下，发现唯一自救的办法只有扩大其播弄傀儡，制造「满洲国」的计画，找有能力的中国人来打倒他们无法打倒的中国人。他们检讨，北平傀儡王克敏组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既是虎头蛇尾，南京傀儡梁鸿志领导的「维新政府」仍旧是不成格局，他们一定要骗一个真有号召能力的中国人来吞他们的鱼饵，才可以与重庆对抗，达成他们灭亡中国的阴谋。这个傀儡，他们以广田三原则为饵，透过高宗武的暗中联系，找到了在重庆公开领导「低调俱乐部」的汪精卫。汪氏果然上了鈎，给敌人骗到南京，腼颜以中国国民党党员的身分，跟重庆唱起对台戏来。可惜，戏是唱上了，对台却仍旧是望尘莫及。因为中国老百姓充满著民族优越感，眼睛都是雪亮的。看著他粉墨登场，只当是戴著帽子给日本人跳著玩的一只猴子，是彻头彻尾一个出卖祖国的大汉奸，有机会处以极刑之不暇，谁还会跟著他走呢。日本军阀这一套以中国人来替他们打倒中国人的阴谋，结果还只做了一场白日梦。

　　第二节　国际对我态度之暧味

　　因此，在这两年中敌我战局是蒋公战略的成功，构成一个长期斗争难分胜败僵持对峙对我有利的局势。不幸，在国际间，日本军阀的暴行吓呆了一般观察者，竟把我退守重庆认做国力崩溃，整个抗敌阵线已如山倒，预计中华民国覆亡可待。因此，不说保证东亚和平的九国公约已没有人敢提，就是公认作世界政治权威的国际联盟，虽曾根据李顿调查团的报告斥责日本的侵略暴行，日阀不独不尊重国联的指示竟悍然退盟以示其蔑视此国际权威之约束。实际此时欧洲各国已因希特勒的蠢蠢欲动，本身安危备感威胁之时，实已无暇东顾。美国虽对伪满仍保持其不承认的公正态度，但对中日战争整体言，却已公开了它的中立政策，因此停止了政府对我的任何军经援助。但，配合美国人民发战争财火中取栗的要求，美国政府在它的中立政策中留一条缝，订立了他们所谓的「租借法案」。这法案，准许美国人民对交战国任何一方做生意，但，为了保护美国人不受作战国潜水艇的摧残，此案规定要买美国货的人限定到美国来在美国接受交货，自冒海上的风险。这一套政策的规定，充分表现了美国对我抗战失去了信心，只在自求多福的打算中，榨取我残余的血汗。因此，在这两年中，美国政府的军经援助点滴未来。幸经上海商业银行的总经理陈光甫配合美国中立政策的要求以世界贸易公司董事长身分与实际代表美国政府的美国进出口银行先後签订以桐油为抵押品的借款美金四千万元。这笔借款为数甚微，然对我抗战前途却有重大影响。诚如当时驻美大使胡适致函当时美国财长毛根韬说的：「这是对中国的一项适时而有效的援助，对於中国真有救命及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的一针强心剂。」因此；桐油借款再度打开了美国援华的门，也带来了英国采取平行行动的途径。美总统批准桐油借款後五天，英国就宣布给中国信用贷款五十万镑，买卡车行驶滇缅公路；後来英国财政部又担保给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五百万镑来稳定中国的法币价值。美英借款的先後成立，是从事实上表现了国际间对我抗战估价的逐渐提高，把我们初来重庆时的国际阴霾扫开了一线曙光！

　　第三节　怎样提高国际对我之评价

　　打开国际阴霾的重要因素当然是蒋公战略的成功配合著全国军民高度民族优越感所发生的奇迹，可是我们主持国际宣传者能运用传播的最确当与最有效的功能取得国际间共识的肯定，也不能说不是得此奇迹的一大贡献。让我来扼要撮述我们当时采取怎样政策与技能来得此效果。
　　我们在这阶段中，面对上述国际形势决定工作的中心政策，是要扫除国际间的妥协空气，纠正其中立姿态，由同情的心态转变成实际助我的行动。换句话说，就是要他们放弃一切顾忌，来积极援助我们的抗战。但由同情进为实援，中间有一个绝大的难关。因为任何一国对交战国的一方供给实援，即为对另一方表示敌对。所以，这时期的宣传工作，在於如何可使友邦不顾忌此敌视态度引发的危机，仍以实援来供给我们。这需要微妙而不露痕迹的宣传技巧。
　　政策是这样决定了，可是该怎样著手呢？理论当然是必要的，例如日寇南进北进野心的揭发，中日战为世界战前奏的分析，援助中国击败日寇，就是消灭他们自己敌人实力的辩证等，种种设辞，当然是主要应做的工作。可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在说明中国抗战实力随战争的延长而日增其强劲，故後方建设受战争的刺激，已足为前方战士最坚强的後盾。
　　在上述中心政策中，第一时期暴露敌方暴行的宣传应取缓和。其理由说来也很简单。我们要争取国际的同情进而予我以实援，那末作这种宣传不独徒耗精力，而且有得到宣扬敌方威力反效果的危险。我们既要中立国家放弃他们的中立立场，对我们积极援助，当然要他们下不惧冒参战危险的决心，才能做得到的。因此，我们不能再揭示战争的恐怖面，以打消他们的勇气。
　　我们实现上述政策的宣传方法，避免采取直接宣传姿态，转而努力发动美国民间团体积极援华。我们只尽量供给他们所需的资料，由美国民间团体自动的推动，促使美国对中国抗战表示同情，再由同情进而为积极援助，希望最後能再由积极援助更进而发起美国自动对日作战运动。这一时期的工作，最先由张彭春邀请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为名誉会长组织美国人的「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为起步，进而实现了美国人自动组织的「中国救济事业组合委员会」，算是造塔结了顶。这个联合委员会是联合从事援华事业七个美国人团体的一个大组合，会员人数十万，遍布全美。领导人物有威尔基，亨利·鲁斯与赛珍珠女土以及其他美国政、商、学各界的知名人士数百人。从民国十九年起一直到太平洋战事爆发时止，不断在美国各大都市举行*、展览、茶会、演讲、广播等种种宣传运动。到最後数月，在洛杉矶、好莱坞一带所举行的援华宣传运动，参加人数之众多，情绪之紧张热烈，可说空前。
　　那时，我们的宣传工作，在物质环境极度困难的状况下，已能渐具规模。文字方面，我们新闻通讯之取材，胥视环境的变迁而随时更动。在武汉会战阶段，注重宣传我军力量之日增、经济财政的稳定。武汉撤守以後，注重宣传我军在各战场屡挫敌锋反在大後方建立抗战物质与人文之稳固基础。这是事实，在前节中已有扼要的说明，我们宣传仍一本以真示人以诚感人的固定原则把实际真相求国际之共识。在前方各战区的零星战绩，发展而成随枣会战与长沙大捷，我们得军委会的配合协助随时能得胜败真相如实供给外国记者及关心我抗战成败的国际友人；最高潮长沙大捷时，我们得军委会的协助，派专机由董副部长亲自伴同外国记者到长沙战场作实地采访。在後方，每一西迁大学，弦歌不辍，每一西迁工厂，加紧生产，充满了艰苦奋斗爱国表现的事迹，都可以供我们实录以作宣传的资料。国宣处专派干练采访人员广搜此项资料，足迹所及有湘、粤、云、桂、蜀等腹地与陕、甘、宁、青、绥等边远地区。历时二、三月甚至一年不等，沿途撰英文稿寄处，材料必求其丰，记载必求其实，笔调必求其活，藉以充实本处供应外国记者与关心我抗战国际友人所需。同时我们自己也在国内外出版了许多种月刊、周刊及大量小册子，广为传播。
　　再说活动方面，那时期国宣处所招待和联络的外国友人，因有香港空运的便利与抗战价值之日渐提高，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在他们之中，当然以记者的人数最多，而记者中尤以各通讯让与大报专派常驻的几个人最得我们的重视。计有英国略透社的赵敏恒，美国联合社的慕沙(Spencer Mossa)，美国合众社的王公达，法国新闻社的马可仕(Jaeques Marcus)，德国新闻让姜彼德，海外通讯社的陈云阁，美国纽约时报的窦奠安(Tilman Durdin)，苏俄塔斯社的叶夏明(Viadmir Yakshamin)。洛机时报的艾力根(Bob Elegant)九人。此外还有许多像点水蜻蜒般来转一转就飞去的记者，以及国际报业钜子、文学作家、传教师、国际团体代表等来到重庆都找上了国宣处。此中值得专门提出来记录的有美国报界权威霍华德(Roy Howard)和北美联合通社及旧金山记事报记者根尼逊(Ray Arch Gunison)二人都专程到重庆来访问。霍氏返美後所发表的远东印象记十余篇，盛称中国抗战精神，越战越强，并主张美国应取坚强态度。根氏返美後发表文字，刊载於美国四十八家报纸，并在旧金山华人区公开演讲。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特邀彼赴白宫面询中国情形。根氏并向当时我驻美大使胡适表示，愿尽全力继续努力援华运动。其他同情我抗战的国际友人，发表文字及撰著专书者，为数甚夥，不能不说大部分是我们推动间接宣传的效果。
　　当然这些国际友人中最主要的抗战对外桥梁，还是记者，特别是上述常驻在中国代表重要通讯让与世界大报的那几位记者。他们都是从上海起跟著我们在困苦艰难中打滚过日子。因此我们间培养成一种为共同目标同甘共苦的情感。受了这种情感结合的鼓励，国宣处竟超越宣传负责机构应负职责范围之外，尽量给这些外国新闻机构工作人员在重庆那时物质供应万分匮乏的围城中，求他们最大工作便利与最高生活享受。最使我们深感足以自豪的是在重庆两路口巴县中学国际宣传处办公地区内创建了一所「外国记者招待所」。很多外国记者说，重庆的「外国记者招待所」已在国际新闻史上成了一个传奇性的流传故事。实际确实如此。任何一个外国记者，不论男女，只要在这招待所里住一夜，就永远保持它的印象，再也忘不了。因为，中国那时正在创造时代史，而美英等世界各国的新闻界大人物，星星闪闪，都在这招待所的大门中出出进进。
　　「外国记者招待所」是应到重庆来人数逐渐增加的外国男女记者们的需要而造的。它逐渐变成了战时我们跟他们朝夕相处培养友谊的温床，同时也是外国记者们交换战时中国经验的交易所。
　　我们一到重庆就发现这个内陆的都市毫无适应西方记者生活的一切准备。当时我们就盘算著怎样给他们建筑一所招待所的计划。最主要的是钱，国际宣传处可以动用的经费中这笔钱是分文无著的。侥幸在某一次财政部长孔祥熙邀宴外国记者，显光兄提出了这个问题。孔氏当时不加考虑问，需要多少钱；显光不敢多要，只建议需国币一万元。孔氏立刻答应照拨。钱有了著落，我们就找包工，协定在这笔经费范围内造十三间房间的小招待所。可是造好房子，内部装修以及添置家具的钱尚无著落。显光兄不得不再请孔部长续拨一万元。到了民国廿八年七月中旬这所招待所竟得开幕使用了。
　　外国记者们惊喜我们努力的成功，大家抢著报导这所招待所的新闻，竟有人开玩笑把显光兄的英文昵名「豪娄」(Holly)给这招待所定了名，称它做「豪娄招待所」(Holly Hostel)。前上海英文大美晚报主笔那时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高尔德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民国二十九年六月一日发的电稿中一节写道：「自由中国的新首都，远在边省四川，创世界纪录，差不多送给自由新闻记者们一件不要代价的礼物。凡是登记过的正式记者住进最近落成的『记者招待所』，每月只需付出一元美金多一点的饭钱，房钱每月不到三元美金。」高尔德并没有夸张。因为那时候的美元汇率换国币十七元。我们招待所每天供应西式早餐一顿，中式午晚餐，每月膳费只收国币二十元。房租定价每间每月国币四十元。同时，我们又给电信局洽妥，由该局在这招待所内设收发报的办事处，外国记者省去了发电讯往来奔波之劳，在工作上又得了许多便利，安得不赞不绝口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