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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4741c2][/COLOR]王席珍与曾国藩家府藏书楼       

  曾国藩家府藏书楼，以其藏书数量之巨，藏书内容之精博，曾经是满清时期我国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而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女子，与其父亲作为掌管曾府藏书楼的兰台人，见证了曾府百年的繁华与变迁，留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B][SIZE=4][/SIZE][/B]

[B][SIZE=4]女承父业[/SIZE][SIZE=4]  [/SIZE][SIZE=4]小姑娘与曾府兰台结缘[/SIZE][/B]
　　王席珍，1918年出生于一个与曾国藩家府相邻的农民家庭，父亲王子陵早年以裁缝为业，后经人推荐，管理曾国藩家府藏书楼。 　　曾国藩家府藏书楼与其府宅主建筑富厚堂，始建于1857年，按候府规模建筑，座西朝东，砖木结构，晚清建筑风格，建筑[IMGA=0,absMiddle]http://www.hnsf.gov.cn/daj/shda/xwxz.jpg[/IMGA]

面积1万多平方米。藏书楼位于家府 两侧,分对称的南楼和北楼两栋，建筑面积2500余
平方米，每栋上下三层，中开天井。南楼为公记书楼和朴 记书楼。公记书楼最大，收藏省县志书最多，大部头的经 史子集不少，还有大量的曾国藩家书、日记、奏折等文史 资料，而最具价值的是败军将领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亲 笔供词》。朴记书楼是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的书楼，收藏有 经史子集、诗词及曾出使英法俄期间搜集的《大英百科全书》、英语数理化与旅欧照片等。北楼为芳记书楼，是曾纪鸿及其妻郭太夫人的书楼，收藏有郭喜欢的天文、算术、医学、星占、章回小说等书。书楼的外观，正如台湾历史学家、《台湾曾氏文献》主编吴相湘在登临富厚堂的回忆录中所述“自庭院中远眺，有些像国立北平图书馆。” 曾国藩一生中酷爱读书，藏书为一大嗜好。从少年时候起，曾国藩无论从学统军或为官，曾均与书为伍。  早年，他极力倡导的“书、蔬、鱼、猪、考、宝、早、扫” 八字家训，可见“书”在其心中的位置。曾国藩藏书始于道光间，他或市贾购买，或友人赠与，或官员奉送，广泛搜罗各种书籍。他在家书中提到“余在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唯有书籍”，“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于子孙，唯书籍尚须添买耳”。至咸丰九年，曾国藩藏书之丰厚，正如他在家书中所言“业已百倍于道光中年矣”。至同治年间，书已扩充至30万卷。 书楼建成后，曾国藩告子曾纪泽：“家中书籍，亦须一人专为管理”，遂物色书楼管理人员。彭芳六、贺老头、王席珍父亲王子陵先后成为书楼掌门人。后来，王子陵年事已高，体力不支，有意将书楼管理的方法传授给二女王席珍，王席珍13岁那年，经曾家人应允，女承父业，成为曾府兰台第四代传人，从此与曾府及书楼结下了不解之缘。     [B][/B]

[B]弹指挥间[SIZE=4]  [/SIZE][SIZE=4]见证曾府百年沧桑[/SIZE][/B]

从上个世纪初王子陵入主曾国藩藏书楼起至今近百年间，中华民族风云变幻，地覆天翻，王席珍及其家父以其特殊的身份，见证了曾府的辉煌与变迁。 19世纪中叶，曾国藩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挽清王朝于既倒,出任两江总督,被誉为清王朝“中兴第一名臣”，死后封为一等毅勇侯，其子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四国，封太子太保,权位尊贵，名声显赫,威震朝野.富厚堂作为曾氏之府弟，在当时建筑规模之宏大，家族之辉煌，香火之旺盛，可以想见其一斑。但到了1916年，郭太夫人去世，曾府家人或从学，或从政，或事业，或随迁，陆续外出，人去楼空，其后20余年无一主人在家，全靠管家家仆维持，曾府逐暂冷落寂寞。
　　抗日战争期间，曾国藩曾孙辈曾宝荪、曾约农等一行，为躲避日军袭击，于1942年自香港辗转回家团聚，富厚堂再度热闹，遂生发出一些不寻常的故事。在此期间，曾家女婿叶剑英在战事频繁之间，专程到富厚堂，与曾宝荪、曾约农相叙。叶帅夫人曾宪植为曾国藩之曾孙女，与曾宝荪为共公公的姐妹。王席珍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叶帅身材高挑，着一身长袍，透露出军人精干与威武。最为有趣的是，1945年间，别动队的几名美国军事顾问数次来到曾府，发现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里，居然有一群山里娃子会说英语，惊喜异常，连呼“OK，OK”，一番酒醉饭饱之后，在书楼大过一通英文书籍瘾，一个个乐不思归，被乡人传为美谈。一次，听说日本人来到一个叫“猫坳”的地方，曾府人远远避之,幸好日军只在距离曾府不到两公里贺家坳过路，并未入府骚扰，使书楼躲过一劫。抗战胜利，曾家人先行获得消息，邀家中工友数人，高举“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的高脚牌，燃放爆竹，到处宣扬，当地人欢呼雀跃，欢庆胜利。 王席珍见到最后一位曾府后裔是定居美国的曾汝剑，她偕丈夫到父亲曾昭衡坟上扫墓，老人尽地主之谊，热情款待了这对远道而来的客人。曾昭衡系曾国藩之曾孙，早年参加粤汉铁路建设，抗日战争回家居住，直到1976年11月去世。他也是在富厚堂居住到最后的一位曾府家人。  

 　　解放后，曾府作为乡政府、供销社、信用社、粮站所在地，虽有小的拆拆建建，但基本保持了富厚堂的原有风貌。藏书楼及其富厚堂被定为国家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双峰县组建了管理机构，政府拨出专款，对屋宇进行修缮，收集了部分曾府文物，迁出原住单位，恢复了门前半月形水塘。    

[B]爱书如命[SIZE=4]  [/SIZE][SIZE=4]兰台人一丝不苟
[/SIZE][/B]　　王席珍父亲王子陵管理书楼十分刻板，爱护书籍犹如自己的身家性命，一丝不苟，从不怠懈。一次，曾府一家人因信耶稣教烧了些所谓异端的书册及章回小说，因是曾家人，王子陵难以阻止，急得几日几夜寝食不安，经苦苦哀求，救出一部分。曾府家人外出后，觑觎书楼书籍的人不少，王子陵使出浑身解数予以保护，或坚辞，或婉言拒绝，或求地方绅士排解，使书籍免于散失。 王席珍接管书楼后，王子陵开始对女儿尚不放心，隔三差五到书楼看看，指点迷津，后见女儿已能胜任方才放手。他叮嘱女儿，“书籍、文书是无价之宝,要象爱护生命一样加以爱护”。王席珍生性聪慧,勤奋好学，对于父亲的谆谆教诲过耳不忘，她以书楼为家，以书为侣，面对五花八门、密密匝匝的数十万卷书籍文书，她每日的工作便是粘贴检索标志、编目录、陈列、上线、装贴、防潮通风、打扫卫生等。她尽量把这些繁杂而琐碎的事做好，一有空闲，读一些看得懂的书。年复一年，书楼管理井然有序，知识大有长进。 1942年曾宝荪还家后，见园圃荒芜，亭台倾塌，色彩剥落，联想到故国破败，自己颠沛流离，家人离合悲欢，不免有些凄惶迷惘。当她转到书楼一看，却被另一番景象所感动：书楼一尘不染,书籍琳琅满架，类别、目录分明。相比之下，曾国藩之弟曾国荃府中藏书却一本不剩。曾宝荪大为感叹“这真是有天壤之别呀！” 因曾宝荪曾创办长沙艺芳女校并任校长，在家期间，她再度执鞭教育侄辈学习英文，王席珍沾光伴读三年，进步很快，能做到按英文字母摆书，按名寻书，查找英文资料。 1942年间，王席珍还接待过来富厚堂借阅《李秀成亲笔供词》的广西文史馆人员，唯恐资料有失，连曾约农兄弟亦轮流值班，跟随监视，一刻不离。平时，对这些有要价值的资料放在一种特制的矩形木箱里保存。这种木箱据说是曾国藩亲自设计并经工匠制造，前后开门，刷褚红油漆，画工精致，便于码装搬运收藏。 曾宝荪在回忆录中给王席珍父女以很高的评价，称她父亲“负责、勤劳、诚恳”，“看护书楼，亦如自己生命”。她赞扬道，“他并不是不知道书可以卖钱，而是不肯做不诚不忠之事，真是个任劳任怨负责尽职的好人”。曾宝荪回家后不久，王席珍的工钱由谷一石加至两石（约150公斤），银元两块，也算是一种奖赏。 经四代兰台人的管理，曾府藏书未因战事动乱而流失，未因风雨霉虫而损毁，未因 主人不在而散失，未因管理不善而质变，使曾府资料保存之完整，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这里浸透了王席珍父女等四代兰台人的心血与汗水。 当我们问起曾府书籍档案的去向，王席珍回忆道：那是1949年下半年，长沙来了两个姓陈的人，将3个书楼打上封条，又过了几年，省城来雇请民工将书担至衡山百果，有两百多担，然后装船发运长沙。据悉，这批运往省城的书籍，现分存于省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处，余下部分或毁或散，下落不明。在此之前，由曾国藩、曾纪泽先前带入京城住处的书籍、纪念品、名人手迹等，在八国联军入京时或被抢劫一空，或付之一炬，无一回还。同时，曾宝荪、曾约农于解放时自带一部分去台湾。    

[B][/B][B]琴瑟和鸣[SIZE=4]    [/SIZE][SIZE=4]八旬老人乐享晚年[/SIZE][/B]

　　解放后，曾府档案已被政府接管，王席珍惜别书楼，重入农门。因与曾府的这段历史瓜葛,她曾陪地主站过台子，文化革命中操过家产，被骂为“狗腿子”。而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在曾府中学的知识,她成了当地的才女，曾担任过村妇女主任、村会计等职务。  

　　王席珍父母只生有三个女儿，她是位孝女，年青时留在父母身边，执意终身不嫁，直到父母相继去世后，经人牵线42岁那年才与小她一岁的黄凤仙结为连理，婚后没有生育，黄的子女远在外地工作，老俩口琴瑟和谐，相依为命，凭着黄每月200多元的退休金，加上耕种7分责任田的收成，维持生计，前些年还建起了3间红砖房，与曾府仅数十米之距。现两人均愈80高龄，身体尚健爽，生活能自理，清苦中透着美满。 近年来，随着曾府藏书楼与家府富厚堂先后被国家和省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府开发升温，大
陆与台湾经济文化交流增多，吸引了对曾国藩治国治家修身的学，争论和功过是非的评判的极大兴趣，有关曾国藩的书籍十分畅销，曾府文物成为收藏热门，研究考察观光收藏者接踵而来，富厚堂由冷变热。作为曾府最直接的见证人，经常有人向老人了解她所经历的那段历史，或打探曾府文物。王席珍不时偕老伴，走进与自己相伴80余载的曾府院内，看看熟悉的书楼，思念故人，回忆往事，感受岁月的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