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center][B][SIZE=6]曾国藩参劾庐江知县吴燮和 [/SIZE][/B][/ALIGN][ALIGN=left][/ALIGN][ALIGN=left]      [/ALIGN][ALIGN=left]      [SIZE=4]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抱着“贪劣之吏须严惩”的态度，写下了《特参庐江县知县吴燮和贪劣科派请予革职折》，文中说：我奉命整顿直隶吏治。我深知直隶地处天子脚下，达官显贵多如牛毛，很多人都有通天的本事。稍有疏忽即出了大问题。种种狡诈贪鄙的行为，确实是超出情理之外，若不从来惩办，凭什么来勉励廉洁、告诫百官呢？应当请示圣旨，将五品衔代理安徽庐江县补候知县吴燮和立即革职，永不再用，还要下令追回所收亩捐钱米，如数清理上缴，以此来告诫那些营私舞弊、欺骗上司的人。 [/SIZE][/ALIGN][ALIGN=left][SIZE=4]    清·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记载：“二十七日，驰摺奏报湖口各军迭挫贼锋，会克文桥贼巢，群贼遁走，阵亡将弁张仪卿等十三名请恤。附片奏报金陵、芜湖、青阳军情及淮甸水陆布置情形。又具摺奏保芜湖金柱关水陆防守攻克湾址、黄池出力员弁，开单请奖。附片奏江西茶商照办落地税，又奏参庐江知县吴燮和革职一摺。” [/SIZE][/ALIGN][ALIGN=left][SIZE=4]    那么为什么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因平反太平军有功被清廷封为一等勇毅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的曾文正公会参劾小小的五品衔代理安徽庐江县补候知县吴燮和？ [/SIZE][/ALIGN][ALIGN=left][SIZE=4]    吴夑和的生平及其他详实资料已无法考证。这就要从他生存的时代背景和其一生奉行的廉政思想来推测。这时就不得不提及令曾国藩跳湘江欲自尽避蒙羞的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八年（1858年）的“三河镇大捷”，太平军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在此聚歼湘军悍将李续宾及曾国藩弟曾国华等清军6000余人，湘军丧失了王牌军，元气大伤。曾国藩不得不承认“自三河败后，元气大伤”。 [/SIZE][/ALIGN][ALIGN=left][SIZE=4]    往事不堪回首。想起三河、庐江这一片土地，曾国藩内心多少有点心酸，然而太平天国运动仍在庐江大地上轰轰烈烈地爆发着。据《曾文正公年谱》记载：“同治元年，贼之窜江北者，攻和州，陷含山县。十月二十八日，陷巢县。公乃札留新募淮勇之张树声、吴长庆等军暂缓赴沪，分守无为州及庐江县，调霍邱之湘军驻防舒城。”《曾文正公年谱》又记载：“十八日（同治二年三月），苗沛霖复叛，引其党围攻寿州。知州毛维翼坚守。十九日，贼大股围攻庐江县，二十一日，贼围攻舒城县，蒋凝学御却之。四月，公调鲍超、刘连捷等军援六安。初二日，贼解围东窜，鲍公引军追击之。初七日，鲍公超等陆军、彭公玉麟等水师会克东关贼垒。初十日，克铜城闸。十二日，驰摺奏石涧埠、庐江、桐城、舒城六安州先后解围情形，随摺奏保刘连捷、毛有铭等六员，阵亡参将黄仁亲等十一员弁请恤。附片报近日军情。”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湘军在庐江一带明里暗中与太平军“交火”甚多，且吃亏不少。所以一提到庐江这块土地多少有点“爱之深，恨之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味道，所以当知晓庐江知县吴燮和的劣迹时，极有可能恼羞成怒，参劾他也就在情理之中。 [/SIZE][/ALIGN][ALIGN=left][SIZE=4]    其二在于曾国藩的廉政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虽然是个争议甚大的历史人物，但无庸置疑，他的廉政文化永远是教育中华民族后代闪亮的思想武器。其在长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中实践着独创的廉政文化。“八本”、“三致祥”是曾国藩廉政文化的集中体现。“八本”中就有“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清廉做官”、“朴素为人”是曾国藩廉政文化的实质所在。曾国藩不仅自己一生坚持勤政，坚守清廉，同样要求儿女勤俭度日。在初出办团练，他感到自己才能不大，不足以谋划大事，便以“不要钱，不怕死”六个字时时警醒自己，并借此来号召乡土豪杰人士。咸丰年间，曾国藩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恶习、民生疾苦与武备弊坏，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勇敢地上了几道陈时弊的奏疏以“匡正时弊，严肃法纪”。其中最具有重要性的，是他上奏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文中直率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从这一道奏疏，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胆识的耿直风格。 [/SIZE][/ALIGN][ALIGN=left][SIZE=4]    由此可知，曾国藩从小骨髓深处就有潜意识的廉政思想，他认为挽救中国危亡命运的举措之一就是整顿吏治，所以请示要求将营私舞弊、欺骗上司的庐江知县吴燮和革职查办[/SIZE][/AL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