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丰曾氏序曰：《礼阁新仪》三十篇，韦公肃撰。记开元以後至元和之变礼。

　　史馆、秘阁及臣书皆三十篇，集贤院书二十篇，以参相校，史馆及秘阁及臣书多复重，其篇少者八，集贤院书独具。然臣书有目录一篇，以考其次序，盖此书本三十篇，则集贤院书虽具，然其篇次亦乱。既正其脱谬，因定著从目录，而《礼阁新仪》三十篇复完。夫礼者，其本在於养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动视听之间。使人之言动视听一於礼，则安有放其邪心，而穷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穷於外物，则祸乱可息，而财用可充，其立意微，其为法远矣。故设其器，制其物，为其数，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乐之具，所谓其用在乎言动视听之间者也。然而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法制度数，其久而不能无弊者，势固然也。故为礼者其始莫不宜於当世，而其後多失而难遵，亦其理然也。失则必改制，以求其当，故羲、农以来，至於三代，礼未尝同也。後世去三代，盖千有馀岁，其所遭之变，所习之便不同，固巳远矣，而议者不原圣人制作之方，乃谓设其器，制其物，为其数，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乐之具者，当一二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礼可得而兴也。至其说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则甯至於漠然而不敢为，使人之言动视听之间，荡然莫之为节，至患夫为罪者之不止，则繁於为法以禁之，故法至於不胜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胜其众，岂不惑哉！盖上世圣人，有为耒耜者或不为宫室，为舟车者或不为棺椁，岂其智不足为哉？以谓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圣，有为宫室者，不以土处为不可变也；为棺椁者，不以衣薪为不可易也，岂好为相反哉？以谓人之所以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圣，则有设两观而更采椽之质，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岂不能从俭哉？以谓人情之所好者，能为之节，而不能变也。由是观之，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亦屡变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养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巳。此制作之方也。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太羹之先而庶羞之饱，一以为贵本，一以为亲用，则知有圣人作，而为後世之礼者，必贵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废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势，骇天下之情，而固巳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农以来，至於三代，礼未尝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尝异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为；或为之者特出於其势之不得巳，故苟简而不能备，希阔而不常行，又不过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本在於养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动视听之间者，历千馀岁，民未尝得接於其耳目，况於服习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则繁於为法以御之，其亦不仁也哉。此书所纪，虽其事巳浅，然凡世之记礼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时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爱其礼之存，况著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书不得不贵，因为之定著，以俟夫论礼者考而择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