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情况
楼主
  • 头像
  • 级别
    • 会员认证会员
    • 声望+1
    • 积分29
    • 经验1985
    • 文章21
    • 注册2005-08-04
    曾国藩在京师期间的藏书活动(一)
    [COLOR=blue][COLOR=blue]        [ALIGN=CENTER] 曾国藩在京师期间的藏书活动[/ALIGN]                                [ALIGN=CENTER] 胡卫平[/ALIGN]
        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金榜题名。以后,他在京师生活了14个年头。此间,他因立志读书而有目的购书收藏。旨在“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京师期间,曾国藩是一个为读书而收藏的藏书家。然而,他的藏书活动却是始于道光十六年会试落第返乡途中的金陵城。

                                     一    金陵城典衣买书
        道光十四年八月,曾国藩参加湖南乡试中举,于是年十一月第一次来到京师。十五年三月,曾国藩会试落第,即寓京师长沙郡馆读书,以便来年的“恩科”再考。“穷研经史,尤好昌黎韩氏古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①十六年“恩科”试罢,曾国藩又“名落孙山”。于是,他怏怏离都,绕道东去,沿大运河而下,作江南之游。
        曾国藩本系借债赴京赶考,此时囊中早以羞涩。经过江苏睢宁县时,得知同乡易作梅前辈为睢宁知县,因而前去拜访、求援。易作梅,字春谷,湘乡大坪易氏,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湖南乡试举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曾官江苏宿迁、江都等县知县。家乡读书子弟的到来,易公甚为热情。当国藩诉说出自己的难处时,易公急人之困,慨然相借银子百两。国藩得此盘费,即经清江、扬州,然后溯长江西上而归。
        船过金陵,国藩上岸游览这六朝古都。在书肆,他看中了一部《二十三史》,为之心动。一数囊中银两,如果买书,即无归乡之盘费;几欲离去,却又恋恋不舍。踌躇之余,国藩想到自己所带的四季衣裘可以典当,终将其送进当铺,《二十三史》于是得之。
        回到白玉堂家中,国藩出示《二十三史》,父亲竹亭公问其所来,国藩如实相告。曾竹亭且喜且诫说:“你借钱买书,我不怕,可以尽力想法替你偿还,你能圈点一遍,就算对得住我了。”②国藩听在心里,决心圈点一遍,并说:“间断不孝”。从此,清晨起读,夜半而息,一年之内几乎足不出户,终将《二十三史》通读一遍。“功夫不负苦心人”,道光十八年,曾国藩会试成进士,终于步入翰林院。
        曾国藩典衣买书的故事,他在自己的日记、家书中,曾多次提到“丙申年”(道光十六年)买《二十三史》之事。其弟子黎庶昌所撰的《曾文正公年谱》载:“公久寓京师,窘甚,从易公处贷百金,过金陵尽以购书,不足则质衣裘以益之。”
        曾国藩未点翰林之前收藏的书籍,有文字记载的就是进京赶考返乡途中所买的《二十三史》。“典衣买书”拉开了曾国藩一生酷爱藏书的序幕。
    注释:
    ①《曾国藩年谱道光十五年》
    ②《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38页

                                     二    无愧词臣  文章报国
        曾国藩会试成进士后,八月请假返湘。次年十一月初二日,国藩在家起行,于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到达京师,备官翰苑。此间,他与同年进士、湖南茶陵人陈岱云等“联课作诗赋,馀每日写散馆卷”。四月十七日散馆,十八日出单,国藩取二等第十九名。二十二日,道光皇帝接见了他。国藩说:“同年仅两人改部,三人改知县,馀皆留馆,可谓千载一遇。”封建社会,读书士子以能留在翰林院为荣之喜悦,尽在字里行间流露。
        曾国藩留翰林院以后,不觉松了一口气。因而“日日玩揭”,“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40余天。六月初七夜,他回忆自己曾在道光二十一年改号涤生,幡然悔悟。他说:“涤生,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年已三十,……因知勉行,期有寸得,……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
        词臣即翰林。封建社会应试士子梦寐以求之地,首先就是步入翰林院,然后得差做地方行政长官,或成为文学巨匠。曾国藩早年读的是五经四书、八股文之类的应试之书,通过科举考试成秀才而举人而进士,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今三十而立志读书,一是要对得起“词臣”这个光荣的称号,二是想以文章报国。由此看来,他最初的理想并不是想得差做外官。当夜(六月初七夜),他就拟定了”日课”:每日早起,习大字一百;辰后,温经书;日中,读史;酉刻至亥刻,读集;学习心得载《茶馀偶谈》。次日,国藩即习字数纸,夜阅《二十四家古文》,记《茶馀偶谈》六则。
        读经、读史、读文集,就必须有自己的藏书。第三天(六月初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日中,看正史,……午饭后去琉璃厂,将所买正史约换《易知录》,又买《卷葹阁稿》一部回。……回寓翻阅《卷葹阁集》。"
        《易知录》即《纲鉴易知录》。这是一部纲目体通史。上起盘古,下迄明末,编者取朱熹《通鉴纲目》体编历代史,于“纲目” 、“通鉴”中各取一字,谓之“纲鉴”。该书脉络清晰,述事简明,读者一看就明白,故称“易知录”。曾国藩初官翰林,囊中不免羞涩。他原有正史全套《二十三史》,故将新买的单套正史换回《易知录》。为了读史,他可谓千方百计。
        《卷葹阁集》,一名《洪北江诗文集》。洪北江名亮吉,江苏阳湖人。卷葹阁是洪亮吉的书斋名。洪既是清乾隆、嘉庆年间的官吏,又是著名学者,以诗、文知名一时。其《北江诗话》中将藏书家分为:考订、校讎、收藏、鉴赏、著述诸家。日后,曾国藩藏书诸家皆兼之一身,不能不说深受洪亮吉《北江诗话》影响。
        洪亮吉在地理、方志学等方面的成就也很大,编著有《乾隆府厅州县志》等方志、地理志及其它著作30余部。曾国藩读集,首选洪氏《卷葹阁集》,可谓其买书有所选择。
    道光二十年,曾国藩初官翰苑,五月以前忙于应试散馆,六月初立志读书,却于七月至九月大病一场。是年,他的日记,仅十一、十二月较为完整。但在他这些简、缺的日记中,却有十多次记述了去琉璃厂书肆购书的情况,可见,曾国藩立志读书,因而开始了藏书。初时藏书的动机,只不过是想做到无愧于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按他以后的表述是:“早年有志于著述”、“欲有所钻于作者之林”。
    注释:
    ①《曾国藩全集·书信》第86页       
     
                                        三    癸卯使蜀书目
                                            ——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
        台湾版《湘乡曾氏文献·七》上有一份曾国藩亲笔著录的《书目》,共8页。它虽然只著录了各种图书100余部,如论卷数却万卷有余。其中的《二十二史》《十三经注疏》《文献通考》《子史精华》等四部书,就有四千余卷。经笔者考证:这份《书目》不是曾国藩京师初期全部藏书的目录,当时是一份“装箱书籍的清单”。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曾国藩首次得差,奉旨典试四川,充乡试正考官。七月初八由京赴蜀,十一月二十日回到京师,历时四个半月。行前,曾国藩清理了自己的部分藏书,又借了数种书籍,写下了“装箱书目”,准备随身带往四川成都。说这份《书目》是一份装箱清单,我们可以从《书目》中的内容得到肯定:
        曾国藩道光二十四年的日记中有“旋买《淳化阁帖》一部”、“是夜始读《诗经大全》二十页”、“是曰,始批《归震川文集》”之句,这些书均没有录入《书目》中,由此判断亲笔《书目》写于道光二十四年以前。
        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的日记,三月二十日有“新买《斯文精华》《表忠观碑》《司马温公神道碑》”之句;十一月二十八日有“至琉璃厂买《周易折中》《庄子》《大学衍义》”之句。其中,《表忠观碑》《司马温公神道碑》《庄子》等书未列入《书目》。又道光二十年的日记中,有阅小说《绿野仙踪》及《龙威秘书》等十数种书的记载。这些书不可能全是曾氏借别人的,也未列入亲笔《书目》。由此可知,亲笔《书目》不是他京师初期全部藏书之目录。
        亲笔《书目》中的《王刻十子》等四部书注明是借纽松泉的;《文献通考》是借周华甫的。借别人的书,没有必要列入自己的藏书目录中去。因此,亲笔《书目》也不是代表曾氏部分藏书的目录。
        《书目》中著录:“《十三经注疏》十六套,留《易经》在京,京钱二十五文。”“留《易经》在京”表示曾国藩将要离开京师。为什么《十三经》独留《易经》呢?因《书目》中已列“《周易》南寄”,不必重复了。《书目》中有《周易》《经世文编》怀诒堂《四书》等注明了“南寄”,这是什么意思呢?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禀父》信中有:“七月初九彭山屺到京,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经世文编》一部,怀诒堂《四书》《周易》各一部”之句。“南寄”,即湖南家中所寄。
        这份亲笔《书目》,在台湾版《湘乡曾氏文献》中,是与曾国藩典试四川所带的衣物装箱清单等排列在一起的。综上所述:亲笔《书目》确是曾氏典试四川随身所带书籍的一份装箱《书目》。
        从京师到成都往返万余里路。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曾国藩初次得差出京,充四川乡试正考官,一路春风得意,为显示钦差正考官的学问,带万卷书随行,也是正常之事。因他亲笔所为的第一份《书目》是他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年)典试四川随带书籍的目录,并非他京师初期全部藏书之目录,本文便把它简称《癸卯使蜀书目》。
        《癸卯使蜀书目》有一个显著的的特点是大部分书籍注明了当时的书价。如《朱子全书》二十四本,四千文。古时,最小的货币单位是“文”,有所谓“一文不值”之说。一文钱即一个缗钱。“缗”是古代穿铜钱用的绳,铜钱中心有个小方孔,故钱又有“孔方兄”之雅称。将一千文铜钱穿在一起称“一串钱”。据《清史稿·食货志》载:清初,一串钱(一千文)可换白银一两。但它因时而变,据钱泳《履园丛话》称:“乾隆初年,每白银一两换大钱七百文,…… 嘉庆元年,银价顿贵,每两可换钱一千三、四百文,后又渐减。”至嘉庆十七八年,银价每两九百文内外。道光中、晚年,银价又上涨。《朱子全书》四千文,当时大约值白银三两多一点。曾国藩当年注记的书价,是道光年间书价见之于记录,极有考订价值的资料,在古籍研究中有它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久居北国,在京师已有6年之久。此次得差,初睹“五千里秦树蜀山”,畅怀之游,诗意盎然,他在读万卷书之余,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联语。九月二十一日,曾氏《日记》曰:"由省城起行,行四十里住新都县。县令张宜亭招游桂湖。徘徊观眺,极饶野趣。"次日早,张令又招国藩在桂湖饮酒。曾氏作《题四川桂湖》联。自注云:"癸卯九月,使旋过新都县。张宜亭大令邀游桂湖。湖为明杨升庵旧址,约广三百亩,皆荷花,绿堤皆桂树,张君修葺不俗。酒罢,因题联语。"
                              五千里秦树蜀山,我原过客;
                              一万顷荷花秋水,中有诗人。
    读罢此联,如诗、如画,余味无穷。
        国藩二十三《日记》又曰:"早起,行五十里尖德阳县。五十里,住罗江县。在途中作《游桂湖五章》。夜,书寄张宜亭大令。"
        国藩联云:“一万顷荷花秋水,中有诗人。”或是诗人诗意未尽,故途中又作《游桂湖五章》,其第三首诗曰:
                               十里荷花海,我来吁已迟。
                               小桥通野港,坏艇卧西陂。
                               曲岸能藏鹭,盘涡尚戏龟。
                               倾城游女盛,好是采莲时。
    诗清逸秀丽,真乃“极饶野趣”。
        九月二十七日,曾氏作《早发武连驿忆弟》,诗中有句曰:"疲马可怜孤月照,晨鸡一破万山苍。"雄浑之气,实乃得山川之助。
        十月十一日,曾国藩33岁生日。曾氏是日《日记》曰:"三十三生日,作七律二首(笔者按:实三首)行五十里,尖观音堂。又五十里,住宝鸡县驿。馆后有平台,俯临渭水,对岸为南山。六日由褒城至宝鸡山之东西也,南北则绵垣万里,不可穷极矣。夜月如画。独立台上,看南山积雪与渭水寒流,雪月沙水,并皆皓白,真清绝也。琼楼玉宇,何以过此?恨不得李太白、苏长公来此一吐奇句耳!孤负!孤负!"
        读万卷书,不行万里之路,岂有雄文传世?

                                    四    京师初期的藏书师友
        曾国藩在京师初期的藏书活动中涉及的人和事较多。本节仅以《癸卯使蜀书目》中记载的人事,略作介绍。
        周华甫:湖南人。曾氏日记中有“饭周华甫处”,“至周华甫家拜寿”等句之记载。道光二十八年曾氏《致陈岱云》曰:“同乡周华甫、李梅生之逝,同在一月,亦省运之否也。”时,周华赴当官京师。周氏既借书给国藩,又有赠送之举,此间,他们相从甚密。
        纽松泉:籍贯不详。道光二十六年,曾氏《致刘传莹》曰:“顷接纽松泉复书,知已在彼畅谈一切矣。”刘传莹与曾氏为藏书之友,曾氏借纽松泉之书甚多,由此可知,纽、刘、曾都是藏书之友。
        胡咏芝:即胡林翼,湖南益阳人。光绪年间,曾国藩、左宗堂、胡林翼被誉为“咸同中兴三大名臣”。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曾氏日记有“胡送余《陶文毅公集》二部”之句,陶文毅即陶澍,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道光十一年至十九年任两江总督。陶澍与左宗堂为儿女亲家,胡林翼却是陶澍的女婿,曾国藩尝讥其“辈分不合”。曾国藩与胡林翼相交甚密,但对胡的岳父大人及其家人却并不恭维。咸丰初,曾国藩为筹湘军饷项,劝安化陶家捐钱三万两,陶家仅出二千两。曾氏大为不快,他在《复郭嵩焘》云:"陶文毅之宦囊,岂能掩天下之口?道光十五年,仆留京,见其送别敬近五万金;二十三年仆在陕西,见……李制军为文毅催取盐务公项,银数万金,皆已收到。即此二事,仆窃非之。往时在京,唐镜丈数数举以相诟。今欲一毛不拔,实非人情之平。仆已冷面相加矣。若非三万金,则竟以入奏,京师之人尚有能持平论者,无使足下为我受冤也。"①
        曾氏《复骆秉章》也云:"陶家之富,何人不知?益阳所置之产,每岁收租三万石,以一年之租助饷,亦不损伤元气,受恩最重之家,尚且悭吝若是,何以劝人?"②
        尽管如此,它并没有影响胡林翼与曾国藩的关系。咸丰年间,他们继续互赠书籍,先后开局刻书。胡林翼死后,曾国藩为胡氏“箴言书院”捐款,并亲自开列了《箴言书院藏书目录》。
        唐鉴:字镜海,长沙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累官至江宁布政使,入为太常寺卿。咸丰元年致仕,后曾主讲金陵书院。曾国藩初入翰林院,即拜唐鉴为师,唐鉴送其《畿辅水利》一部。二十一年七月,曾国藩至唐鉴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答曰:“当以《朱子全集》为宗。……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曾氏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唐鉴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唐鉴之教,对曾国藩一生影响极大。道光二十三年,曾氏《复贺长龄》云:“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归。”道光二十五年,唐鉴撰《国朝学识小案》一书,曾国藩为其校字付梓,并作《国朝学识小案序》。咸丰元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四者缺一不可。”由此可知,曾国藩为学,确由唐鉴引导入学,为钻研“四学”,京师期间,曾国藩大量购书,就是为读书而藏书。
        钱振伦:字仑仙,又作楞仙,浙江乌程人。仑仙在京师“文名一时”,国藩与其互有诗赠,为文字交。
        同治五年,钱振伦著《樊南文集补编》十二卷,嘱国藩为序。曾国藩请吴汝沦起草,经自己核改成《钱愣仙姘文序》一篇,其中文曰:"始余在京师,与君连棚而居,日相游从,酣嬉跌宕而不厌。咸丰改元,与君执别,忽忽近廿年,仅一再遇君袁浦。"由此可知在京师期间,曾、钱相从甚密。钱振伦曾赠《李安候四种》与国藩,两人又为藏书之友。
        王少崖:即王延长,少崖(岩)其字。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曾氏日记有“拜王少崖”之名,这是他们交往的最早记载。
        咸丰八年,王少岩官江西南城县令。是年十二月,曾国藩驻军南城,十二月初四日,少岩尽地主之谊,陪同曾氏至南城东乡上塘村李甲芸家,观看了李家藏书。战火之余,曾、王对幸存的李家藏书之富,感叹不已。咸丰十一年,王少岩入曾国藩幕,以候补知府衔与隋藏珠共同管理“东外粮台”。同治四年十一月,曾氏在安庆设立“报销总局”,王少岩“专司勾稽”。曾国藩去世,王少岩挽曰:
                                 尽瘁武乡候,千秋臣节;
                                 望隆新建伯,一代儒宗。
    注释:
    ①②《曾国藩全集·书信》第469、477页

                                    五   管理文渊阁《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馆纂修,经10年始成的一部大型丛书。共收书3503种,79330卷,分经、史、子、集四部,故称四库,它保存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另仅存书名而未收录的尚有6819部,94034卷。全书手工抄成七部,分别贮在京城宫内的文渊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河北承德的文津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所以又有“四库七阁”之说。
        文渊阁是清代宫廷收藏《四库全书》的地方,由皇帝直接任命官员管理,故可称为国家图书馆。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一月,曾国藩典试四川刚刚回到京师,就被授为翰林院侍讲(从五品),充任文渊阁校理,主要做图书的注册、点验之事,并侍班于文渊阁,陪伴皇帝读书。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正五品);九月升授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十二月以侍讲学士身份,充任文渊阁直阁事,主要负责《四库全书》的保管,与校理官轮番值日。每逢春秋之时,《四库全书》必须在阳光下曝晒,直阁事则亲自经理一切。
        清代,为了管理好宫廷藏书,文渊阁设提举阁事一人,以内府大臣兼任,率领内务府官属管理阁事,即内府藏书的实际负责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馆长”。曾国藩充任直阁事,是文渊阁的具体负责者,可称为“馆长助理”。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他在《禀父母》的信中说:“直阁事四缺,不分满汉,其职司则皇上临御经筵之日,四人皆侍立而已。”咸丰九年,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一文,追述了管理国家藏书的这段生涯。他说:"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曾国藩奉旨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从二品)。从侍讲学士骤升为内阁学士,超越了四级。从文渊阁校理到直阁事,曾国藩在文渊阁工作了四年。同治三年,曾国藩在金陵刊刻《船山遗书》时,曾委托翰林院刘崐在文渊阁抄出王船山未刊著作数篇。由此可知,曾国藩对《四库全书》熟悉的程度。文渊阁藏书的组织管理,从明代起就是按“千字文”排次的。以后,曾国藩在家乡富厚堂藏书楼的藏书的组织管理,也是照“千字文”上“天地元黄……”排次。
        《四库全书》之富,诱发了曾国藩对书籍的嗜好。而参与文渊阁藏书的管理,对其一生酷爱藏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六    同文堂巧买《二十一史》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曾国藩在琉璃厂书肆见同文堂书铺有北监版《二十一史》一部,即“视为至宝”。因此书系(明)北京国子监刻印,以其精古著称于世。故乾隆初武英殿刊二十四史,即照北监本模样。但殿本中的辽、金、元三史人名有改译。曾国藩因此说:"虽三朝诸臣最熟之名,亦使人茫然莫辩,故殿本虽佳,犹以三史为憾,善读书者,往往以北监本为善本而苦其难得。"①
        千载难逢,自己欲购,则苦于无富余银钱。恰好此时,江西吉安知府陈岱云(国藩同科进士,儿女亲家)寄来1400两银票。曾国藩代其处理诸事后,尚存银百余两。曾氏认为:“零碎用去,不若办一整件”。决计为陈岱云购买《二十一史》。然“又恐其在外已经置买”,但“其价颇廉”,更因“同人皆眈眈此物”(国藩藏书好友刘传莹曾就此书与书贾还价为银九十五两),即以百金代陈氏购定。并请郭嵩焘、冯树堂、江忠源诸人“逐页翻查”。当即发现此书缺《南史》,其它《二十史》则“无一缺页,尤为可爱”。同文堂书铺老板解释说:“《南史》二函,被他人借去未还。”曾国藩误认为老板是嫌卖价太便宜而故意这样说,马上表示:“虽无《南史》,吾亦买之。”此时,国藩心生一计,待书捆扎好,即交同来的张芸阁先行带走,嗣后交银与书贾时才说:“暂交七十金,待《南史》到时,再补三十可耳?”书贾无奈允之。嗣后,国藩屡次催问,书贾说借书者已经出京。
        岁月悠悠,不意一晃两年又半。《南史》二函仍然“泥牛入海无消息”。此时,国藩反而极为冷静。他说:"以七十金而买北监版《二十一史》,即缺《南史》二函,已觉价廉而工巧矣。如贾人能将《南史》取回,收成完璧,计之得也;如不能取回,则借抄两套,不过费银数两,亦计之得也。"②
        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同文堂书贾终于将《南史》二函送到。国藩亦将银三十两在中秋节送去。并书告陈岱云说:“待台驾到京,即以书奉呈,斯为完璧”。③然国藩仍在叨念:“此书细看,实为难是之品”。“书痴”之态,跃然纸上。
        巧买《二十一史》,却使曾国藩付出了较沉重的代价:同文堂书贾由此对国藩存有戒备之心了(详见《痛谈买得宋版(广韵)》一节)。

                                    七    流连厂肆  自称“书痴”
        北京琉璃厂旧书肆起源于明代,至清乾隆年间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中提到的书铺就有30多家。
        李文藻,字素伯,号南涧,山东益都人。生于雍正八年(1730),卒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 李文藻系乾隆辛巳进士。“好聚书,每入肆,见异书,辄典衣取债致之,又从朋友借钞,藏书数万卷”。由此可知,“典衣买书”,古来有之,也因有如此“书痴”,才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琉璃厂书肆记》这一珍贵史料。
        琉璃厂位于京师南城,本名海王村。明清两代在此设窑,烧制琉璃砖、瓦,故名。旧书肆在此形成后,读书士子到此购书,俗称“逛厂”,或说“浏览厂肆”。琉璃厂是京城一条名副其实的文化街。曾国藩供职于文渊阁,管理的是国家藏书,他自己的藏书却是靠遍访琉璃厂书肆而初具规模的。
        道光二十年正月,曾国藩到京散馆,咸丰二年六月出都(中间仅充四川乡试正考官出都四个半月),在京整整生活了12年有余。在这12年中,国藩断续记有的日记,目前发现刊刻的,合计只有3年零8个月(国藩连续不断的日记起自咸丰八年六月)。这些在京的、断续的、内容简短的日记中,却有60多次记载了逛琉璃厂购书的活动。
        道光二十年(全年日记仅80天)六月初七日夜(到京后开始记日记),国藩补记了上半年到达京师的大体情况,初九日的日记载:“午饭后去琉璃厂,将所买的正史约换《易知录》,又买《卷葹阁稿》一部回。”由此可知,国藩六月初九以前就到琉璃厂书肆购买过正史。他到京不久,就是琉璃厂的常客了。
        曾国藩逛书肆,常常是流连忘返。见到好书,还免不了与人争购。
        "去琉璃厂买寿屏纸,买书,日旰方归。……是日在厂肆流连太久。"(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日记)
        "便至书铺,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
        曾国藩藏书渐入佳竟,但尚能反省自己过分的行为。他整天泡在书肆寻觅,在他的日记中也经常出现:
        "已正至漱六家早饭,与同游厂肆一日。"(咸丰元年十一月初三日)
        "早饭后,漱六来,约同逛厂肆,酉初归。"(咸丰二年正月六日)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在《致陈岱云》信中说:“国藩近日一无寸进,唯逛厂颇勤,惜无资可供书痴挥洒。”
        国藩流连厂肆,穷日不倦,自称为“书痴”,倒也名副其实。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与琉璃厂书肆老板之间的关系,更能进一步说明他是名副其实的“书痴”。
        “夜间龙威阁书贾客来,耽搁一时。”(咸丰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记)
        “早间文秀堂书贾来耽搁。”(咸丰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日记)
        书铺老板早晚来会曾国藩,多半是呈送样书或通报书籍信息。然曾国藩关心书铺老板儿子读书一事,则说明他与某些书贾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他在《致刘传莹》信中说:“文华堂以数示我,阁下所买毕刻《通鉴》与《五礼通考》共百千。渠意作两半之,则《通鉴》直五十千矣。……文华堂有子读书,渠现将南归,意欲为其子择师附课。按期批改诗文,仍时至彼居中抽查工课,渠每年送修金三十两。将以上溷阁下,而深恐见拒,托国藩一为探询云云可否?阁下面告渠知道可也。又竹汀老人丛书买过否?直几何钱?乞示。”④
        曾国藩在琉璃厂书肆老板中是极有名声的。他流连厂肆,穷日不倦,因购书而关怀书肆老板儿子的读书。确乎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书痴”。
    注释:
    ①②③《曾国藩全集·书信》第51、52、61页
    ④《曾国藩等往来书稿影印件》


                                  [SIZE=3][/SIZE][/COLOR]
    [ 这个贴子最后由曾富厚堂在2005-09-07 23:22:33编辑过 ]
    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曾国藩故居富厚堂,研究所、管理所副所长  黄鹤鸣
    Powered by LeadBBS 9.2 licence.
    Page created in 0.0156 seconds with 4 que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