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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华子著《中华商圣》端木子贡
     [face=黑体] 子贡的经营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内儒外商,为富当仁。以仁为本,以和为贵。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从善如流,嫉恶如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COLOR=#f70909][B][face=黑体] 子贡——儒商鼻祖: 1.端木子贡家世[/face][/B][/COLOR]

       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子贡列在了中国历代富翁排行榜的第二位,紧随范蠡之后。另外,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里,有关子贡的传记在孔门众弟子中也是耗费笔墨最多、篇幅最长的一个。由此可见,在司马迁的眼中,子贡确实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人物。子贡(公元前520年~前456年),春秋时卫国人,本姓端木,名赐,亦称卫赐,又名子赣,到了立字时方取名为子贡。子贡曾在卫、鲁、齐等国做过官,他博学多才,洞察时势,能言善辩,是春秋时期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和商业贸易家。他的思想作为、识见功业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一位很有社会影响力的历史名人。端木氏源出黄帝。其先祖是黄帝的后裔鬻熊,周国人,曾经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的谋师,祖居于河南大梁之酸枣门。鬻熊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做熊丽,次子叫做端木。端木又生了典,典以黄帝父亲的名字为姓,取名为“端木典”,也就是“端木”姓氏的始祖。端木典及其后世子孙世代为周朝大夫。一直到了西周末年,其后裔端木舒才随周平王东迁。几代之后,子贡的曾祖父端木广单被卫国聘为客卿,自此端木家族迁居到了卫国。之后,父亲端木巨又辅佐卫灵公,因“匡君泽民”被称作“卫之贤大夫”,母亲蘧氏“天性善良,仁慈端庄”,在怀有子贡的时候曾梦见有神灵赐予宝玉。因此,子贡在降生后被取名为端木赐。子贡18岁的时候,到鲁国游学,拜于孔子门下求学6年。24岁时,回到原籍,娶句氏为妻。完婚后,子贡开始随孔子周游列国,至公元前482年返回鲁国。这一年,子贡38岁。之后,他又曾受命出使齐、吴、越、晋等国。在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子贡开始为恩师守墓。这一守又是6年,公元前473年,48岁的子贡回到卫国,继续他的治学经商生涯。50岁时,他再一次去鲁国拜祭孔子墓,并且再度受聘于齐国,任大夫一职。公元前456年,子贡在齐国逝世,享年65岁。他的儿子端木炅将其灵柩运回卫国,葬在了今天的河南浚县大径山东南东张庄村北。子贡死后,其孙端木叔继承了祖业,但这个孙子乐善好施,不久便将万金家资散给宗族国人,以至于后来“病无药石之储,死无瘗埋之资”。由此可见,端木家族自端木叔这一代已经开始衰落了。孔子一生收了3000多个弟子,“贤者72人”,其中有10人成绩最为卓著,他们分别是:德行科的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科的冉有、季路,言语科的宰我和子贡,文学科的子游和子夏。在这10个人中,又以子贡最喜爱经商。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其“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竟至于“家累千金”,因此他经常“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甚至越王勾践还曾“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可见子贡当时富有的程度。由于子贡是中国历史上文人经商的第一人,并且对后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在孔门弟子中无人企及,因此,子贡也被后世人尊奉为“儒商鼻祖”。

     2.尊师重教,儒商楷模 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贡是非常出色的一个,与孔子的关系也甚为密切。子贡敏而好学,“闻一知二”。在《论语》中,有关子贡向孔子请教的内容是众弟子中最多的一个。其中,有子贡“问政”(即如何施政),有如何能成为“士”,有如何交友等。这些问题,孔子都一一作了回答。孔子说:施政要“足食、足兵、子贡辞行民信”可也;做“士”上者使于四方而不辱使命,次者宗族称孝乡党称悌,再者“言必信,行必果”;“交友”则要在得到教诲后,时时给朋友一些忠告,以帮助友人进步。在《论语》中,子贡的名字出现了37次,居众弟子之首。陈蔡困厄,派子贡使楚;鲁国危难,命子贡往救;孔子病疾,有子贡探视……可以说是事事皆有子贡出现。由此可见,子贡是一个处处用心、无所不问的人,并领会深刻,触类旁通。连孔子也禁不住赞扬子贡聪慧过人,说他“告诸往事而知来者”。子贡对孔子更是钦佩和崇敬。孔子生病了,子贡前来探视,但孔子却埋怨他说:“汝来何其晚也?”后来,孔子去世,众弟子皆服丧3年,相诀而去,唯独子贡结庐墓旁,6年方归,足见师徒情深和子贡对孔子的敬重。子贡还是孔子及其学说的重要传播者。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清代崔述也在《洙泗考信余录》中说:“子贡之推崇孔子至矣,则孔子之道所以昌明于世者,大率由于子贡。”子贡不但是孔子学说的传播者,而且还是其坚定的捍卫者。一次,齐景公向子贡询问孔子的贤能,子贡马上回答说:“圣人也,岂直贤哉。”意思就是说,孔子不止是贤人,子贡守墓处简直是圣人。接着子贡又用天地称颂孔子,他说道:“赐终身载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赐之事仲尼,譬犹渴操壶勺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自知江海之深乎!”在这里,子贡竟然将孔子与天、地以及江海相比,时时处处维护着孔子的尊严,宣传孔子的思想,绝不允许任何人毁谤孔子的声誉。孔子对子贡也非常器重,他把子贡誉为“瑚琏器”、“达人”、“辩人”。故而,后世才有了“十二哲中瑚琏器、三千英内达圣称”之说。孔子周游列国,遭遇陈蔡之厄,吃了不少苦头。如果没有善辩的子贡为其解围,没有富有的子贡为其提供财力上的支持,孔子周游列国之行恐怕会更加艰难。《论语·先进》中,孔子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就是说,颜回安贫乐道,生活穷困;子贡则与命运抗争而经商,行情看得很准。孔子的这些话并无责贬之意,可见那时对经商并不贱视,虽然在口头上常说“罪子贡善居积”,但内心还是偏爱他的,只要你仔细品味《论语》中孔子所说的“亿则屡中”那句话,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到了后世,子贡不断地被历代帝王祭祀和封爵,并且他的后裔子孙也受到了恩泽。唐玄宗封其为十哲之一,后追封黎侯。北宋则加封黎阳公,到了南宋又改封黎公。到了明朝的时候,又一次改封为“先贤端木子”。至清康熙帝时,康熙帝赐子贡七十世后裔端木谦“贤哲遗庥”匾额一块,并封其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且后代世袭。乾隆封子贡为十二哲之一,并塑其像于孔庙大成殿内。至今,在河南一带仍流传着“既在黎阳学子贡,何必南越法陶朱”的说法。在《河南日报》上,曾有一篇文章称子贡为“学者型富翁第一人”。1997年,在“马来西亚第二届世界儒商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曲阜孔子文化学院路承烈教授也发表了一篇论文,称子贡为“自古儒商第一人”。子贡开辟了文人经商的先河,以其齐家治国之气魄,勤奋好学之精神,博济广施之胸怀,谦逊至孝之美德,垂名后世。他与孔子的关系堪称尊师重教的楷模,使儒家思想在商业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不愧为儒商之鼻祖,商界之楷模。

     3.内儒外商,文行忠信 如今,“儒商”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的恭维词。如果一个人做生意发了财,你称他为“儒商”,就像你给别人一个笑脸,总会让人觉得十分舒服。“儒商”表示不但有钱,而且还有文化的意思。在相当一部分现代人的语言中,如果说一个人“没钱”,那是中性的,但如果说一个人“没文化”,那就有点骂人了。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儒商”呢?简单地说,儒商就是儒与商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和商是两个被严格区分开来的称谓。儒乃秉承儒家学说的文士之谓,其天职在于求道求义;商乃通货之民,其本性在于求利求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以重义轻利、修身齐家治国、成贤成圣为基本价值取向和最高追求,故尊儒而贱商。然而,在商业活动中,儒商却自觉地把儒家伦理、精神文化同商品经济行为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商业文化。子贡就是这样一个儒商,他是孔子的高徒,是七十二贤中的佼佼者,有着纯正的儒家文化背景。子贡与具有早期道家思想的范蠡比较,似乎更具有典型的意义,就如《论语·述而》篇所讲到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所谓“文”,就是指历代保存下来的文献,亦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所谓“行”,就是指一个人的社会经验。孔子认为,丰富的生活阅历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所谓“忠”,就是下级对上级的忠诚。所谓“信”,就是指人际交往中的“信用”和“信誉”。也就是说,在子贡的观念里,一个真正的“儒商”,不仅要有学问,懂得书面知识和社会经验,而且还要有“道德”,也就是“忠”和“信”。至于学问和道德的关系,孔子教导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道德是第一位的,如孝、悌、信、仁等,其次是社会经验,然后有了“余力”,再去学习文化。道德在先,学问次之,也就是做人重于做学问。作为一个商人,求富取利无可厚非,但要符合道德原则,并且要把道德放在前面。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可见孔子对道德仁义的看重程度。孔子的教导对子贡的人生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把学和行有机结合在一起,在他的言行举止上,无不体现着儒家思想,精神上有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所以他不但有钱,而且也有了精神上的独立和满足。从子贡的创业经历、所作所为中,可以得出现代儒商应具备的基本特征:具有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竞争意识,为了事业的成功,不怕挫折,始终如一,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遵循儒家以诚信为本的道德规范,注重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鄙视假冒伪劣,坚持以信取胜,视名誉为生命,力求做到名与利的统一。注重自身素质修养,以人格魅力影响部下,以儒家“仁者爱人”的人性观增强全体员工的凝聚力。一言以蔽之,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爱财”,即是要发展经济,追求货币增值,这是商人的本性;“有道”,即是要讲人性、守道德,这是做人的起码要求。两者相结合,就是儒商经济伦理的本质。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常怀民族忧患意识,他们通过赞助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为国分忧,通过扶贫救灾为民解难,是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在经济领域落实和扩充的执行者。具有高层次的文化程度,广博的知识结构,熟悉政治、经济、法律和现代科技,有较高的驾驭市场能力,善于审时度势作出正确的决策,把儒家学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运用得得心应手。

     4.诚信为本,一诺千金 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信作为人生的准则,这是对儒商的根本要求,也是儒家先哲子贡所提倡的美德。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经商之本,是商业活动顺利进行和企业稳步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一个人如果讲信用讲到了众所皆知的程度,树立起了信誉,他就享有了一种无形的资产,这样的人做事情总比一般人多几分可靠性。在《论语·颜渊》篇中,子贡与孔子有这样一段对话,叫做“子贡问政”,也就是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子贡问政时,孔子说:“一个好政府应该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子贡问道:“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人都难逃一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那就什么都谈不上了。”在这段对话中,孔子强调了一个“信”字。“信”是本,没有“信”,一个政府立不起来。再具体地说,没有“信”,一个人也立不起来,那么一个企业无信自然也会没有商家孔子和他合作。把诚信二字分开来解释,诚就是真诚、诚实、虔诚之意,信就是信用、信誉、守信之意。诚偏向于内在,偏向生命主体,而信则偏向于外在,偏向行为表现。诚为体,信为用,以诚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誉,方能言行一致,一诺千金。提到“一诺千金”这个成语,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它的出处。据《史记·季布列传》记载,“一诺千金”的典故来自于春秋时期的季布。当时,季布是楚国人,为人重义气、重承诺,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完成。因此,在楚国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季布原本是项羽麾下的一名将军,曾经多次围困刘邦,后来项羽大败,退至长江岸边举剑自刎;刘邦得到天下后,贴出告示悬赏千金捉拿季布,并且向世人宣告:“若有胆敢在家中藏匿季布者,则罪及连诛三族。”但是,人们都敬重季布,无论季布走到哪里都有人冒着连诛三族的危险保护他。后来,季布来到了河南濮阳的周氏和鲁朱家,周氏和鲁朱便千方百计找人劝服刘邦,使季布得到了特赦,并且还任用季布做了郎中,后来又升任中郎将、江东太宗。由此可见,言出如山,重言诺,得到的回报是多么的巨大。有了信誉的保证,人们就觉得你说的话值得信赖,也就多了一份成交的可能,少了一分疑虑和不安。而且,拥有这样的好名声,各行各业的人都愿意与你打交道,愿意与你交朋友,就会在无形之中多出了很多条可以走的路。反之,如果一个人不重承诺,言而无信,则难以在社会上“立身”,连脚跟都站不稳,要成大事岂不成了空谈?值得注意的是,诚信又必须与行动相结合。《论语·先行》中记载,子贡问:“如何做才能成为君子?”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意思就是说,先为人们做出语言上的保证,然后再按照自己所说的去做,意即君子必须做到言行一致。所以,检验一个人是否讲究诚信,只要从言行是否一致判断便可以得出结论。言出如山,一诺千金。在商品经济的今天,不仅人人都必须讲信用,而且要把信用讲好、讲出名气,所以诚信还要与智慧相结合。现实生活中,常常存在正直者遭到陷害,真心者受到欺骗,诚实者受人利用的现象。为了避免这些悲剧的发生,就应当将诚信与智慧结合起来。一个有智慧的人,懂得智谋,善于权变,善于知人察人,有一定的警觉,方能正确运用诚信之道。因此,如果一个人能珍惜自己的声誉,发扬诚信的美德,美名一定会越传越广,越传越大,利润也会随之见长,而且会越长越高。

     5.以和为贵,以仁为本 子贡不仅讲求信誉,而且还特别强调宽恕和仁爱。子贡曾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讲求“仁”也代表了儒家的另一思想——“尚和”。作为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子贡深受这一思想的陶,并且把这一思想贯彻到了他的经商过程中,即“以仁为本,以和为贵”。“和”即和谐、团结、融洽的意思。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儒家追求“和”的理想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和谐、家庭和睦、性情和顺、纠纷的和解与和好、协作中要和衷共济、国家之间要和平相处等,这都是儒家文化的“和”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目标与追求。由此可见,“和”是何等的重要,只有“天时”和“地利”不见得就能取胜,“人和”才是最关键的因素。自古以来,儒商非常重视“和”的思想,并把它运用到商业活动中。他们提倡“和气生财”,“和为贵”,认为“老板与雇员之间的和谐,商家与商家之间的和谐,商家与顾客之间的和谐,商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都是实现管理目标和市场有序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如果没有“和”的存在,过于争强斗胜常常会导致两败俱伤,而合作却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创利益,在“存异”中求发展和进步。那么,要想达到“人和”的效果,就应该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情感桥梁,就是“仁”。“仁”与“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所谓“仁”,就是“仁者爱人”,爱人即尊重人、爱护人和帮助人。“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仁爱端木子贡之心的统领下,人们之间才能和谐相融,才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上下拧成一股绳,同心协力,情同一家。换个立场来讲,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相通的,在你拥有一颗“仁”者之心的同时,别人也会对你怀着一颗“仁爱之心”,你也获得了他人的尊重和关怀,从而能更好地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懂得如何做人。现代的商人应该以现代人的眼光去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传统伦理和现代法治有一个透彻的了解,把传统儒学“仁者爱人”的胸怀和法治社会“人人平等”的观念有机地融合为一体。现代商人所要做的就是,更好地发展自己,完善自己,担当起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及责任。在管理上施行仁政,交易之际也时刻保持一个“仁”字。当你以一颗仁爱之心与人交往,由此换来的就是他人对你的忠诚、理解和支持,从而增强了凝聚力,使众人合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

     6.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现代商人一定要懂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儒家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经商,而是强调正义之道是经商之道的前提。儒商所讲究的是在商不唯商,求利不唯利。儒商的价值观包括仁爱善良的道德观、强国富民的目的观、取财有道的价值观、以民为本的服务观、见义勇为的责任观、公正平等的权益观等。儒商推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爱财”即发展经济,追求货币增值,这是商人的本性;“有道”即讲人性、守道德,这是做人的基础。两者结合,就体现出儒商的本质。所以,商人除了金钱之外,还应该有更高的精神境界追求,也就是对“义”的追求。作为一名儒商,子贡继承了中国最传统的文化精髓,捍卫并使之发扬光大,这些思想直到今天对于经商者仍然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在他看来,追求金钱只是实现人生目的的一种条件,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积极以自己的优势服务于社会的一种活动。因此,他时刻都保持着“见利思义,见危受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经营信条,其内心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犹如清澈的湖水足可见底。赚钱必须用正当的手段,取得正当的利润,或者说赚钱必须“义利并重”、“合义取利”,所以通过勤俭致富、智慧致富、信誉致富、互利致富才是儒商的基本准则。这种思想反映到经营理念中就是内敛与外张,就是义利相生。在“义”和“利”不可兼得时,要舍“利”而取“义”,绝不可以损害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去致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人类不断发生的悲剧,也是以“利”为目的的商人应该警惕的。只有在不失德、不违法的前提下,才可以光明正大地讲利益,理直气壮地赚大钱。《论语·述而》中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如果是值得追求的则富,就是我给人赶车作仆也愿意干;如果是不可取的不义之财,那么还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了。由此看来,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取之有道是不可或缺的前提。作为一名现代儒商,应该从注重自身的角度来发掘潜力,强调向内用功——使自己具有“义”的品格,让“义”促进“利”的产生。根据“见利思义”原则,即要求经营者必须遵守国家政策法令,不能搞邪门歪道,商人在经营中赚取利润应该合法合理,不能以假冒伪劣产品去搞不正当竞争,或者以违法行为来获取利润。这些都是作为一个现代儒商应严格遵守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

     7.研究规律,把握商机 在商场上,机遇总是转瞬即逝,在机遇面前是否能果敢地进行科学决策,对企业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儒家讲求“天时、地利、人和”,兵家讲求“势”,道家讲求“道”,这些都是在说成功者必须顺应规律,抓住机遇。《史记》中说“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就是指子贡在经商时能够估计到市场的变化,从而获得有用信息,抓住机遇。所谓的“废举”,在南朝裴骃的《史记集解》中是这样解释的:“废举谓停贮也。与时谓逐时也。夫物贱则买而停贮,值贵则逐时转易,货卖取资利也。”《战国策·赵策》中也指出:“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而谦司时。时贱而卖,虽贵已贱矣;时贵而买,虽贱已贵矣。”从这里来看,作为一名“良商”最基本的素质就是“司时”,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善于捕捉机遇。机遇是企业打开成功之门的“金钥匙”。但要抓住它,就必须了解机遇的特性:普遍性。只要有市场,有经营活动,从客观上来讲就存在着经营机遇。偶然性。“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是最好的说明。消逝性。机会的出现与客观条件具有一定的关联,当客观条件变化时,经营机会就会随之消失或流逝,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开发性。当今世界上一些大公司每年投入大量研究开发资金,研制新产品,创造机会,引导消费,占领市场。机会创造的丰厚利润,就是充分利用了机会的可开发性。子贡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末期,已出现了铁器牛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商品经济也盛极一时。作为“达人”、“哲人”的子贡从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与思考中,悟出了社会经济与个人致富之道。再加上子贡见多识广,反应敏捷,具有经商的头脑,善于掌握市场信息,对预测物价的涨落总是非常准确,所以他能成为家累千金的巨商。现代的商场亦是如此,一个成功的儒商不仅是有道德、有文化的商人,更为重要的是应有适应时代变化和发展的智谋和远见。他们既不同于那种鼠目寸光且斤斤计较于毫厘得失的小商小贩,也不同于那种腰缠万贯却除了钱什么都没有的暴发户,而是一个能够反映时代精神,满足现代市场需求,推动社会经济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现代儒商。微软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准确地预见了人们对新科技的需求。在当时,计算机是用于工业和军事的“大家伙”,而微软却在那个时候开发出了用于个人计算机(PC)的操作系统。随着PC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发展,计算机逐渐走进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工具,因而微软也越来越赚钱,成了世界500强企业,比尔·盖茨本人也成为当今的世界巨富!俗话说:“处处无心处处空,处处有意常有金。”要想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要想做一个成功的商人,那么你首先就必须做个“有心人”。

     8.仗义疏财,回报社会 一个商人的发展和他的心怀、责任感成正比。只有具有博大胸怀而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人,才能真正成就一番大事业。作为儒商,挣钱不是最终目标,治国平天下才是最高的理想,而其他的一切则都应该为此目标铺路。儒家思想积极倡导入世,而儒商在经商实践中也应该始终贯穿这一儒学理念,重视道德自律,提倡爱国爱民,明理诚信,对社会具有深重的责任感。在这一点上,儒商鼻祖子贡可谓是先行者。子贡躬行儒学,克己自律。他追求做人要表里如一,“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既要“贫而乐,富而好礼”,更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连孔子也自叹不如。《吕氏春秋》中,记述了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根据当时鲁国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国外沦为了奴隶,有人出钱赎回来,事后可以找国家报销赎金,并且国家还要给予精神上的表扬。有一次,子贡到别国做生意,就赎了一个同胞回来,事后却拒绝了鲁国支付的赎金。其人道主义的博大胸怀可见一斑。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大将田常欲举师伐鲁,地微人寡的鲁国危在旦夕,孔子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派子贡说齐救鲁。子贡不辱师命,先后多次周旋于齐、吴、越、晋、鲁之间,大智大勇,凭其三寸不烂之舌,使“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成功地制造了“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千古佳话。他后来长期担任鲁、卫二国宰相之职,成为儒家第一代弟子中至富与至贵者。后来,有人称赞子贡贤于孔子,他则谦逊地说:“我好比是砌着矮墙的院落,人们站在墙边一眼就能看清屋内所藏;先生则是那高墙深宫,只有走进去,才知富丽堂皇。”同样,子贡并没有超出儒商的发展规律,即拼搏、成功、奉献三个阶段。在刚一开始追求金钱的时候,他也是“穷则独善其身”,把金钱当成一种实现其人生目的的条件,而在他“家累千金”之后,他也不忘“兼济天下”。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在回报社会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回报。这就是子贡遵循的经商和做人的原则,也是留给我们后世人的精神财富。坚信这一点的儒商,都耻于独富独贵,而喜于乐善好施、捐助公益,因为只有时刻保持这种信念,才能对社会上存在的诸种不正之风,如拜金主义、金钱至上等起到强烈的抵制作用,才可以使商业的运行更加纯净化。

     9.儒商的精髓儒商定义:信奉儒家,修升素养,事业有成,内儒外商。儒商精神:以义取利,以利济世,以和为贵,以儒兴商。儒商人格:仁爱立人,见利思义,讲信修睦,乐于施善。儒商生活:博学儒雅,亦文亦商,以商养儒,以儒促商。儒商之道:重守诚信,谋利有度,宽厚圆融,内圣外王。[/face]

    端木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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