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的这老夫子，按他这样，儒家的门非被砸烂不可，还想发挥儒家思想？
现在的年轻人，没几个爱看这么啰嗦的文章的，我卸了一下，放下面，还没改好的。要看不有有空了。

  儒家学说的基本用意可以由两个方面来说明：社会要为社会生活确立一种规范，以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个人要为个人确立一种安身立命的观念，以获得身心性命的寄托。

义利问题与这两个方面均有直接关系。
儒家历来非常重视义利问题。程颢认为：“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朱熹也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与延平李先生书》）义与利都是对行为的审查与考量，但却是两种不同的审查和考量。《中庸》说：“义者，宜也。”韩愈说：“行而宜之之为义”。（《原道》）义是一种行为规范，也是一种价值导向，它所强调的是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利，即利益。利的对立面并不是义，而是害。
    儒家义利观的理论基础是儒家的人性论。
    孟子认为，人异于动物之根本所在，正在于人先天地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智，并不是外在于人或强加于人的东西，而是根源于人性，并且是由其发育出来的东西，是人性中本有的东西：“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为仁、行义不过是使人性之中本有的善端得以发扬广大而已。

    荀子将人好利恶害的本能当成基本的人性，从而认为人的本性是恶。但荀子认为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的可贵之处，人高于动物的根本所在在于人之有义，在于人能够以义为行为的准则。

    孟子、荀子虽然在人性论问题上有分歧，但在义利问题上并不存在对立，都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有义，就在于人能够按照义的准则来做人、来做事。

当义利不相一致时，应当持何种态度？人的行为应当以何者为出发点？
，儒家认为应当“义以为上”。孔子曰：“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应当以义作为自己最高的行为准则。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论语•里仁》)人之所欲、所恶者，即是人之利；而以其道、不以其道，即是人之义。表明孔子对于人之利是认可的，孔子所否定的，只是不义之利。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所提倡 “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只是一种“义以为上”的精神。正因为如此，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富而可求”者，即是合义之利，对如此之利，孔子并不否定。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荀子并不否认人有好利之心。“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荀子•大略》）好利之心，人皆有之，好利之上，更有好义。“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荀子•荣辱》）孟、荀所强调者，也是一种“义以为上”的精神。

人的行为应当以何者为出发点的问题，又可以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及社会的价值导向，二是个人的价值取向。
就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导向。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治理国家社会不应以利益为价值导向，以利益为价值导向，必然引起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纷争，从而危及国家社会的安定以至安全。“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国君是民众的表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民众以国君为表率，就会引领、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治理国家社会应以义为准绳，而不应以利为旨归；国家社会的价值导向应当是义，而不应是利。

    就个人之价值取向而言，儒家认为应当持“义以为上”的态度。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喻，即知晓、明白。君子、小人，既是政治范畴，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也是一道德范畴，指有德之人与无德之人。荀子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於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於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卿士大夫，君子也；庶人，小人也。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君子喻于义也；“无恒产因无恒心”者，小人喻于利也。
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家齐”、“国治”、“天下平”。对于统治者而言，首要的任务是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使民众各守其分，各得其所。所谓“国治”、“天下平”，即是社会稳定、民众安居乐业。故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
个人要确立安身立命的观念，所以，儒家很少直接言及利益。因为利不需言，人自会取。朱熹说：“利最难言。利不是不好，但圣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趋利；方不言，不应是教人去就害，故罕言之耳。”（《朱子语类》卷三十六）趋利，乃人之自然倾向，并不需要他人来教导；而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则非教导不可，故孔子“罕言利”而多言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活动之直接目的当然是为了利，利益是企业活动的直接驱动力。虽然市场经济就是自由经济，企业经营者的行为是完全自由的。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是一种规范经济，企业经营者的行为只有在符合法律和规范的条件下才是自由的。义作为当为之为，作为正义的事业，其正当性、正义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即表现为具体的法律、条例、规范。只有符合法律、条例、规范的行为，才是合理的行为，才是合义的行为，才是正当的行为。所以，企业对于利益的追求是以合义为基本前提的。儒家的义利观念对形成这样的秩序、这样的社会，无疑具有促进作用。遵守规范应当成为人们的自觉意识，“见利思义”也应当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