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ALIGN=center][COLOR=#ff0000]“麻城孝感乡现象”探疑[/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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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ALIGN=center]［作者：陈世松  来源：[URL=http://www.cnxungen.com/][COLOR=#0000ff]中原姓氏寻根网[/COLOR][/URL]  更新时间：2006-12-4  ］[/ALIGN][ALIGN=justify][/ALIGN][PP][ALIGN=justify][摘要] 在中国移民史上，麻城孝感乡是一个内涵相当深厚的地理概念。关于麻城孝感乡的口碑传说，在四川绵延不断。本文具体考证了麻城孝感乡的建置沿革，认为其存在于明代中期，1472年方撤销建置；“麻城孝感乡现象”的产生原因并非单一，而是具有麻城孝感乡作为元末明初移民迁川中心，以及清初以来以湖广籍为主的外省移民，动辄称祖籍麻城县孝感乡两个层面的意义；并以实际案例从冒籍角度探讨了这一现象。
[关键词] 麻城孝感乡；四川移民史；冒籍
　　在中国移民史上，湖北麻城孝感乡是一个与山西洪洞大槐树、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江西瓦屑坝等齐名的寻根问祖的朝宗圣地。有关这个问题，在一些有影响的移民史著作中都论述过，至今还存在许多待解之谜。近年来有论者怀疑麻城孝感乡存在的客观真实性，认为这是研究四川史的学者“被一些‘史料’迷惑”，才这样说的。”’这种怀疑使“麻城孝感乡现象”之谜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笔者愿意就这个问题谈几点浅见。
一、麻城孝感乡的建置沿革
　　孝感乡作为湖北省麻城县所辖的一个乡，在历史上无疑是存在过的。它的地理方位在麻城县西，仅仅存在于明代中期。据个人所及，现在所能查到的有关孝感乡建置的最早文字记录，是康熙九年(1670年)编纂的《麻城县志》。
　　据考，麻城志创修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称《麻城志略》，由县令苏松委托毛风韶主修。《麻城志略》共9卷，“毁于前明”，业已失传。清朝康熙九年，重修《麻城县志》，“简而有法，犹存明代志乘遗意”，可能参考了残存的旧志篇章。其后，续修的《麻城县志》还有乾隆六十年、光绪二年、民国二十四年三个版本。
康熙年间《麻城县志》卷1“乡区”对孝感乡的建置沿革作了这样的记载： “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130里。各有图。成化八年(1472年)，以户口消耗，并为94里，复并孝感一乡人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20里人黄安，止74里。太平乡原额58里，后并作25里。仙居乡原额54里，后并作25里。亭川乡原额25里，后并作24里。国朝因之。”其后乾隆、光绪、民国三个版本的《麻城县志》中，孝感乡条目的内容基本重复旧志。而据《明史》记载，嘉靖四十二年析麻城之姜家畈置黄安县，同时分黄冈、黄陂二县之地益之。清《湖广通志》云：黄安县，“明嘉靖末，以地多盗，割黄冈之上中和，麻城之太平、仙居，黄陂之仙源置。”这表明，原孝感乡从麻城县版图消失的原因，第一次是由于“户口消耗”，第二次是由于其地“多盗”，最后由仙居合并到黄安县了。由于黄安县设置时，是由原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甲、黄陂县仙源一乡八里甲和黄冈上中和一乡十二里甲组成的，所以，原孝感乡至多只占黄安县地盘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明代麻城人梅国楼在《漕运解析记》中，记述了万历初年，刚刚改变建置不久的麻城与黄安的漕运负担不均的情况。他说： “大抵麻城、黄安地里相近，山川相同。黄安之粮，一半麻城所割也。黄安向荷哀矜，全赐改析；麻城差繁役重，十倍黄安，苦乐未均，万民嗟怨。”这篇文字透露出，麻城与黄安原本是“地里相近，山川相同”的邻县。
　　有明一代，麻城县地盘狭小，是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只管辖130里甲户籍，人口资源相当有限。据统计，在明代麻城县有人口记录的240多年间(洪武——祟祯)，全县人口一直保持在10万人左右。由于没有县以下所辖各乡的数据，因此我们无法直接知道未被撤销前的孝感乡究竟领有多少人口。不过，乾隆年间的《麻城县志》提供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全县的人口数据为：男女共28万多人，其中太平乡8万、仙居乡12万、亭川乡7万。考虑到孝感乡当年因“户口消耗”而被撒并，可能其时人口数在7万以下。
　　附带说明， 《麻城志略》创修始于苏松就任麻城知县，委托毛凤韶主修之年，即嘉靖四十年，因此志书成稿必在这以后。两年后，即嘉靖四十二年调整行政建置，将孝感乡从麻城县划归黄安县，如果其时志稿尚未付梓，则康熙九年《麻城县志》这条有关孝感乡被撤销的资料，当系行政区划调整时的记录。如果《麻城志略》在调整行政建置区划之前已经成书，则这条资料可能就是康熙年间根据前代记录追述的。总之，无论何种情况，康熙志上的这条资料绝非杜撰的，其权威性与可*性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今天我们在四川一些民间族谱、墓碑资料上，所见到的有关孝感乡下属的若干具体地名，诸如：麻城县孝感乡细鼎子、高阶堰(达县《雷氏族谱》)、扒凿岭(《傅氏族谱》)、大石板洗马凼杨家村(《杨氏族谱》)、大坟坝(泸州《黄氏族谱》)、复阳村(泸州《王氏族谱》)、斑竹林周家坪(周氏碑记)、嵩枝坝大松树(民国简阳(汪氏族谱))、踏水桥(蒲江《杨氏续修族谱))、马桑坪(《杨氏族谱》)、梧桐村黄角树坎(资中《王氏族谱》)等等，大多出自清代以来的移民及其后裔之手，推测可能是早已消失的明代地名，距今大约已有五六百年左右之久。由于它们早已被历史的风雨洗刷得无踪无影，今天要把它们的具体地址找出来，是有相当难度的。不过，我们不能因为目前暂时找不到它们的踪影，就怀疑它们在历史上存在的事实。
二、“麻城孝感乡现象”的由来
　　本文所称的“麻城孝感乡现象”，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麻城县孝感乡作为元末明初移民迁川中心的现象；二是指清初以来以湖广籍为主的外省移民，动辄称祖籍麻城县孝感乡的现象。
　　早在元末明初，外省移民因宋元战争后四川“地广人稀”，就曾经采取结伴而行的方式向四川迁徙。据《元史》记载，在元初，荣州(四川荣县)“其地荒而废之”，至元顺帝时期，却被来自“雍、梁、淮甸”的20万户流民“开垦成业”。来此聚居的“襄汉流民”， “至数千户，私开盐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杀巡卒”。在这群“襄汉流民”中，应该包括有来自长江中游的湖北移民。
　　到了元末，湖北民众为避灾、避难，舍危就安，弃近图远，竞相挈家迁往四川，其中以来自麻城孝感乡的居多。据史书记载，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起义，天下大乱。江西袁州和尚彭莹玉利用宗教，与麻城的邹普胜“聚众为乱，用红巾为号”，在湖北地区发动起义。他们利用蕲州布贩徐寿辉“状貌”奇特，便于号召的特点，推他为首领，很快在蕲水建都称帝，国号“天完”。邹普胜因此被封为“太师”。正因为邹普胜是麻城人，所以，麻城成为当时湖广农民起义的中心、“天完”红巾军征集兵源的基地。一些当地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离家出走，从麻城逃亡到了四川。于是就出现了文献上所谓的“避地人蜀”、“避乱人蜀”、“避兵人蜀”的情况。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湖北红巾军内部发生分裂。此时随州人明玉珍正率湖北籍红巾军将士入川作战。听说这一消息后，明玉珍遂断绝与“天完”政权的往来，在重庆自立为帝，建立了大夏政权。明玉珍入据四川后，本有割据一方的打算。所以，随军将士都携带家属，加上从湖广招募的移民，估计约有40万人进入四川。由于麻城与随州相邻，加上此前有不少麻城人入蜀，所以，麻城人蜂拥而至。明玉珍在其辖境内“保境安民，开科取士，兴学校，制礼乐，境内不见兵革者凡十余年”，史称“蜀人悉便安之”，“一方咸赖小康焉”。于是，正处于战火中的湖北难民，包括不少人麻城人，又“凭借乡谊，襁负从者如归市。以故蜀人至今多湖北籍”。
　　朱元璋立国后，于洪武初年派廖永忠人川，消灭了大夏政权。为了填补四川人口的损耗，明朝政府又采取行政措施，于邻近的黄州、麻城地区，大量抽调湖广人民填川。这就是所谓的“抽填四川”、“奉旨人川”。依据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数字的统计和分析，经过洪武时代的大移民之后，四川的人口由元末的七八十万人，增长至180万人，由此推知，洪武年间四川接受的移民总数约为80多万。如果这一数字推测可以成立，再按照民国《资中县志》所说的比例：“明洪武由楚来居者十之六七”计算，在这80多万移民中，起码有近五六十万的湖广人移居四川。其中，麻城人又充当了主力。正因为在洪武移民中湖广人占多数，所以这次移民称为“湖广填四川”。
　　从元末明初的以湖广籍为主体的大移民，到清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其间至少经历了二百多年的沧桑巨变。元末明初从麻城县孝感乡迁入四川的这批湖广移民的身份，也经历了从移民一“孑遗”一土著一“旧家”的转变。
　　清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在一封奏疏中说：“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向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所以见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中，当大批新的移民迁入四川后，为了与后来的移民相区别，元末明初的移民(包括麻城孝感乡人)自然就成为“老民”——老资格的四川人，即清初移民社会中的土著了。
　　例如，新津县清初从洪雅陆续返籍的“土著”， “询其原籍，概系湖广麻城孝感乡”。””移民定居日久，就变成土著。相对于后来迁入的新民，先迁进来的就是“老民”，再早一点人川的就是“旧家”。正如清光绪时有记载所说：“(四川地区)大抵今日所谓土著者，率皆国朝鼎定以后，自粤东、江右、湖南北来。其来自前明洪武初年麻城孝感乡者，则旧家矣。”
　　本来，麻城孝感乡之作为元末明初迁川的中心，一直是当年迁川的湖广移民——后来的土著、“旧家”心目中的精神家园，更是他们祖籍的识别标志与“品牌”形象。可是到了清初，步他们后尘人川的大批外省移民，主要是湖广移民，也打起麻城孝感乡的旗号，竞相称自己的祖籍也是麻城孝感乡。
　　据民国(简阳县志•氏族志》所提供的数据表明，在该县349族两湖籍移民中，自称来自麻城者有239族，占68．5％，其中自称来自孝感乡者，有228族，占麻城籍的95．4％。另据崔荣昌在灌县柳街乡的调查，该乡现有居民祖籍为麻城者，占总数的80％以上。该乡32姓中，有25姓都说自己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占总数的78％。提供这些统计资料的，大多是来自清初迁川的湖广移民家族。
　　在清初移民高潮中，来自两湖的移民都异口同声称自己来自湖北麻城县，而且还集中在该县孝感乡，这在情理上就令人生疑。20世纪30年代，民国《南溪县志》的编
修者最先发现这一疑点，并提出质疑说：“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夥。且湘楚州县与蜀比邻者尽
人皆可移往，何独迁孝感一乡。岂偌大之川南，仅为一孝感乡人殖民之地乎?!”其实，这种动辄称祖籍麻城孝感乡的现象，何止川南，在川东、川西、川北地区都存在。
　　其后，省内外的学者大多沿袭《南溪县志》的思路，对这一现象作了进一步的质疑与发挥。归纳其要点，不外集中于孝感建置于明朝中期已撤销、如此多迁川移民大大超出麻城人口规模、孝感一个小乡如何能成为众多移民来源地三点。显然，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探讨。
三、探讨“麻城孝感乡”之谜
　　民国《南溪县志》在质疑清初湖广家族“多言麻城孝感乡”这一现象时，首先提出了其中可能有“冒其籍求荫以自庇”者，值得“待考”。张国雄在《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中，也对冒籍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先辑录有关冒籍的具体实例，再来作进一步分析。
　　例1：民国《合川县志•氏族》载，胡氏移民家族的迁川始祖胡正鼎，原籍“永州零陵县孝感乡”。按：永州零陵在湖南，该县无孝感乡；既称孝感乡，当属麻城县。
　　例2：民国资阳《陈氏宗谱》载，陈氏先祖原本湖南宝庆人，但在“老谱序文”上却说：“陈氏之先，本湖南省黄州府人也。”又说“始祖于明初，至湖广黄州麻城孝感乡奉旨填居四川，来至资州。”该家族后裔在撰修新谱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指出：湖南宝庆与黄州，相去一千余里。“试问黄州府果在湖南吗?”连他的后裔都指出，造成这样的错误的原因，“就是由于当时地理学不明”。
　　例3：清光绪《周氏宗支碑序》载，周氏祖籍“湖北武昌府麻城县出南门四十里孝感乡”。麻城明明属于黄州府，又如何与武昌府扯上关系?
　　例4：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四川泸州《黄氏支谱序》在追忆其祖先的原籍时称：“居楚邵武府建宁县楚溪上包麻城孝感大坟坝”。按：邵武府建宁县在福建，又何来麻城孝感乡?
　　例5：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追述自己的家史说：“(潼南县)双江镇杨氏家族是从哪个省移来的?过去我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1987年，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潼南，县里正在修新县志。我这才知道双江镇杨氏家族的源流。
据记载，我们这一族的远祖杨文秀，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南宋末年曾在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当县令。第二年，宋亡，不能归籍，就在湖南辰溪县定居。清康熙三十五年 (1696年)，杨文秀的后裔光字辈的堂兄弟三人，先后来到四川，沿涪江北上，分别在蓬溪、遂宁、江油三县落户。”
　　例6：著名作家艾芜1947年追述自己的家族历史：“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县迁去的。而且，不只我一家，几乎附近好些县分的人，都是来自湖北麻城县。这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1948年，艾芜又在《我的幼年时代》中重申道，自己“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而事实上，艾芜所属的汤氏家族人川(1698年)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高沙柿杨家桥(今属洞口县)”。1980年代《汤氏族谱》发现后，尤其是李义让、庄巨川《艾芜先祖人川考》一文发表后，艾芜承认其先祖来自湘西洞口，不是麻城。
　　例7：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广安邓家的老祖先是江西吉安庐陵人，在明太祖洪武年间人川。但是，长期以来，“连我的叔叔(按：指邓垦)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
　　以上七例姓氏的祖先均非出自麻城孝感乡，但他们都毫不例外地误把“湖北”或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的祖籍。且发生冒籍行为的氏族中，多有出自清代湖南籍的移民，
冒籍的方式多采用宗谱和墓志进行编造。这种现象的出现，需要联系清初移民高潮的形成过程，以及各省移民迁川的先后形势来认识。
　　清朝初年外省移民大量迁入四川之前，元末明初就已人居四川的黄麻籍和“麻城孝感乡”的老民，是清政府最先招辑的对象。他们从外地逃难返籍，成了在战乱后再造天府的资格最老的居民。康熙十年(1671年)“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的闸门刚刚开启，与四川邻近的湖北移民，利用元末明初以来就曾经有人大批迁川的特殊历史渊源，轻车熟路，捷足先登，与陕南移民一道，成了最先在四川落户的外省客民。康熙二十年(1691年)三藩之乱平定之后，移民大规模进入四川。而这时，湖南本地的开发已经饱和，于是，湖南南部便成为当时移民迁川的中心区域。据当时湖广官员奏称，在衡阳、永州、宝庆、武冈、沔阳、零陵等府州县的楚南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纷纷赴四川垦荒。“托名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百姓人川络绎不绝，仅一县， “已不下十余万众”。再后来，到雍乾之际，广东、福建两省人民紧随其后，结伴迁往四川，至此移民人川形成高潮。
　　依次人川的新移民在落户到某一个具体地区时，由于人生地疏，必然面临着强大的土著势力和众多的竞争对手。为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复杂的人文环境中求生存，立住脚，他们不得不动用一切有利的社会资源，以图“荫以自庇”，得到当地社会名望家族的支持与保护。在这方面，“老民”无疑最能当此重任。一方面，“他们长期在四川的经历形成的对四川的认识与经验，已融人当地社会的现实，都使其在后来的移民面前，具有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优势”。另一方面，他们不仅人数多，而且人才辈出，人文荟萃，颇多世家望族。明清以来他们中产生了不少名人，在光绪《麻城县志》卷24《耆旧•流寓》上，辑录了明清时代先世由麻城人蜀的三位“以文章功业震耀当时，洵足增光梓里”的名人：明代状元杨升庵、思想家来知德，清代康熙朝的户部尚书张鹏翮。这些都在无形中提高了麻城孝感乡在四川的地望声誉，以至形成“麻城孝感乡这块牌子，在清代的四川社会上事事都觉得高三分”。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有些移民出于同其他省籍移民竞争社会资源的需要，在人籍之初，便把自己某世祖先说成是来自麻城孝感乡。而最具有条件这样做的，首先是来自湖南的移民。因为在历史上，湖南、湖北同属于湖广行省，称得上是“大同乡”。尽管清初已经分设湖南、湖北两个布政司，但在民间人们仍然习惯以湖广来称呼。湖南移民很容易把自己纳入湖广圈子，视孝感乡为故乡的标志。而来自麻城的土著旧家，为了壮大自己在当地的竞争实力，也可能以“大同乡”为旗号，大事招纳湖南籍的移民在自己麾下。
　　有论者认为冒籍是为了获取政府给移民的优惠政策，这未免把事情理解得太简单了。且不说冒籍者本来就具有移民身份，冒籍对其以后可能获得的长远利益还有影响。根据清制惩治冒籍的范围，冒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举考试中，冒充他籍应考，二是将他人冒人自己户内，以逃脱赋役。那么，清初湖广移民为什么要冒着风险，隐瞒自己的真实祖籍呢?刘志伟所作珠江三角洲地区田野调查中，对外来移民处理与当地土著的关系的解说可备为一旁证。编造来历清楚、有社会地位的开基祖，以便登记为“编户齐民”，不仅可以提高家庭声望，在地域的竞争中取得优势；而且还可以开立户籍，购置土地，登记纳税，参加科举考试，以及享有其他需要编户齐民身份才能合法享有的权利。
　　可能因为冒籍可以带来如此之多的实际好处，所以，不仅湖广籍移民有意冒籍麻城孝感乡，而且连一些势单力薄、同样需要“求荫自庇”的外省籍移民也会这样做。渠县(李雷族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的冒籍冒姓的实例：据谱载，渠县李氏的先祖，李君讳佑，“本籍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细鼎子高阶堰谢家庄人土”，元末因仕人川，后家于蜀北渠县云合里刘家湾。其后，因为兵乱不能归。“当是时，同来楚黄而居者众，惟雷氏最为枭雄，人莫敢犯”。故李氏祖先与友邻“向、左、李、温、周五姓，共议姓雷”，并“依龄为序，以避残杀之害”。原谱所载五姓人，共议改为雷姓之事，发生于何时，不太清楚。但根据大的历史背景分析，可能在明末清初。
　　至于冒籍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人籍编造一个来历清楚、且有社会名望的开基祖，然后再以纂修宗谱、镌刻墓碑等手段将其合法化。久而久之，他们的后裔就会把冒籍当成事实，甚至一代代地传承下去。这就是产生“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成因。文字《社会科学研究》 20056
[作者简介]陈世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四川成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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