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名人·曾氏杰出人物

曾国荃

楼主 曾宪理于 2005-09-14 19:17:40

曾国荃

曾国荃
——湘军首领
　

　　曾国荃（1824——1890），字沅浦，号叔纯，又名子植。双峰县荷叶镇人。咸丰二年（1852）取优贡生。咸丰六年，攻打太平军“有功”赏“伟勇巴图鲁”名号和一品顶戴。同治三年（1864），曾以破城“功”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同治间，与郭嵩焘等修篡《湖南通志》。 1875年后历任陕西、山西巡抚，署两广总督。光绪十年（ 1884）署礼部尚书、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光绪十五年（1889）加太子太保衔。翌年卒于位，谥“忠襄”。光绪二十九年刊行《曾忠襄公全集》。

　
曾国荃
1824.10.12～1890. 11.13 晚清湘军重要将领。字沅圃，号叔纯。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之九弟。贡生出身。 1856年( 清咸丰六年 )冬率所募湘军3000人援江西，围攻太平军占领的吉安，所部称吉字营。1858年9月攻占吉安，升知府。次年6月，率5000余人助攻景德镇获胜,擢道员。1860年5月，率湘军8000人在水师配合下进围安庆,挖长壕二道,内壕围城，外壕拒援。次年4月，太平军英王陈玉成率3万人入集贤关，与城内太平军相呼应,轮番猛攻湘军壕垒,图解安庆之围。曾国荃命所部增筑营垒，抬炮船入菱湖，水陆协同，极力抵御。5月,鲍超自江南来援,攻破赤冈岭4垒，防守益固。8月,击退太平军四五万人的猛攻。9月5日，攻占安庆，以按察使记名(见安庆保卫战)。 1862年(清同治元年)4月，率湘军1.9万人在水师配合下，向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进军,于5月底进驻雨花台。10月，忠王李秀成率“十三王”十余万人往攻，曾国荃指挥感染疫病的湘军坚守壕垒，力保粮道，苦战45日，将太平军击退。1864年春，攻占天保城,进扎太平门、神策门外，合围天京。7月，占地保城，居高临下，昼夜轰城，掩护挖掘地道。19日，地雷轰塌城墙，攻占天京，清廷以功赏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见天京保卫战)。旋奏请开缺回籍。 1866年，任湖北巡抚，率湘军万余配合淮军镇压东捻军，连遭失败。1875年(清光绪元年)后，历任河道总督、山西巡抚，署两广总督。中法战争爆发后，奏陈军民结合，加强虎门设防，实行海口防御作战。1884年2月,调任两江总督，确定诱敌深入、伺隙而击的防御方针，加强长江下游水陆设防。旋因南洋水师调舰援闽行动迟缓，被革职留任。任内扩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仿制后膛枪炮，积极主张修建铁路，以增强国防实力。1890年死于任所。谥忠襄，有《曾忠襄公奏议》存世。。

1楼 曾宪理于 2005-09-14 19:22:53

流落日本63载“千手观音”回归金陵
珠珠　2005-9-3 17:03
　　63年前东渡日本的唐代“千手观音”日前回归中国。近日，南京毗卢寺举行万佛楼圣像装藏圆满仪式，为该寺“镇寺之宝”——唐代“千手观音”圣像回归供奉。
记者现场看到，观音金光闪闪，双手合拢，端坐莲花，佛像庄严，背后千手栩栩如生。毗卢寺住持传义法师称，在清代以前该观音像一直供奉在衡山。同治年间，曾国荃在衡山遇到高僧海峰时，曾半开玩笑地说“如我督两江，为你造庵”。1884年，曾国荃当上两江总督，履行承诺，在南京造了毗卢寺，请海峰来当住持。他不仅建造了壮丽宏伟的万佛楼，还特意从衡山请来了唐代千手观音作为“镇寺之宝”。
据介绍，这尊“千手观音”1941年被汪伪政府送给日本名古屋，当时日本也回送了一座用台湾阿里山桧木制造的1l面观音佛像。“千手观音”到日本后，先是被草草安置在日本的日泰寺，后来又被移至名古屋郊外和平公园的和平亭。因该亭一年到头只开一次门，“千手观音”在日本63年来其实只有40天可见天日。据了解，由于年代久远，现在的“千手观音”像底部已经损坏，靠着一根木棒支撑着。由于日本的11面观音像在“文革”中被毁坏，日本方面一开始提出，作为当初的交换，不能归还唐代“千手观音”。但经过中日两国民间人士不懈的努力，“千手观音”回归了中国，其落脚点仍然在南京的毗卢寺。为此，毗卢寺在万佛楼的四楼正中腾出了地方，专门供奉“千手观音”。

2楼 曾宪理于 2005-09-14 19:32:03

据毗卢寺住持传义法师介绍，光绪十年（1884年），两江总督曾国荃号令手下湘军诸将捐献巨资，从南岳衡山运来香木，将临近两江总督府（今总统府）的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一间小庵，扩建成了一座雄伟壮丽的大庙，因庙中供养毗卢遮那佛，故名毗卢寺。其时毗卢寺东至清西河，西至大悲巷，北至太平桥，南至汉府街，为南京第一大寺。中华民国建都南京之时，因其坐落在民国政治文化中心———长江路的起首，而一跃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当时寺中有万佛楼一座，供奉镏金铜佛3000尊，造型各异，金碧辉煌，为民国一景。1998年，毗卢寺开始复建，2004年我国最大的汉传佛教仿明清单体古建筑———万佛楼重建完工，再现当年雄风。

3楼 曾宪理于 2005-09-14 19:39:28

上帝代言人暴君洪秀全的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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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绝望中自杀。同年7月19日，“天京”被曾国荃攻陷，太平军彻底失败。太平军为何失败？我们只需将洪秀全的真面目呈现给读者，答案便不言自明。　　洪秀全：“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人。其父洪镜扬，是邻近诸村的保正，家里"薄有田产"，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在当地是好的。洪仁坤有两个哥哥，他是三兄弟中唯一读书求功名的，在家里有受宠而优越的地位。他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14虚岁考为童生。此后连续4次，一共经历17年，未能进学，也就是没考上生员(秀才)。在他一再落榜到公开造反期间，不止一次"坐馆"当私塾师，教小孩识字和文化基础知识，这是当时相当多老童生所从事的不固定职业。一般说来，收入比普通农民好不了多少，只是身份不同。此外，有3个广西人说他“素无赖，日事赌博，多蓄亡命，以护送烟土、洋货为生，往来两粤及湖南边界，得商贾谢赀”。较大的可能是1844年4月与冯云山“出游天下”之后所为。经常赌博，虽不光彩，但算不了什么大问题。组织他人为商户护送烟土、洋货，以获得“抽头”，作为活动经费，也并非绝无可能。当洪仁坤成了气候，自己及极少数同伙决不会说起这些不光荣的经历，拜上帝会和太平军中就不会有人提起。《李秀成供辞》没有说洪秀全造反前干过些什么，可能不了解，亦可能知道并非只当塾师，只是不愿说罢了。所以，这3个广西人提供的材料，后来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明是捏造。　　1837年洪仁坤第三次落榜。这个一向自视极高并被族人寄予厚望的人，精神、心理受的打击很大。回到家里，随即大病一场，“死去七日”(一说两日)还魂后，“俱讲天话”。对这次生病，尤其是“魂游高天”，人们照他自己和冯云山、洪仁玕所说的，做了许多文章。有几点可以推定：一是作秀遮羞，二是内心在极其复杂的煎熬中挣扎，三是强烈刺激造成的轻度精神病变，四是清醒夹杂狂想、梦幻的心理活动，五是考虑如何利用迷信造反。这样一番真真假假的大病之后，性格自然会有明显变化，但并没有成为精神病人，所以能不药而癔，生活也无须别人呵护。　　1842年，他第四次应考，一起落榜的书友(一说又是表弟)冯云山出于对考试的极端不满，又从星相术角度看出洪秀坤“多异相”、“有王者风”，极力鼓动他为首造反。冯的劝说，符合他此前大病中的想法和梦幻，于是断了科举仕进的念头。洪仁坤决心造反之后，就说什么上帝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全”，命他“时或称洪秀，时或称洪全，时或称洪秀全”。从此，洪仁坤、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这改名是很费一番心思的，秀全拆开，是“禾(吾)乃人王”。简括地说，进不了学--考不上秀才，是造反的决定性原因，造反是为了做人王。做了人王，不但可以实现“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还能够“手握乾坤杀伐权”，杀尽所痛恨、憎恶的人。当然不只是造反、报复，更重要的是占有和享受：占有一切，“禾乃玉食”，“世间万宝归我有的了”。这些早期直言不讳的言志，说明了洪“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以洪秀全为教主的拜上帝会的创立，其主要思想理论来源是梁阿发编写的通俗布道书《劝世良言》。它并没有全面、系统地介绍基督教教义，而又不时援引中国传统观点来印证《圣经》。不过，它所涉及的一些神学知识，诸如，天父全能，耶稣救赎，独尊上帝，不拜偶像，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等，却被洪秀全及冯云山借用而且不断发酵。从后来天王府前的不伦不类的世界地图，可见洪秀全此时对西方、对世界仍然几乎一无所知。他“向西方寻找(的)真理”，就是《劝世良言》中的若干神学知识。以此为基础，不断按他的需要扬弃和注入一些内容，来创立以他为教主的拜上帝会。从制造迷信开始，进而逐步加紧控制信从者，接着就发动造反，夺取政权，建立地上的“天国”。从这一过程看来，洪秀全所创造的拜上帝会类似于一个政治性邪教。　　第一，宣扬救世主下凡，统治全国乃至全世界。世界上一切邪教头子，都以救世主自居。不过，大多没有或没来得及以夺取政权、统治全国全世界作为直接内容来宣传。洪秀全则十分明确地将这一点作为核心内容。他宣称，“天上至尊老人已命令全世界之人归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有的了”；他奉天父天兄之命，下凡做人神合一的“万国独一真主”。　　第二，世界末日论与造反做官论相结合。为什么要做救世主呢？因为世界末日到了。这也是一切邪教共同的论调。1850年5月，他将末日论具体化，说他得到上帝启示：“在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得救，凡不信者将有瘟疫，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信的人则“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到1851年永安突围时，则进一步大开支票、封官许愿，凡踊跃作战的，“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少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　　第三，言行巫师化，要求军民无保留地信从。洪秀全从宣传什么上帝赐他宝剑、印绶这一套开始，继而在玉玺上自称“洪日”，是普照天下的红日，要求跟从者盲心盲目地迷信。杨秀清、萧朝贵从他的迷信宣传中得到启发，先后创造了十足巫师式的天父、天兄下凡。此两人死后，洪秀全没了制约，更随心所欲大讲特讲“天话”，甚至说“有天不有人”。还经常将他传达“天意”的歪诗，写在鹅黄缎上，张旗放炮挂出来。此类行径，是不断自我造神，以加强对太平军官兵的精神控制。　　第四，对参加者的全面控制。洪秀全除通过迷信宣传对会徒进行精神控制之外，还有一整套条规、措施，进行人身、家庭、财物的全面控制。造反之初，他要求入会者“贱售家产”，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款，交给公库”，卖不掉的旧房屋则放火烧掉。于是，一人参加就要全家参加，互为人质，没有退路，都成为过河卒子。不久之后，每占领一地，就以鸣锣集中“讲道理”的办法，将活着而又没有逃跑的百姓，不论愿不愿意，悉数收编为太平军，也就是实行彻底的裹胁。收编之后，凡是财产没有全部交出乃至私藏银子五两以上的，“即是邪心，即为妖魔，其罪极大”；超过21日背不出天条，两次无故不听“讲道理”的，都是严重违反禁律的大罪；凡是不肯无条件服从，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发牢骚说怪话的，都叫做“妖心未化”；凡是不能忍受而夜里开小差的，叫做“三更”；凡是违反天条、命令的，叫做“变妖”，对以上种种罪名的处治，都是斩首。其他许多天条、禁律，包括夫妻同宿，遇检点、指挥以上官轿不跪道旁，聚会喧嚣，私议军事，聚集饮酒，剪发剃胡刮面……都是“斩首不留”。对于“反叛通妖”的，更是处以“点天灯”、“五马分尸”极刑。全面而严厉的控制，使人成为没有家庭财物，没有思想感情，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人的尊严的工具。　　第五，将大量妇女作为个人的性工具。洪秀全还未公开造反时，就有妻妾多人。到了占领小小的永安，已有36人。进南京后，每做生日，蒙得恩就要为他献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开之际，蒙得恩还在天京13道城门口为洪秀全选美女。甚至干脆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到太平军败亡时，天王有妻妾88人(一说108人)。宫中有横直均8尺的大雕花床，干什么用的，不言而喻。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一概编号；而且写了几百首管教妻妾的《天父诗》叫她们背诵，这些良家女子遂完全成了他纵欲的性工具。从而，洪秀全将皇帝和邪教主对妇女的占有发展到极致。　　《天朝田亩制度》是表面文章　　1853年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原来那些主要为鼓动造反，宣传救世主下凡，控制官兵思想言行的文件、条规不够用了，于是颁布了由洪秀全撰写或主持写成的《天朝田亩制度》。20世纪赞美它的专家，总是在“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26个字上面大做文章，甚至称之为“伟大的反封建纲领”。其实呢，且不说它根本没有实行，单从这个文件全文来看，那26个字不过是些门面话。实际内容综合起来，就是要将占领区农村改造成兵、农、教合一的社会。以洪氏的歪理来统一思想，以太平军的小头目做领导，让农民成为战时打仗、平时劳动的工具。农民除了连口粮都不够的“接新谷”外，其他收获一概上交，也就是“耕田奉上”，让“功勋等臣，世食天禄”。这是对底层百姓劳动成果的剥夺。　　同时，太平军明确规定“旧时一切歪例尽除”，破除一切社会风俗、信仰、道德，男女老幼都必须在军事化的建制中，接受洪氏这一套的灌输，彻底工具化。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巩固洪氏的宝塔式统治和剥夺。　　被专家作为金字招牌的《资政新篇》是洪仁玕1859年所作。他为“聊托恩荫，以终天年”，来找洪秀全。到南京20日内，乘三级火箭似的升为干王、军师，摇身而成第二把手。这引起太平军中有功将领的强烈不满，有的故意“具禀请教用兵之法”，将他一军。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装聋作哑。洪秀全也急盼他赶紧露一手，以平物议，以服诸将。于是，他写了这篇一万多字的奏章。虽然，《资政新篇》在介绍外国情况这一点上，远不如林则徐请人翻译编辑的《四洲志》全面准确，亦远不如魏源在此书基础上编成的《海国图志》丰富充实，时间也晚了好多年，但在南京，从明确提出建议这个角度看，仍应给予较高评价。　　然而，正如前面所说，这并不是洪秀全主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产物，而是出于压服诸将领的现实需要。从书中罗列一些外国人名字，称“与弟相善”，以自我炫耀，尤其说明这一点。洪秀全看过后批准刻印，直接原因是为洪仁玕主张“权归于一”、“强本弱末”，即希望天王高度集权，以及防止各地将领叛乱的办法，很合洪秀全的胃口。尽管如此，洪秀全不但在几处作眉批明确表示不同意外，也仅仅将这个“以广圣闻”的奏章批准印发给将官做参阅资料而已。所以，包括李秀成在内的高级将领都对《资政新篇》不屑一顾。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862年，洪秀全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以这个具有根本性的政策文件，将作为参阅资料的《资政新篇》加以否定，至少是取消了。所以，我们不能因《资政新篇》具有进步内容，就给洪秀全献上动听的赞歌。　　上帝的代言人却毫无仁爱信义　　洪秀全为人暴虐。他还未当天王时，就经常将妻子“打生打死”(打得要死)。进了南京后，洪秀全对妻妾、宫女尚且如此，对他所敌视所不满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从决心造反开始，作诗言志，订条规下诏书，动不动就是杀、诛、斩首不留、一同皆斩、该诛该灭、放胆杀妖，可以说是念念不忘，杀声连天。由于他不断号召、明确规定和直接命令，部下官兵在非战斗场合，随便杀人也如同割草。只须看太平军打进南京是怎样清除“妖人”的，便可见洪秀全残忍之一斑。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医生、店员、艺人，皆被视为妖人，掳掠屠杀不在话下。“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或竞捶楚以死。”对于满族百姓，更是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杀光。不少汉族大小官员、绅士、读书人，逃不掉又不愿死在太平军手里的，全家便一同自杀。洪秀全就在这种血腥恐怖中，在太平军的跪迎之下，无限风光地进入“天京”。　　洪秀全对于太平军内部，也并不心慈手软。平时违反天条、禁令的太平军将士，大多数被杀掉。1856年他与杨秀清内讧，不但将杨全家杀尽，还与韦昌辉唱双簧，将杨的部下两万多人统统杀掉。接着又让韦昌辉杀了石达开所有家属。随后，慑于石达开靖难大军，又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陈承镕。而这个韦昌辉，一向被他称为“爱兄心诚”，又是奉旨从江西赶回南京杀杨秀清的。秦日纲和陈承镕一向是他亲信，帮助韦昌辉杀杨秀清及其部下，又是得到洪秀全的密令或默许，带兵去追捕缒城而走的石达开的两员干将。由此可见洪秀全只讲自己的现实需要而毫无仁爱信义。　　洪秀全本就多疑，内讧之后，更是任人唯亲。首先是他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分别封为安王、福王，让两个老哥掌权，压制、监视石达开。之后又迫于满朝反对，不得已取消两个昏庸兄长的王爵，但还是对他们言听计从，后来又再改封为信王、勇王，一直干预朝政。　　两人都极其自私、贪婪、愚蠢、蛮横，专出歪主意，却最受洪秀全信任。　　天京危急之时，洪秀全更是明确宣布，朝政由洪仁达执掌。战败犯罪，还是被委以重任。堂兄洪仁政，也无功劳和战败犯罪，换个官做，后又封恤王。亲侄族侄十余人，一概封王。洪秀全外甥幼西王萧有和，很受洪秀全喜欢，洪临死前不久，封他为前台发命者。洪秀全的女婿钟万信、黄栋梁、黄文胜，同样受宠信，个个封王。　　这些皇亲国戚，广义上的“洪氏诸王”，都不会打仗，不会办事，几乎个个贪暴凶横，胡作非为。在南京城里，人人害怕和憎恨，在各地太平军中也广被厌恶、鄙视，却又都无可奈何。　　皇亲国戚之外，最重要的亲信是蒙得恩，此人初在天京管女营和天王府事务，服侍洪秀全很周到，尤其是投洪所好，善于选美，深得洪欢心。内讧后被任命为正掌率、中军主将，总理朝纲。可是蒙得恩既不会指挥作战，又无驾驭全局能力，只会迎合洪氏兄弟，压制后起将领，弄得“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　　洪秀全立政无章，言而无信，随心所欲，恣意妄为。前面所说的任人唯亲，其实就是立政无章的一个方面。又如，逼走石达开之后，他宣称“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自己做了皇帝兼任军政长官。但他只是善讲“天话”、大话，没有军事、行政能力，也不愿多为实际事务费心费时，所以到1859年就变卦了。　　再如，1861年2月，他径自宣布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受到诸将领尤其是李秀成、李世贤的抵制。但危害最严重的，是封号紊乱，甩卖王爵。历代王朝封爵是很重要的事，太平军本来也有一定规矩。但1856年以后，就开始混乱，直至成为一潭污泥。　　本来，王以下是侯，但洪秀全随心所欲，变成义、安、福、燕、豫、侯六爵。不多久，弄得“满朝之内，皆义皆安”，福、燕、豫、侯都没人要。

4楼 曾昭演于 2005-09-16 22: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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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八二四年——一八九○年）

忠襄公（曾国荃谥号）,湘军首领，清总督。湖南湘乡(今双峰县荷叶镇镇）人。字沅甫。文正公（曾国藩谥号）弟。1864年任湖北巡抚。同治间，与郭嵩焘等修篡《湖南通志》。 1875年后历任陕西、山西巡抚，署两广总督。 1884年任两江总督。

忠襄公对曾氏家族事务极为积极。同治年间主修《宗圣志》，大力支持、推动曾氏东、南二宗宗主遍修天下曾氏后裔宗枝族谱，统一谱名《武城曾氏重修族谱》。

5楼 曾昭演于 2005-09-17 00:09:01

忠襄公晚年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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