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儒商鼻祖———端木子贡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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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儒商鼻祖———端木子贡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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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始祖端木子贡

[B]走进儒商鼻祖———端木子贡故里[/B]

 郑玉玺 端木繁君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这是我们党总结中华民族沧桑历史,特别是20多年改革开放得出的科学结论,是进入21世纪,放眼世界,并总结其他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史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对文化生产力在国家和民族发展大业中的战略地位做出的充分肯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吸收国力学和文化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所做出的英明判断,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做出了新的贡献。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是被中国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所决定的,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

  我们所讲的儒商精神究其核心就是文化生产力。而文化生产力是一种复合的生产力,它包括以社会文化价值观(理想、信念、世界观)为主体的精神力量;以科技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为主要内容的智力因素;以智力化、国际化、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文化网络;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作用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这些构成一种复合的文化生产力。因此,文化生产力的核心是人的素质和人们在经济、文化、科技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创造力量。文化生产力的本质是人的一种积极创造的精神力量。而儒商文化正是社会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弘扬儒商文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是文化民族。五千年的古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最大财富;是最深厚的生存根基;也是民族振兴的基础。中华民族的哲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价值和方法论是以“仁”为核心的忠恕之道和中庸之道。从康有为借孔改制、实行维新变法开始,到上个世纪新儒家学说的兴起,历代儒家学者抱定“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孜孜探索儒家文化的复兴之路。贺麟作为新儒家理论的代表,他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首先要有道德观念的现代化,而道德观念的现代化就是儒学、礼教的现代化改造和新生,有必要培养更多有学问、有修养的“儒工”、“儒商”,使之成社会的柱石。杨子彬教授则在《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中明确提出:“复兴儒学、振兴中华要走子贡亦商亦政、既富且仁的道路。具体地说,就是联合学者、政治家和儒商,做集体的子贡。”悠悠五千年的中国古代文明,蕴藏着无比瑰丽的智慧宝库,形成了绵延不绝、日益丰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子贡,生于公元前520年,卒于公元前456年,春秋时卫国人,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另字子赣,小孔子三十一岁。孔子收徒三千,"授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其中尤为卓著者,乃“德行科之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科之冉有、季路;言语科之宰我、子贡;文学科之子游、子夏”,此十人中,惟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谓其喜欢贱买贵卖以殖其资,预测商情又往往十有九中,终致家累千金。《史记—货殖列传》将他列为富翁排行榜第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儒学出身经商致富的商界奇才。   儒家思想积极倡导入世,号召每个弟子要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向,子贡可谓其先行者。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大将田常欲举师伐鲁,地微人寡的鲁国危在旦夕,孔子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派子贡说齐救鲁。子贡不辱师命,先后多次周旋于齐、吴、越、晋、鲁之间,大智大勇,藉其三寸不烂之舌,使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成功地制造了“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千古佳话。他后来长期担任鲁、卫二国宰相之职,成为儒家第一代弟子中至富与贵者。

  子贡敏而好学,“闻一知二”,《论语》中记录弟子向孔子请教者以子贡居多。有子贡“问政”,即如何施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可也;子贡问怎样能成为“士”,孔子告诉他,上者使于四方而不辱使命,次者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再者言必行,行必果。在如何交友问题上,他得到的教诲是要时时给朋友一些忠告,以帮助友人进步。子贡还讨教处事格言,孔子告诫他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处处用心,几乎无所不问,并深刻领会,触类旁通,孔子也禁不住赞其聪慧过人:“告诸往事而知来者”。孔子的教导对子贡的人生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子贡躬行儒学,克己自律,他追求做人要表里如一“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既要“贫而乐,富而好礼”,更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连孔子也自叹不如。有人赞他贤于孔子,他则谦逊地说:“我好比是砌着矮墙的院落,人们站在墙边一眼就能看清屋内所藏;先生则是那高墙深宫,只有走进去,才知富丽堂皇。”孝道实则为儒学核心,孔子逝后,子贡在其墓地坚持守孝六年乃出,身示天下。子贡以其齐家治国之气魄,勤奋好学之精神,博济广施之胸怀,谦逊至孝之美德,垂名百世,实不愧为儒商之鼻祖,堪作今日商界之楷模。

  中国传统的儒商在经商实践中贯穿儒学理念,重视道德自律,提倡爱国爱民,明理诚信。从春秋时期“富而好行其德”的陶朱公范蠡,到后来的晋商、徽商等商帮组织,以至现当代的陈嘉庚、李嘉诚、霍英东等大企业家,无一不在商业界留下佳话,成为儒商文化的杰出代表。追溯儒商的渊源,其发轫者当推儒学初创伊始亲聆孔子耳提面命多年的杰出弟子—子贡。

   鹤壁市乃“古之有仙鹤游云淇水,栖之南山陡壁”故而得此雅名。中华儒商的奠基人(孔子的得意门生)端木子贡的故里,就在鹤壁。鹤壁是名闻遐迩的历史文化名城,它风光旖旎,苍山如画;淇水深邃,鸿鹤翔集;资源丰富,良田万顷。自古以来,鹤壁具有钟灵毓秀,精英倍出的地理环境,和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旅游文化资源优势,因此,它已成为历化文人雅士,硕学鸿儒,腾蛟起凤之佳境,亦是商旅云集,贾市易货之黄金码头。更是迁客骚人,潜隐蓄势、卧虎藏龙之川泽。

  《诗经·卫风·氓》中有佳句:“氓之嗤嗤,抱布贸缘,匪来贸缘,来即成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衍期,子无良媒,将子之怒,秋以为期。”诗中描写了春秋时卫国境内,淇水流域的顿丘地方,有一对青年在集市上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继而俩人在淇水河畔倾诉爱情,憧憬美好未来的美妙故事。其中韵境无限。

  鹤壁市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冀、衮、豫三州交界地,它先后归属卫、晋、赵、魏等国。早在商朝后期,盘庚迁殷建都,鹤壁地方就商都都畿内地。公元前十一世纪,商朝的最后三个郡王(即武丁、武乙、纣)将国都从小屯(今安阳)迁于朝歌。而朝歌即在鹤壁淇县境内。

  鹤壁有着丰富多彩的旅游文化资源。由于鹤壁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于是名胜古迹,人文景观遍布全境。目前已开发(或正在开发的)共有三条旅游风景线。

  第一条是大伾山名胜风景(线)区:景区由大伾山、浮丘山两大部分组成。大伾山上有吕祖祠、禹王庙、天宁寺、龙洞、观音洞等。

  天宁寺的大石佛倚山而坐,高八丈。凿造于十六国后赵主石勒时期,素称"八丈佛爷七丈楼",它是全国最早、北方最大的一尊大型摩崖造象。浮丘山上有碧霞宫、千佛洞、尼姑山等。浚县的古城墙、端木子贡祠、三国古战场、明代军事家王越坟、徐懋功和李密墓,皆分布在古城周围。

   第二条旅游风景(线)区即淇县境内。古称朝歌,殷商古都,境内有"纣王坟”、“摘心台”、“鹿台”、“妲妃坟”、“许沟泉”、“青崖岩绝石窟”、“千佛洞”等,驰名中外。相传鬼谷子王禅在此育化了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孙膑、庞涓、张仪、苏秦、毛遂等,被后人誉为中国第一所古军校。

   第三条是淇河风景(线)区。沿河主要人文景观即辉泉沟溶洞、鸡冠山、双塔寺、白龙寺、上峪火山地幔、许沟泉等。加之五岩山中华医药王孙思邈洞;洞深120米,洞中有“楼”、洞中有洞。洞顶上有自然造化而形成的各式龙、虎、羊和等兽及佛象,实乃神工鬼斧,栩栩如生。

   鹤壁市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现已探明的矿藏有煤炭、瓦斯气、水泥石灰岩,白云岩等30余种(类)。矿藏区域分布良好,品种多,储量大,品位高,易开发。鹤壁市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社会稳定,年登俗乐。随着企业改革的逐渐深化,工业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全市已形成以煤炭、电力、冶金、化工、商贸、旅游为主导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化综合型工业体系。 由于鹤壁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水丰沛,光照充足,良田万顷,非常适应于农业生产,此地农村五谷丰登,欣欣向荣。

   鹤壁交通发达,京广铁路和京深公路纵贯南北,汤鹤、浚鹤铁路与京广线相连接。公路纵横,四通八达。邮电通讯事业迅速发展,日趋完善。鹤壁全民义务教育较为普及,全市共办大、中专院校62所,中小学597所,不同层次的成人教育学校20所。以全民健康为主体的群众体育活动广为普级,医药卫生技术精益求精,广大群众的常见病、多发病能及时有效地治疗。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悠悠沉睡的鹤壁古城。座落在淇水之滨的鹤壁市,楼宇矗立,街井繁华,市政完备,绿枝成荫,花木葳蕤,鸟语花香。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鹤壁正在充分利用境内的各类资源优势,为把鹤壁建设成集工业、农业、商贸、旅游、文化等融为一体的综合型现代化都市。

  鹤壁市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由于深化企业改革,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初步形成了以煤炭、电力、冶金、化工、纺织为主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新兴综合工业体系。由于鹤壁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集中、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非常适宜农业的生产。鹤壁交通发达,服务设施完善,邮电通讯畅通无阻。除京广铁路和京深公路纵贯南北外,汤鹤、浚鹤铁路与京广线相连,公路纵横,四通八达。邮电通讯设施迅速发展。

  在改革开放基本国策指引下,为加快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市里制定了对外开放"优惠政策",扩大对外宣传,改变市容市貌,美化投资环境,加强对外交流活动。改革开放给鹤壁带来了勃勃生机,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市委、市政府全面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充分利用境内各种资源优势,把鹤壁建成一座集工业、商贸、旅游、文化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的现代化城市。

  儒商文化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江总书记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深得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精髓。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确立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与儒家思想一脉相传,是对几千年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而根植于儒家思想沃土又融合当代经济发展经验形成的儒商文化,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互相印证,可以说是《公民道德建设纲要》的商业版本。我们要把提倡儒商文化与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有机的结合起来,重铸道德长城,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推动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

  可以说,市场经济的道德伦理是市场经济列车的铁轨,脱离了道德之轨,市场之车就会寸步难行。朱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我们提倡儒商文化可谓切中时弊,恰逢其时。儒商文化是加强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儒商文化是经过历代儒商的成功实践不断总结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企业经营管理之道。儒商文化的诸多内容在今天的企业发展中仍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如注重诚信,就是重视产品质量,信守合同,不逃废债务。重“义”就是守法经营,注重环保,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社会效益。“仁爱”就是关心职工的切身利益,实行以人为本管理。“人和”就是对内铸造团队精神,搞好协作,对外树立“顾客至上”的观念,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

  我们认为,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儒商文化可以在亚洲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是儒商文化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都能够接受的文化,是亚洲少有的“共同点”,以此为纽带,以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来推动经贸领域的合作和经济体制的融合。二是儒商文化是一种讲究“诚信”、“中庸”、“仁爱”、“立人”、“达人”的“双赢”、“多赢”哲学,能够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得到更多的支持,担当起促进亚洲共同繁荣发展的重任。三是中国可以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目前,日本、中国、印度都在积极争夺亚洲盟主的地位,美国也想在亚洲谋求更大的利益。如果能以儒商文化来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中国的作用和地位将无可替代。儒商文化是中国与世界文明合作与对话的平台。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正在迅速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以其经济、军事和科技上的优势,力图把他们的文化观念,价值观、生活方式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面临着来自西方优势文化的冲击和挤压,面临着丧失自我、沦为发达国家附庸的危险,最终也将葬送自身的经济现代化。我们认为,儒家智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仍然有其现代价值。儒商文化不仅没有过时,而其中的一些观念与全球伦理遥相呼应:

  义利之辩: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义然后取”。孟子反对后义而先利,主张先义而后利。义利关系引申来说也是义务和权利的关系问题。义务高于权利,整体高于个体,这是儒家思想也是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发现强调个人权利、忽视社会义务的弊端,并力图加以纠正。美国已故的肯尼迪总统向美国青年呼吁:“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什么,而要想想你们能为国家做什么”。这也说明儒家思想中的义务原则更能适应当今全球化的需要。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说“仁者爱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世界上许多不同的文化宗教中都包含着与孔子上述说法大致相同的训条,所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被称作全人类伦理的“黄金法则”。

  诚信理念:孔子提出了“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的口号,认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要讲信义。以诚相见,言而有信。西方二十二条商规中的第十一条就是“坦诚相见的法则”,认为诚实是最好的策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费里德曼把诚信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前提之一,认为“诚实可信能降低交易成本”。

  宽容和妥协的精神:孔子做事总是留有余地,从不过头。当他的学生问他有没有可以终生信守不渝的一句话时,孔子回答:“那大概就是宽恕罢”。彼此宽容和相互妥协的能力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美德,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世界人类义务宣言》把诚实与宽恕列为人类重要的义务和责任,指出“应当促进人类之间的宽容和相互尊重,而不应当煽动仇恨”。

  在继承儒家道德准则的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儒家思想中吸取方法论的智慧,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庸之道就是恰到好处地掌握分寸和火候,既不太过也无不及。孔、孟都反对走极端,主张在对立的两极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在对待全球化的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全盘接受,完全认同的观点,也要防止根本否定,完全拒绝的观点,而应该积极学习,为我所用。

  和而不同:“和”是求同存异,“同”则是为同而灭异。“和而不同”是保持差别和个性的前提下达到和谐一致,是多样性的统一。“和而不同”承认多元化,认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可以有不同的路径选择。通权达变就是灵活性。孔子说,“可以立,未可与权”(《子罕》),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更是一种人生智慧。善于通权达变的人往往能走出“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绝境,开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

  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八荣八耻”也正与儒商文化内涵相吻合,我们认为,儒商文化既是我们加强道德修养、改善企业管理、完善市场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加强同海内外华商儒商以及亚洲各国的联系和交流、与世界进行平等对话的渠道。我们今天研究和传播儒商文化,倡导和实践儒商精神,并不是要用传统道德来束缚我们的手脚,而是要从2550多年前的子贡那里去找回人类最初的良知,发现开启未来发展之门的钥匙,诚邀海内外华商儒商以及信仰儒家文化的东亚各国的企业家到子贡家乡来祭拜子贡,发思古之幽、议发展之道,并进行投资贸易,帮助子贡家乡加快发展。也希望世界各国人民到子贡家乡来进行东西方经济、文化的研究和交流,探讨以中庸和忠恕之道解决政治、经济领域的各种矛盾和危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出路。也希望子贡之乡的企业家们不要闭门修炼,而是要积极走出去,打“儒商”牌,走开放路,以儒会友,以诚合作,以信招商,广开思路,广结善缘,开展国际化经营,建设国际一流企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务实奋斗。(作者郑玉玺系:世界园区经济产业组织联盟秘书长、端木繁君系:世界儒商文化促进中心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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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贤端木赐、字子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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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至右;本文作者郑玉玺与端木繁君

 

1楼
子贡后裔故里寻根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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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子贡后裔河南鹤壁浚县子贡故里寻根祭祖(江苏丹阳与镇江和河南鹤壁的贡姓子贡后裔2006年3月26日在浚县粮友宾馆餐厅返程前的合影留念)

2楼
子贡后裔故里寻根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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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端木子贡后裔河南鹤壁浚县子贡故里寻根祭祖(图中老人系山东郓城林集87岁端木庆仕)
3楼
端木很古老而且稀有的一个姓氏![em01]
4楼
河南浚县“端木子贡研究会筹备组"地方史志办对<子贡>的研究情况
河南浚县“端木子贡研究会筹备组"
地方史志办对<子贡>的研究情况

    端木子贡是河南浚县历史上最早、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个历史名人。他是孔子的出色弟子、对儒家思想的形成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是春秋时代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和商业贸易家。他的思想作为、识见功业对后世影响深远。

   [B] 一、端木子贡的家世与生平事迹[/B]
端木氏源出黄帝。其先族为黄帝后裔鬻熊,仁于周,曾为文王、武王之师。鬻熊生二子,长子熊丽,次子端木。端木生典。典以父名为姓,名端木典。这是端木得姓之始祖。端木典后裔几代为周朝大夫。西周末年,端木舒随平王东迁。几代之后,子贡的曾祖父端木广单被卫国聘为客卿,自此端木氏迁居卫国。子贡的父亲名端木巨,仕卫灵公,“匡君泽民,称卫之贤大夫”。端木巨娶蘧氏,蘧氏“天性善良,仁慈端庄”,怀孕子贡时曾梦神赐予宝玉,因此子贡降生后取名端木赐。子贡是他的字,另有一字叫子赣。子贡18岁(公元前503年),游学鲁国拜孔子为师。求学6年,24岁回原籍完婚,娶句氏。之后随孔子周游列国,但子贡并未一直跟在孔子身边,有时去经商和从事其它社会活动。公元前482年,孔子结束周游,由卫国返回鲁国,子贡也回到鲁国,是年38岁。之后曾受命出使齐、吴、越、晋等国。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子贡开始守墓。守墓六年,至公元前473年,子贡48岁才回到卫国,继续治学经商。50岁时又去鲁国拜祭孔子墓。后再度受聘仕齐,在齐国做官。公元前456年,在齐国逝世,享年65岁。其子端木炅扶柩归卫,葬子贡于今浚县大伾山东南东张庄村北。子贡一生曾在卫、鲁、齐等国做官,曾任信阳令(一说信阳宰),在这些地方的任职时间和政绩情况不详,有待进一步考证。子贡死后,其子端木炅仍仕于齐国。他的孙子端木叔继承祖业,好善乐施,将万金家资散给宗族国人。以至“病无药石之储,死无瘗埋之资”。说明至此一代家庭开始破落贫困。

    [B]二、端木子贡的思想作为和对社会的贡献
[/B]子贡博学多才,洞察时势,能言善辩,在社会活动和外交方面很有成就。公元489年,孔子自陈去蔡被困,绝粮7日。子贡出使楚国,说服楚昭王出兵营救。这是子贡第一次外交成功。公元前488年,吴国兴师向鲁国征百牢(牛羊猪各100头),吴太宰决意召见季康子,季康子惧而不敢见,派子贡面辞,子贡说得吴国人哑口无言。公元前483年,吴国图谋称霸,会盟鲁、卫等国君,因卫君来迟而将其扣留。众人惶恐无策。子贡出面论辩,使吴太宰嚭心悦诚服将卫君释放。公元前482年,齐国举兵伐鲁,鲁国危难,孔子派子贡解救。子贡游说齐、吴、越、晋四国,使局势改变,解了鲁国之危。司马迁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公元前480年,鲁齐和谈,子贡说服齐国,把它以前霸占鲁国之地归还鲁国。子贡的外交才能当时即备受称赞。齐晏子称:“国士无双。”楚昭王说:“楚国无人能与子贡相比。”孔子称子贡为“辩人”、“达人”,叹已“弗如也。”

    子贡经商之道影响深远。“史记.货殖列传”共载17人,将子贡列在第二。子贡识见多广,反应敏捷,具有经商才干。他善于掌握市场信息,并“与时转货赀”在商业经营和国际贸易中取得巨大成功。他“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富可敌国”。子贡经商与政治目的相联系。他经常“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越王勾践甚至“除道效迎,身御至舍。”正因为经商致富,他才有如此显赫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这是他宣传孔子思想和外交成功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子贡靠经商由常人而致显贵之经历,对后世影响深远,至今仍流传着“既在黎阳学子贡,何必南越法陶朱”的佳句。1995年9月11日河南日报有篇文章,称子贡为“学者型富翁第一人。”1997年在马来西亚第二届世界儒商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曲阜孔子文化学院路承烈教授发表一篇论文,称子贡为“自古儒商第一人。”

    子贡与孔子的关系堪称尊师重教楷模。在孔子弟子中,子贡与孔子关系最为亲密。《论语》中,子贡的名字出现37次,居众弟子之首。孔子对子贡非常器重,喻子贡为瑚琏之器。孔子往往将学说的真谛传授给子贡。如:何为仁,何为士,何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何为政等。陈蔡困厄,派子贡使楚;鲁国危难,命子贡往救。孔子病,子贡探视,孔子埋怨说:“汝来何其晚也?”可见感情之深。子贡对孔子更是钦佩和崇敬,是孔子及其学说的重要传播者和捍卫者。子贡称孔子的学识高不可测,誉孔子为圣人,比孔子为日月,任何人都不能逾越。子贡时时处处维护孔子的尊严,宣传孔子思想。当有人毁谤孔子时,子贡即挺身而出进行驳斥。子贡对儒家思想的形成和传播起了重大作用。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崔述在《洙泗考信余录》中说:“子贡之推崇孔子至矣,则孔子之道所以昌明于世者,大率由于子贡。”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众弟子皆服丧三年,相诀而去,独有子贡结庐墓旁,六年方归,足见师徒情深。

正是因为子贡的道德学问,识见功业对后世有重大影响,所以子贡不断受到封建王朝的祭祀和封爵,并荫及其后裔。唐玄宗封其为十哲之一,后追封黎侯。北宋加封黎阳公。南宋改封黎公。明改封先贤端木子。清康熙帝赐子贡七十世后裔端木谦“贤哲贵遗庥”匾,并封其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后代世袭;乾隆帝封子贡为十二哲之一,塑像孔庙大成殿内。

   [B] 三、对端木子贡的研究进展情况[/B]
河南浚县对于端木子贡有组织的研究始于1993年。浚县地方史志办根据省市地方史志编委指示,着手专题研究,列入地方志工作计划。成立端木子贡研究会筹备组,开展子贡研究会各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调查子贡后裔播迁历史及分布现状。经不懈努力,有大概了解。子贡后裔遍布国内外。本县境不是很多。在大陆上,子贡后裔聚居集中者可分长江南北两大族。江北族主要分布在河南省东北部和山东省中西部。因地近孔子、子贡故里,族人深为先贤子贡骄傲,有很强的宗族观念和寻根意识,有修家庙、续家谱传统。清乾隆年间,端木氏开始依御赐孔子后裔二十字行辈命名,至今族辈昭然有序。今端木氏大宗已传至82代,山东繁衍快者已到87代。江南族主要分布在江苏、安徽及浙江溧水等地。该族迁徙频繁,居所分散,又远离祖地,族人之间联系较少,宗族观念和寻根意识相对较弱。端木氏虽不为大族,但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贡献和影响却不容忽视,历代名人如星在天,熠熠生辉。以下略。
    新中国建立后,子贡后裔人才辈出,据已掌握的资料,科级以上100余人。县处级以上50余人。此外科教文艺界有中级以上职称者50余人(1995年统计)。

    二是收集整理与子贡有关的史料、文物、文章、照片等,纠正和弥补了过去资料中的有些谬误和空白。如关于子贡的生卒时间(过去资料只有生年而不知卒年),如关于子贡的出身(许多书中推测他出身于商人家庭而不知他出于供过于仕大夫家庭),再如许多书籍报刊文章把子贡说成是濮阳或淇县人而不知他是浚县人等。

   三是恢复了子贡墓冢并立墓碑。子贡墓在浚县今城关乡东张庄村北。原来子贡墓冢高大,墓前正殿五间,甬道两旁有石马石羊,雕工精致,形象生动,墓地有古柏数百株。1958年开挖大公河,把子贡墓彻底破坏,除明万历年间《改正先贤墓祠记》一通碑外,其余建筑和树木荡然无存。一九九五年,地方史志办协同有关部门,恢复了子贡墓冢并立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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