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区分“文化”和“思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文化，通俗点儿讲，就是指一个群体（种族、民族、家族、企业等）其生活形式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人文意味的积淀，包括思想理念、行为规范、思维方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等。
所谓思想，就是一种理性思维，经过人们的归纳、总结，形成的一种理性认识。
言曾子思想，慎论曾子文化。
曾子的思想行为，之所以被后人所推崇，其主要贡献有三：
一，对孔子思想的承前启后。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儒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
二，对孔儒义理的道德守城。“三省吾身”“任重道远”是曾子对儒家道德原则的践行与坚守。
三，对孝道的诠释与身体力行。“感恩至诚，大孝至爱”是曾子对“孝”的全面阐释。在父母子女关系中，“孝”应发乎至诚，止于真爱；在儒家道统中，“孝”是仁德的根本，体现在为人处世，事君交友等方方面面。
值得重视的是，孔儒学派所构建的“君臣父子”关系与后来沦为封建统治阶级巩固皇权工具的“三纲五常”等政治道德规范有本质区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简单地说就是“君义，臣行，父慈，子孝”，这种规则，双重约束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不但约束臣，更约束君，君的所为更要符合体统和礼制。孔子云：克己复礼，仁也。也就是说，君之所作克制私欲、符合周礼，方为仁德。然而，很遗憾，在孔儒思想经过几百年的不得志，被叔孙通、董仲舒等发挥、“改良”之后，背叛了“孝道”原本的仁德宗旨，君臣父子之间双重约束关系被简化成了臣对君的绝对服从，形成了“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君臣等级，形成了帝王南面之术以及帝王驾驭群臣的机巧权术和残忍阴谋。中国帝制延续了两千余年，这种背叛民本思想的儒家学说一直被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到了宋朝甚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盛誉。可见，儒家学说多么地契合统治者的口味！后来的“朱程理学”也都是对这种“改良”了的儒家学说的修修补补，从没有回归到孔孟之道民本思想这一核心价值体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