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正昌（田家英）

楼主 曾德彬成都 于 2013-03-19 09:50:40
曾正昌（田家英）
[SIZE=12px]田家英（1922—1966年），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本名曾正昌，1936年在成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次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历史组组员。1948年至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1954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是毛泽东的总管家、日常秘书，他担任秘书期间的表现，是应用写作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百度百科）[/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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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曾德彬成都 于 2013-03-19 09:52:05
[P]田家英于1944年到达延安，次年加入了中国***，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央宣传部工作。他于1948年10月经胡乔木介绍，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P][P]在此之前田家英曾经担任过毛岸英的老师，那时毛岸英刚刚回国，由于长[SIZE=9pt]期待在苏联，毛岸英的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来教毛岸英历史、语文，而此时的田家英由于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虽说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SIZE][/P][P]对毛泽东来说，文笔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是一位一九二六年出生的二十多岁东北哈尔滨小伙子，他颇为感慨，这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那以后毛泽东便注意起田家英这个“少壮派”了。当毛岸英需要一位老师时，毛泽东就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纪和毛岸英差不多，请他当老师教历史、语文，再合适不过了，就这样田家英开始当起毛岸英的老师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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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曾德彬成都 于 2013-03-19 09:53:01
[P][SIZE=12px]自从担任毛岸英的老师之后，田家英和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那时由于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秘书工作加重了，需要增加新秘书，这时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田家英开始担任起了毛泽东的秘书。[/SIZE][/P][P][SIZE=12px]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毛泽东的信赖、倚重，毛泽东的存折、稿费、印章都交给他，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SIZE][/P][P][SIZE=12px]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与才华都用于协助毛泽东的工作。他事无巨细，凡是毛泽东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可以称得上是大管家。他对毛泽东极为敬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更是深受毛泽东的熏陶与感染，田家英和毛泽东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使他们成为了忘年之交。[/SIZE][/P][P][SIZE=12px]毛泽东与田家英的诗交较深，他除了欣赏田家英的文采之外还看中他的古文诗词的扎实功底，田家英有看书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能背诵许多像贾谊《过秦论》这样长篇的文章，对他来说，背诵古诗更是他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毛泽东有深夜工作的习惯，为此，田家英也保持着与毛泽东同步工作的习惯。[/SIZE][/P][P][SIZE=12px]1961年11月1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刚刚宽衣解带，就连续接到机要员送来的毛泽东三封内容相同的信，都是让他查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出处，田家英知道毛泽东将有新作问世，凭着他对古诗词的深厚功底，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诗的出处，那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诗之一，是婉约派的诗词。[/SIZE][/P][P][SIZE=12px]毛泽东自己的诗风豪迈雄健，但是他对抒情味浓、艺术性高的婉约派诗词也不排斥，在这些诗的触发下，毛泽东直抒自己的宽广胸怀，写出了很多好诗，其中不乏千古绝唱的革命之诗。[/SIZ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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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曾德彬成都 于 2013-03-19 09:54:05
[P]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田家英向来敬重毛泽东，把他视为导师、父辈，正是因为他对毛泽东的爱之切，才对毛泽东的一些认识倾向忧心如焚，正是由于他不会“见机而作”，使他成为江青和陈伯达的眼中钉，进而他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P][P]那是1965年的寒冬，毛泽东再次来到杭州。该年12月他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召开会议，要他们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由于那天毛泽东的情绪非常好，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所聊的内容大大超过了写序的范围。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又转移了话题，针对1965年11月的《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的《红旗》杂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了一段评论式的话，在他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把这事告诉了江青，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于是这一任务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田家英看过纪要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评论式的话，此时的田家英完全是出于正气、正义而删的，不料他的这一举动却触怒了江青一伙，于是他们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P][P]田家英毕竟是一介书生，毛泽东和田家英在闲谈中曾戏言在田死后应立一墓碑，上书“读书人之墓”。田家英继承了读书人的好传统——好学敏思、忧国忧民、洁身自爱、不睦名利、以天下为任，以苍生为念，正是这种优秀的传统铸就了他新一代读书人的性格，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异化为官僚政客，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使他无法防御那些玩弄权术的小人，最终成为他们的牺牲品。[/P][P]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给田家英以沉重的打击，在他蒙受陷害时他以死相抗，他离世之际仅仅40岁。[/P][P]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P][P]田家英遗留有四个亲生儿女，不姓田，也不姓曾。姓曹，现在都在东北黑龙江省黑河市。田家英在世的时候，四个孩子 姓车，田家英去世后，四个子女随继父曹汉姓曹了。田家英的两男两女，都很正直正义，次子延江（中林）会英日俄三门外语，擅长书法。其楷书圆转流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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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曾德彬成都 于 2013-03-19 09:54:57
[P]田家英死于1966年5月2日，是“文革”开始之后的第一位牺牲者。[/P][P]田家英是含冤而死，这一点没有疑问;田家英死于自杀，还是他杀？———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家属那里都存有疑问。[/P][P]近来有境内外杂志认为田家英死于他杀，并言之凿凿地拿出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档案局”等权威部门的档案文件为证，令人莫辨真伪……”[/P][P]那么，历史真相究竟为何?[/P][P]田家英自杀的事随后通报了周恩来，电话是用永福堂的座机打出的。周恩来随后将此情况转告给当时尚在南方的毛泽东……[/P][P]据王力回忆，当天他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大约在下午两点左右，他得知了田家英自杀的消息。作为三人小组成员之一，他接到通知去中南海参加这一突发事件的处理。安子文大概是在王力之后得到的通知，并受命负责处理这一突发事件。[/P][P]据田家英夫人董边回忆，她是在下午3时左右接到的通知。她当时正准备早些回家，办公室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她拿起电话，听筒另一端传来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声音，要她立即到中南海西楼会客厅去。[/P][P]“西楼会客厅是刘少奇同志接待客人的地方，为什么要我到那里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董边猜测大概是与田家英的事有关，心里怦怦直跳。还没等她理出头绪，汽车已经开进中南海。[/P][P]走进西楼会客厅，只见安子文、汪东兴、王力等人已在室内。安子文代表组织向董边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这难以置信的消息，如五雷轰顶，董边一下坠入万丈深渊。[/P][P]有关负责人一定要徐淑兰去看一下尸体，并且不断发问：“田家英死之前说了什么没有?”“要不要到医院去验尸?”董边此时脑子里已是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回答说：“一切由组织决定，我服从组织。”[/P][P]从西楼会客厅到永福堂寓所并没有多远，出西楼办公区院墙东门，下高台阶斜对着的就是永福堂西门，但董边已不知自己是怎么走过去的，她无法接受“畏罪自杀”的事实……[/P][P]院内平日存放毛泽东图书的西房内，田家英平躺在地上，身上盖着那条铺用了多年的蓝色床单。有人拉着董边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让她看清楚一点，认可自杀的事实。[/P][P]床单被揭开，董边看到了田家英那僵滞铁青的面孔，那一向充满生气的脸，堆满毫不掩饰的无尽痛楚和悲愤。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P][P]笔者至今还记得，那天中午12点多，我从学校回到中南海吃午饭。拐向西大灶的胡同正对着永福堂西边的通道前，我一眼瞟到永福堂西门前站了一名卫兵。以前那条路上从没有岗哨，当时感觉奇怪，所以印象较深。后来，在同一饭桌吃饭的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的孩子也来到食堂。他悄声告诉我，他家住的院子有卫兵守着，不让进去。他又绕到后门想进到院子里，发现后门从里面锁上了，也进不去。我们当时都感到有些不对劲，但谁也没想到田伯伯出了意外……[/P][P]田家英的子女在许多年后对笔者回忆说，他们家当天晚上就搬出了中南海。而一个星期后，所有住在中南海里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干部家庭，也都搬出了中南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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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曾德彬成都 于 2013-03-19 09:55:31
[P]田家英曾是毛泽东的5大秘书之一。他才学深厚，为人坦诚，当过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老师，为毛泽东起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稿。但是，庐山会议上的政治风暴差点把他推入深渊，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终于使这位正直的书生蒙冤自尽……[/P][P]厌恶江青、陈伯达[/P][P]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由于同情彭德怀的“万言书”，差点被卷入那场政治风暴中。尽管他依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着，但彼此之间产生了分歧。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批评田家英“右倾”，成为那次会议上四个被点名的“右倾分子”之一。[/P][P]由于“离得近、看得清”，长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很早就察觉江青的政治野心。[/P][P]田家英最初看不惯江青还只是限于她的生活作风。他对她采取“不敬”而“远之”的态度。渐渐地，江青“偶尔露峥嵘”，染指于中国的政治。江青也意识到田家英刚直不阿，欲除之而无机会。正因为这样，当她听说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右倾”，不由得兴高采烈起来，骂他是“资产阶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右”。[/P][P]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常常跟田家英发生正面冲突的是陈伯达。[/P][P]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伯达曾是田家英的顶头上司。他俩先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之后，陈也总是在他之上———“陈、胡、田、叶、江”。[/P][P]进京之后，虽说陈伯达也住在中南海，但他所住的“迎春堂”离毛泽东所住勤政殿有一段路。除了毛泽东打电话要他前来之外，平时他不在毛泽东身边。为投毛泽东所好，这位“理论家”常常向田家英打探：“主席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注意什么问题？”[/P][P]田家英深恶痛绝“理论家”这种“刺探”行为，先是敷衍，后来干脆当面拒绝。[/P][P]田家英对江青避而远之，而对“老夫子”倒是常常当面顶撞。他和陈伯达都爱字画。田家英把自己刚买到的字画，先挂在毛泽东那里，有时给陈伯达看见了，于是，“老夫子”常常到田家英那里看字画，甚至向田家英借去。[/P][P]“田家英，你有那么多的字画，可得当心点，别让小偷偷了!”有一回，“老夫子”一边看字画，一边揶揄道。[/P][P]“我的字画如果被偷，第一个贼就是你!”田家英巧妙地讽刺道。[/P][P]随着时代的车轮辚辚作响，日渐向“文化大革命”逼近，江青日趋活跃，与“老夫子”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陈联合，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势力。[/P][P]就在这时，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又冒出了一个原本排不上号的人物，加入“左”派阵营。此人便是戚本禹。戚本禹比田家英小10岁，原先在田家英手下帮助处理人民来信，后来成为信访局的一个科长。[/P][P]某个夏日，当田家英夫人徐淑兰午睡醒来，发觉从书房里传出谈话声。董边一看，是田家英跟戚本禹在那里谈话。待戚本禹走后，徐淑兰问田家英，干吗在中午跟他谈话?[/P][P]田家英叹道：“人家已经成了江青那里的红人，得罪不起。他在写关于李秀成的文章，找我要资料。我有什么办法?只好马上照办，在中午跟他谈话，帮他找资料……”[/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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