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曾公亮、曾国藩研究专栏

全面评价曾国藩

6楼 曾宪佳石洞田于 2005-10-30 01:54:46

　　我还顶
　　曾国藩已不容易了，打了二十年仗，还不仅背负了国家的发展方向，也改变了湖湘人才的价值方向。毛泽东早期对曾文正公的佩服，也反映他对湖湘人才的影响湖湘人成长的影响。在新文化革命中，重要的角色蔡和森也是受其影响较深的人。
　　且不说在历史，即使在今天，我们都是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曾国藩所做的对国家与社会贡献，我们哪怕能够做到一点点，就会有多少人来关注了，然而，我们今天的人又有几个为国家作贡献地呢，做出突出贡献的又有几个呢？如果又有外敌入侵的时候，我们又有几个人能够拿出方略保全人民并寻找阻击敌人，让胡主席他们过点安稳日子呢？

7楼 曾宪佳石洞田于 2005-10-30 02:13:45

　　我接着顶
　　应该说，忠君爱中是曾国藩的政治的一面。而在他的思想里，更多的是爱民。
　　常有人说曾国藩为什么不当皇帝？
　　楼上说有人认为湘军式微，没有把握。淮军可能不会助他。但李鸿章应该是支持他的，并且劝过曾国藩坐大。从当时的军力来说曾国藩坐大问题应该不大。
　　然而他为什么不坐大？
　　四个字：为了人民！
　　曾国藩不坐大，是有其家学渊源的。
　　沂水家风，是曾家的基本家风，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人民和乐升平。那是他71代以前的祖宗、中国的贤人之一曾点的思想。
　　他70代以前的祖宗，中国的宗圣公曾参，又是个不喜爱权势与荣华富贵却安贫乐道　的人。
　　他的15世祖，也是忠字当头，为了忠，放弃了关内侯的高官高爵，率全族人南迁江西，当时一个非常落后的地方（以至今天仍然被他的个别后人唾骂，见曾百川著《曾氏史话》104页）
　　。。。。。。
　　如前述过，曾国藩并非不可坐大，但他知道坐大的代价：20年艰难血战之后，又一场没必要的战争。与其用这些鲜血与银子，来为对自己来说并无太大价值的东西（他不求代代有官当，只求代代出秀才，强调后代文化的教育及后代的长期发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家族的持续发展），还不如将他们用在发展经济与科技，早作准备，为将来与夷人作战做点准备－－这又为什么？他的压权战对国家来说是场可以不发生的战争，而与夷人的战争则对这个民族来说，是场必然的战争。
　　知道毛泽东为什么佩服曾文正公了吗？
　　知道我们该怎么佩服方正公了吗？
　　

8楼 曾亮于 2005-11-05 13:49:47

各位宗亲，你们都去瞧瞧吧！小弟才疏学浅，不知如何辩驳

http://www9.tianyaclub.com/publicforum/Content/no05/1/28868.shtml

9楼 曾昭武于 2005-11-19 14:48:22

曾国藩是一个教育家，特别是对家庭的教育。

10楼 曾宪理于 2005-12-24 17:12:22

太平天国历史何以扑朔迷离>>洗尽铅华恢复本来面目

转帖]

在十年浩劫之前，大家觉得对革命有功的英雄应该歌颂，即使有一点过了头的地方亦无大碍，可以进行探讨。可是在十年浩劫中，“四人帮”对洪秀全的吹捧，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他们认为洪秀全是真理的化身，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完人，所作所为，绝对正确。在太平天国中除洪秀全外，杨秀清是想篡位的野心家，韦昌辉是混入革命阵营的阶级敌人，石达开是分裂主义者，李秀成是个大叛徒，一律该杀。好像除了洪秀全这个孤家寡人外，太平天国里再没有一个好人。物极必反，这种极端的说法引起大家极端的反感而被迫重新思考。于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重新开始时，听到的已经不是清一色的歌颂之声，各式各样的“杂音”都先后出现了。
１９７９年５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史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也是一个封建政权，其封建专制的程度更甚于清王朝。
１９８１年３月，在广州举行纪念太平天国起义１３０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奴隶制，上层搞特权，下层讲平均。
１９８１年８月，在四川石棉举行四川纪念太平天国起义１３０周年学术研讨会时，很多论文都为石达开说话，认为石达开的被迫出走应由洪秀全负主要责任。
１９８３年３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建都天京１３０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论文指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公开推行奴隶制，人民全无自由，生产不能发展，历史必然倒退。
后来的各种会议，对太平天国的批评性意见逐渐增多。最有代表性的否定意见是一篇公开发表的对冯友兰教授的访问记。冯先生就否定太平天国一事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他又指出：“有人说，太平天国建立的是农民政权，这无论如何是不对的，中国在历史上未曾建立过农民政权。”
近年来，上海一位“跨行论史”的文学教授潘旭澜先生在陆续发表的一些短文中批评了太平天国的政策与种种作为，后来结集成书，名为《太平杂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过去我们对太平天国始终难以作出正确的评价，原因有二。一是暂时的原因，那就是论者还有顾虑，不能畅所欲言。二是根本的原因，就是许多有关太平天国历史的著作都严重失实，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些浓墨重彩的“变脸”，而不是历史的真面目。既然历史事实都弄不清楚，又怎么能作出正确的评价。因此，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掀起你的盖头来”，尽量揭开历史真相，让太平天国洗尽铅华，恢复本来面目。

11楼 曾宪理于 2005-12-24 17:21:10

沐猴而冠的太平天国--读潘旭澜著《太平杂说》

作者余杰
　“重写近代史”乃是“重写现代史”和“重新当代史”的前提，亦是重建当下文化和思想的基础。而要“重写近代史”，不可回避的便是如何评说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早已被神话的“农民革命”。就在中央电视台热炒电视连续剧《天平天国》的时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复旦大学教授潘旭澜所著的《太平杂说》一书。这是小书对太平天国运动作出相当深刻剖析，有意思的是，作者的专业并非历史。该书在正式出版之前，先后在《随笔》、《黄河》等国内一流的文化刊物上连载，在知识界获得好评如潮。结集出版之后，更是不胫而走，洛阳纸贵。潘旭澜以扎实的史料、透彻的分析和流畅的文字，对半个世纪以来塑造出的太平天国是“可歌可泣的农民起义”、是“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的神话，作了一次成功的颠覆——当然，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还原”。在中国，对历史事实的还原甚至比虚构一本宏大的小说还要困难。
　　潘旭澜在后记中引用“老祖宗”马克思的有关论述，这些论述对太平天国作了尖锐的批评，并揭示出这场所谓“农民起义”的“反动本质”。一八六二年，马克思对太平天国有这样一番论述：“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述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克思的这段话让那些教条主义者们哭笑不得。显然，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厌恶远远超过了对满清王朝的厌恶。虽然马克思本人是一个喜欢憧憬美好乌托邦的思想家，但连他也完全不认同太平天国的基本理念和主要政策，而愤怒地斥之为“魔鬼”。除了最后一句“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之外，我基本认同马克思的观点——因为这种“魔鬼”不仅中国有，其他国家也有；不仅“停滞社会”有，飞速发展的社会也有。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发展最快的西方国家）、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以及奥马尔的塔利班政权，不都是跟太平天国类似的“魔鬼”吗？
　　太平天国式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每隔几个皇帝便会上演；洪秀全、杨秀清式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大流氓，也都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各领风骚三五年”。太平天国虽然号称基督信仰，实际上它更是根植于中国传统之中。当时就有西方传教士专程赴南京观察之，结果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可怕的异端，所谓的“天王”差不多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居然认为《圣经》记载有误，而篡改七十多处，他哪里可能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呢？他们所信奉的宗教，其实不过是一群无知无识的流氓自己创造出来的“四不像”。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过于突出太平天国的外来宗教因素，遂将其与此前的“农民起义”区隔开来。其实，洪杨更多的是李自成、张献忠的“翻版”，只不过在近代化的背景下他们反而具备了强烈的“反近代化因素”。这群沐猴而冠的流氓们，摧毁一切旧有的文化资源，排斥其他宗教信仰，奴役人民的身体，控制人民的精神，以一种疯狂的意识形态开展独裁统治。这种意识形态产生于极端主义的思维，专门研究流民文化的学者王学泰，对这种极端主义思维方式有过深入的分析：“极端的思维方式是一元的，不能容忍世界和人生的多样性；其运作手段是霸权主义的，是极其粗暴的，是以吃掉属于自己一元之外地一切为目的的。面对复杂的世界和人生，极端主义者只会把它们纳入自己所设计的框架之中，为此不惜削足适履、杀头便冠，没有丝毫的宽容。”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是依靠暴力和流血建立起来的，太平天国更将暴力和流血发挥到了淋漓尽致、骇人听闻的地步；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为了所谓的“稳定”都会严密控制民众的思想和言论，而太平天国更将紧箍咒直接戴在统治区里每一个臣民的头上。
　　太平天国实施残酷而虚伪的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这种意识形态仅仅针对下层官兵和底层民众。太平天国的诸王和高级官员们，一方面自己大肆修建豪华宫殿、霸占千百民女，另一方面却不准许基层将士和普通老百姓建立自己的家庭、享受正常的夫妻生活。他们建立起比满清王朝还要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将统治区的人民当作一颗颗的螺丝钉来利用。当然，他们冠冕堂皇的制度只是让基层的军民严格遵守的，他们自己完全可以逍遥法外。以洪秀全为例，定都天京之后，他大兴土木修建了比北京的紫禁城还要大一倍的宫殿，并搜罗数以千计的美女安置其中。他正式册封的妻妾就有一百多人，因为人数太多，干脆以编号称之。唐德刚将其斥之为“性变态”：“你看他率领号称五十万大军，自武昌乘风破浪攻向南京时，在那个战志飞扬、军书傍午的时刻，我们今日所发现的天王洪秀全总司令在‘龙舟’中所写的谕旨，竟然只有一件严禁随征将士，在御舟之侧偷窥天王‘娘娘’的诏书，奇怪不奇怪呢？”如此一个腐败堕落的家伙，会是一个纯洁的“革命者”吗？“革命”不过是他的招牌而已，他的目标是自己当皇帝。如此一个骄奢淫逸之徒，会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吗？“宗教”仅仅是他自欺而且欺人的手腕而已，他只有当至高无上的教主的欲望。学者傅国涌说得好：“宗教在洪秀全心目中最多只是造反和控制臣民的工具，他根本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所谓‘天国’，不过是他一个人的‘天国’而已。”叶利钦曾经讽刺说，苏共所宣扬的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制度”，其实仅仅是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们提前享用的“少数人的共产主义”；与之相似，洪秀全和杨秀清等人则在这个属于“大王”们自己的“天国”里为所欲为，洪杨对部属的生杀予夺的权力甚至超过了满清皇帝。
　　太平天国究竟有过哪些“德政”呢？其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从来就没有真正实施过，画饼充饥而已。于是，有学者苦苦搜寻，终于发现太平天国有过“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丰功伟绩。事实真的如此吗？且来看看洪杨制下妇女的命运：洪秀全在南京修筑宏大如紫禁城的“天王府”之后，本来试图制造一群太监为宫廷服务。但太监制度乃是中国一悠久的文化积淀，非一时可以掌握。不得已，他们只好征召妇女担任宫廷中的服务员兼保镖，于是数以万计的妇女沦为奴隶劳工。一位慕名而来的西方传教士观察到，比起满清王朝的统治区来，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内色情业更要“繁荣娼盛”若干倍。在江南乡村尤其是在太湖流域的一些市镇，在由太平天国的地方官员和地痞流氓所纠集的枪船武装的操控下，妓船与赌场浑然一体。据史料记载，公元一八六一年秋，在浙江秀水县新省塍镇，从湖州逃来五六百船的难民。这些难民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却没有人去过问。与此同时，近在咫尺的河面上，却停泊着两百余艘妓船，琉璃窗，锦绣帐，萧管声声，昼夜不息。当时，总理“苏福省”民政的“左同检”熊万荃在路过此地时，乡官局请酒看戏。熊氏纵情声色，不仅赏赐唱戏的优伶一百元，而且还花了五百元买了一个妓女。我想，假如那些被蹂躏、被戕害的女子看到后世学者们对太平天国实行“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政策的溢美之词，一定会唾其面、批其颊的！
　　太平天国既非“革命”，也并非由农民所领导。太平天国的诸王当中，或为落弟文人，或为帮会头子，或为渴望龙袍加身的土财主，而少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农民。与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一样，其首领大都是“流氓无产者”，农民只是三心二意的参与者，且多出于基层的“被统治者”的地位。因为身处饥荒与苛政的夹缝之中，不造反是死，造反也是死，也就奋不顾身地一博了——这是一种赌博心态，而非“革命自觉”也。因此，与其说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不如说它是“流氓豪赌”。流氓最大的梦想就是：杀死王公贵族，让自己成为王公贵族。事实上，攻城略地、小朝廷暂时稳固之后，人们很快发现，这些新兴的万岁、千岁们与满清荒淫暴虐的皇帝和王公们没有根本的区别。潘旭澜在《太平杂说》中指出，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居然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历朝历代亘古未有。为了得到“王”的封号，人们干出了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和所不能想象到的一切恶劣的事情来。有人送金钱，有人送美女，丑态百出，怪事不断，相信任何一个伟大的戏剧家都编造不出这样荒谬的本子出来。惊人的下作和惊人的暴虐是一枚铜板的两面：在“天京事变”中，此“王”对彼“王”的杀戮，其残酷程度甚于与清兵的作战。一方面是纯洁美好、冠冕堂皇的“天国”，另一方面却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权力，赤裸裸的权力，成为惟一的力量杠杆。洪秀全则是这一切杀戮的最后决策者和操纵者。天国是一个邪恶的天国，天王是一个邪恶的天王，人为涂抹的油彩，无论有多么艳丽，总有一天会脱落并恢复它原来的形状。孙中山一度以洪氏自许，但后来他也发现了洪秀全和他的“天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近代史学者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读《太平杂说》，可以看到主子们的残暴和荒淫，可以看到奴隶们的悲惨和渺小；可以发现邪恶思想所蕴藏的可怕的毁灭性力量，也可以发现“天国乌托邦”的许诺具有多么蛊惑人心的吸引力。在新世纪的今天，那些拼命维护太平天国的力量，难道不正是与其同样邪恶的力量吗？太平天国之前，发生过若干次类似的惨剧；太平天国之后，类似的、甚至更加残暴的惨剧，依然在发生。如果把《太平杂说》与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名作《一九八四》放在一起参照阅读，则会发现：一古一今，一中一西，一为农业社会之原始图腾崇拜，一为工业时代之现代极权统治，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两者的结合，乃诞生“文化大革命”这一怪胎。
　　古有太平天国，今有阿富汗塔利班。两个政权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打着“替天行道”、解放穷苦大众的旗号，获取民众的支持，却建立起一个更加残暴和专制的政权。塔利班崩溃之后，人们走进其精神领袖奥马尔的住宅，不禁为其豪华装饰而叹为观止。阿富汗本是中亚穷国，奥马尔也经常在讲话中教育人民要艰苦朴素，谁知道他自己却过着海湾石油国家王子般奢华的生活。从电视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出，奥马尔的住宅占地数公顷，天花板一律以水晶装饰，墙身则用豪华的大理石制作，还挂着精美的壁毯。奥马尔一方面在国内禁止人民享受一切娱乐活动、剥夺孩子们受教育的权利和女性工作的权利，另一方面自己却是一个“比帝王还要帝王”的享乐主义者。对于这种惊人的落差，作家伍立杨不禁感叹说：“凡是专制成性的独裁者，没有一个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并千方百计阻断民众与世界潮流的联系。一旦他的蛊惑蒙骗渐成气候，则其腐化、其堕落、其愚弄民众而奴役之的恶行，即与其起家时的谎言形成强烈的反差对照。但凡暴政的始作俑者，不论是如何塑造其清教徒形象，几乎没有一个是可信的。”
　　本来，在塔利班覆灭之时，重温《天平杂说》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然而，当我向朋友推荐这本好书的时候，朋友们却告诉我，坊间已经遍寻不见了。由此可见，“重写近代史”或“恢复近代史之真相”是一件何其困难的事情，将遇到多少的困难与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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