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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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的最后一站在辽东半岛,跟日本人打的,但与50多年前的气势不可同日而语,失败了,也彻底解散了.请问叔叔后来的湘军将领都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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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籍人才之间的相互帮带、扶植和举荐形成人才链,是造成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出现的重要手段。近代湖南人才之所以出现群体现象,即一出现就是一大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帮带、扶植和举荐的关系。人才需要发现和爱护,更需要培养、扶植和举荐。而所有这些往往都是先从人才各自周围和所熟悉的人中开始的。在这方面,曾国藩最为典型。他拔举彭玉麟、杨载福于微末之时,重用罗泽南、李续宾于军旅之中。对于优秀人才,他会通过各种形式向朝廷举荐。经他提拔举荐的人才几乎遍于海内,不可胜数。他特别重视从同乡中选拔人才,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曾文正全集》,书札,卷四。)故湘军将帅多由湘乡等县的人为主构成。萧一山《清代通史》统计的87名湖南中兴人物中,湘乡的有36人,占总数的41.4%。此外,他也重视联姻和从学生、亲属中选拔人才。如曾国藩与罗泽南、郭嵩焘、李续宜、李元度都是儿女亲家;罗泽南与胡林翼也是儿女亲家;江忠源、彭玉麟师事曾国藩;李续宾、李续宜、曾国华、曾国荃、王鑫、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浚等,都是罗泽南的学生。曾国藩、曾国葆、曾国华、曾国荃、曾贞干、曾纪泽都是一家人,系兄弟父子关系。江忠源、李续宾、刘蓉、罗泽南各自的同胞兄弟,都在湘军中担任要职。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援引、推荐、庇护、提携,利益攸关,结成一体,走向社会,发挥才智,形成影响全国的人才群体。(参见陶用舒:《论湖南近代人才群产生和形成的原因》,《益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湘军如此,湘军以后的湖南其他每个人才群体,大抵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似的情形。近代湖南人才成群成批地出现,且前后少有间断,这的确是令人感到惊讶的独特的历史现象。然而我们倘要对湖南的各个人才群体作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还同样存在着一个会让人感到惊讶的现象,这就是:近代湖南的人才格局是以政治、军事方面的为主,而经济、实业方面的杰出人才几乎未见。
  其实,近代湖南人才格局不合理的状况,杨度和杨昌济二人早有论及。杨度说:"湘军以百战之余,遍布全国,出湖南之境而适他者,几无一处官场、军队,不有湖南人之足迹。盖至此时,湖南人亦几于除农业之外,惟以做官与当兵二者为生活之途。为农则劳,为工商则不谙熟,而做官以剥民财,当兵以糜国饷,斯其事至易。儒以做官为出路,农以当兵为遁薮,此种风气,深入人心,绝未见有谋于实业界立足者,且或以此为耻,而鄙夷不屑。其结果也,影响于湖南人生计至大。十余年来,闻朝廷欲用一非湘人为两江总督,则江南之官场与军队皆哗矣。此处撤兵,被处遣勇,而湖南人之恐慌时至。游勇归乡,斯会匪滋蔓,自食其力
已非所能,不盗不止也。呜乎!此以做官与当兵为生活之结果也。……今日世界,为经济战争之世界,湖南人不竞争于工商,而惟做官与当兵之竞争,必对于国外而为外人所压,对于国内而为闽、粤、江、浙之人所压,其以淘汰而劣败必矣"。(《杨度集》第432页。)杨昌济也说:"以广东之人与湖南之人比较,广东人则从事于海外贸易,湖南人则多从事于政治、军事。今广东人之海外贸易方发达,而吾湘人军事上之势力扫地尽矣。此亦生利与分利之辨,吾湘人所宜深长思者也。又以湖南之人较江西之人,亦得有同一之结论。人之谚曰:‘无江西人不成口岸,无湖南人不成衙门'。若以此自矜者,其实窟穴于衙门固非最上之业,且非长久之计也。"(《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36页。)
  近代湖南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合理的人才格局,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找原因。客观上的原因包括两层内容:一是地理环境的。即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境内山多田少,经济落后,没有经济实业发展可以凭借的舞台,因此也就难以造就经济实业的杰出人物;二是社会经济上的。即湖南因明清两代外来移民的大量迁入,到了近代人口成倍增长,耕地已经不足,而湘军功成后,将领们衣锦还乡,将手中的钱财大量购置田产,导致土地兼并严重,贫富悬殊加剧了社会矛盾,造成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因而也就难于进行较为长期稳定的经济建设与发展,自然也就无从产生大实业家与大商人了。主观上的原因也有两层:一是政治参与的激励作用。即湘军功成,湘军人物因卓越的政治才干和显赫的军事功绩而官居要职、名利双收,便给后世湖南人树立了榜样,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湖南学子从军参政的热情,造成了一种"士乃嚣然喜言兵事,家颇牧而人孙吴"的特殊社会风气,其时曾国藩的"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左宗棠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书万卷,神交古人"等一类格言,几乎成了所有湖南士子的座右铭,使诸多优秀学人都只求走向"内圣外王"、"济世安民"、"兼善天下"的从政之路,而不屑于去从事那锱铢必争的经商活动;二是思想观念的导向作用。即湖南的先贤们都崇尚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曾国藩与左宗棠等人都提倡安贫乐道,艰苦奋斗,勤俭廉洁,力戒奢华,并且以身作则,严于自守,这种思想观念的导向性,虽然有教育人们追求道德完美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抑制了人们经商求富的积极性,它与前面的政治激励配合,从而更加强有力地把湖南第一流的人才一代又一代地吸引到从政之路,致使从事"实业救国"、"经商富国"、科学救国"的人才寥苦晨星。(参见彭大成:《近代湖南政治军事人才辈出缘何未见经济实业巨子》,见本书。)
  近代湖南人才格局除了结构不合理,其实地域分布也不均匀。大体上说,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的著名人物多出自长沙、湘乡、湘潭、宁乡四地。《湖南历代人名词典》所列的959位近代人物中,该四地共400位,占总数的41.7%。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的著名人物多出自长沙、湘潭、宁乡、平江、浏阳、醴陵等地。(朱翔:《近现代湖南人才地理研究》,见本书。)有人提出湖南近代以来人才群落的出现,存在着明显的"高能为核"的人才圈现象,而且又集中在长沙周围。从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谭嗣同为首的维新志士、黄兴为首的革命先驱到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四个人才圈,以每个人才首领或领袖的籍贯湘乡、浏阳、长沙、湘潭等县为圆心画四个圈,会发现这四个圆圈相连的县市内的名人达100多人,占同期全省历史名人的一大半。(郭辉东:《湖南近代人才群起及其原因》,《湖南党史月刊》1992年第4期。)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其实这也正好说明,人才的地域分布不均,恰恰是人才作为群体出现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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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湘不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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