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有着几十年的从政、治军、为学、处世的阅历，积累了丰富的心得和经验。他提出：处世以诚为本，为人以自立为本，持身以勤廉为本，做事以有恒为本。教育子弟要首重品德，立志做好人。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他是中国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首倡者、带头人。他是“洋务运动”之父，在他的努力下打开国门，使闭关自守的中国走进了近、现代化的历史道路。

他是扭转乾坤、再造中华，改变历史轨迹的英雄人杰！

他一生创造了八大奇迹：

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付诸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 他是英明的战略家！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正可谓：一纸檄文胜百万精兵！

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六、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七、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八、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正是曾国藩等有识之士的努力，清朝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国藩在世和去世后几十年间，从政府到普通士民对他有着极其崇高的尊敬和评价。直到辛亥革命风云涌起，由于革命党人的对立面是清朝政府，而国藩是清朝的救星中兴者，所以革命激进派对他极尽辱骂之能事，把清朝满族说成是“达奴、外族”， 把国藩无端加上奴才卖国贼的帽子而极尽贬低之能事。从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这段极“左”思想路线统治的年月里，对他的事迹横加歪曲、恶意污蔑的主要事件有：

一、国藩出山时，长沙的乱党猖獗、帮派林立、治安环境极差，处于无政府状态。国藩一到，立即用霹雳手段快刀斩乱麻、乱世用重典，对首恶分子严惩不贷，所杀之人并非报私怨。国藩的雷厉风行、严刑峻法果然奏效，湖南是社会冲突特别剧烈的省份，不仅没有成为农民运动的新的策源地，而且倒成了曾国藩反攻太平天国的基地。为消灭太平天国创造了稳固的后方根据地，为最后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废谤者乘机污谄他责罚坏人过多，此真乃愚妇人之见，可笑之极！试看：从08年7 —9月，薄熙来、王立军重庆反腐扫黑，9512人被捕，32771起刑事案件告破。以至于重庆市的看守所、拘留所爆满。从09年6月到8月，再掀扫黑除恶风暴，又破获刑事案件892起，成功抓捕涉黑涉恶团伙成员1544人，469名逃犯被境内外追捕。受处理的警察有150余人，仅科所长就有20多个（摘自09年9月11日《赣西都市报》）。难道也是错吗？国藩之所为，正体现了他非庸人而有挽狂澜于即倒之才。

    国藩“刚”率军出征，打了几次败仗。看客们兴灾乐祸，把它作为攻击国藩的炮弹。其实，这种人对当时最基本的情况都不知道：国藩作为一个文人而带兵从戎，当初的军事知识当然不够多。毛泽东不也有败于萍乡、退守井冈；红军不也有长征之痛、西征之恨吗？国藩当年初出征，只有区区二万还没有上过战场的民兵，自己亲自率领的不过几千人，湘军还毕竟没有经历过大战的磨练，还是一支不成熟的军队（民兵性质）。而太平军已经拥有士气旺盛的百万之众，经历过几年血与火的征战洗礼，纵横半个中国，定都南京，已成燎原之势，战斗力特别强，这就决定了国藩的坎坷征杀路。国藩焉有不败几仗之理？请看当时的几场战役敌我双方兵员相比：

1、羊楼司之战   王鑫、李续宾1千人对罗大纲、周国虞5千人。

2、岳州城之战   国藩1．9万人战石祥祯、曾天养2．53万人。

3、湘潭之战     崔宗光5百人战林绍璋7千人。

4、靖港之战     国藩5千人战石祥祯2万余人。

5、三河镇之战   曾国华、李续宾7千人战李秀成、陈玉成20万人。

6、南京之战     曾国荃3万战李秀成20万人46天，并取得胜利。

    孙子说：善胜不败，善败不亡。昔汉高祖与项羽争天下，屡战屡败。垓下之战，项羽自刎。诸葛亮初辅刘备，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囗，几无容身之地。胜败乃兵家家常便饭，国藩之败－正常有理由。

二、剿灭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社会并不是鼓吹者们说的天堂之国，其腐朽堕落，比中外任何封建王朝的黑暗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内部具体表现在宗派斗争、保守思想、安乐思想、特权制度、等级森严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作简单粗暴的否定等等。国藩把它剿灭，实在是使中国避免了一次历史大倒退。

    一个人的行为，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的产物。有的人对他的指责，主要钟对他消灭了太平天国。曾国藩投笔从戎，担起戡平“大乱” 的重任，这是符合逻辑，顺理成章的事，不值得去大惊小怪！作为一食君之禄的人不去“戡乱”，那才是不正常的事呢。现在已经是剥去“政治外衣”，返依历史真面目去看问题的时候了。

三、天京城破，国荃“暴富”  这是又一政治诬陷，天国官吏本来就是醉生梦死、挥霍无度，而京城被围困数年，物资耗尽，洪酋都是以“野草”度日。败局已定，就是有珍宝他们也不会甘心留下的。当然，也不是说湘军没有得到一点甜头。得到了，也是他们该得的。别眼红！

四、国藩杀李秀成   此事又被一些好事之人作为攻击国藩一把柄。这些人怎么就不去想想：李秀成乃天国一等悍匪，可谓狡猾之极，被俘后却忙于写悔过书。如果真的把他送京，他与朝廷奸臣窜通一气，那还不等于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吗？到那时清议旁观者们还不都会说“老曾实乃蠢才也” ！十余年战争中，有人一个劲地责骂湘军杀人过多，真乃妇人之见也！哪场战争不杀人能解决得了吗？毛泽东的战术不就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吗？而被太平天国杀的人又还少吗？其内部自相残杀都达数万人呢。而左宗棠西北围剿起义回民，杀俘、杀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屠城，怎么谴责声却小得多呢？

五、平捻受挫  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功勋盖世、誉满天下，但却功高震主，也招来不少朝中平庸之辈的嫉妒，国藩激流勇退，赶紧裁军。不久，北方捻军坐大，无人能挡，朝廷只得复请国藩挂帅。国藩制订“河防方略”， 坐镇河南周家口亲自指挥。1866年7—9月，捻军数次力图冲破河防，均未成功，在此关键时刻，平捻却功败垂成。于是又受到了朝中清客旁观者们的大肆谤议。平捻受挫的原因有哪些？1、湘军已裁撤，他指挥的淮军时时受到李鸿章的遥控指挥，李还故意在粮饷后勤上有意拆台出难题（争功）；2、国藩一直没有一支堪与捻军抗衡的骑兵，并且与地方的关系难以协调，他的攻捻方略始终没能得到地方将吏的支持（嫉功）；3、攻捻期间，“湖田案” 让他费了不少神，束缚了他的手脚；4、朝廷扬李抑曾，扶植曾的对手。值得注意的是，最终还是采用曾的攻捻政策才彻底平定捻乱（《曾国藩传》池子华著）！

六、国藩不取清而代之   这是一些后世人欲加国藩之罪状（古人难做：不造反也是罪）。这种人就不知道，经历了二次鸦片战争，经历了十余年太平天国战争的中国，举国上下都盼望早息战火，铸剑为锄。若自己再树反旗，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更加残酷的流血厮杀，更加旷日持久的兵刃相争，岂不又把千千万万的人重新拖入血火之中？说不定只要他在东南登基，立即就会有人在西北称王，在中原称帝。整个中国大地就从此无一块安宁之土，亿万百姓更无喘息之日。为了自己登上权力顶峰的私利，再次把他们推入战乱兵火之中，不正是对黎民犯下的滔天之罪吗？出于一个有良知的人，国藩是不会这样做的。

    国藩从一个乡野农家子弟，如今贵甲侯。权绾两江、声动四海、名重五岳，还不都是天恩源于皇家（现在叫做党的培养）吗？如果造朝廷的反，过去自己所说的那些忠诚敬上之类的话，不都是欺天瞒地的谎言假话吗？那些告诫子弟的谆谆家教，不都是会成为后世训子的反面教材吗？国藩决不是王莽、董卓、袁世凯乱臣贼子之辈呢!他选择继续做忠臣，不失为高明之举。

七、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是一场中国国力与列强的较量。在这场冲突中，洋人二十多人毙命，烧国旗、烧教堂、毁领事馆，烧育婴堂、讲书堂。清议派朝廷以醇王为首，他主张杀尽洋人，雪庚申先皇之辱，全国护和之声振耳欲聋。这些清议派只讲情理，全不顾国势，貌似最忠君爱国，实则将君国置于危险之中，将百姓置于水火之中。他们不负实际责任，只凭着一张嘴巴，一旦惹出祸来，他们都会躲得远远的。这些空淡，最能哗众取宠，博得舆论的支持。假如国藩这时站在天津振臂一呼，天下人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为爱国英雄。十年前中国与洋人打仗，大大小小不下百场，但几乎无一仗占上风，刚刚结束的与太平天国的十余年战争，国力已经空虚殆尽了。虽然当时法国政府已暴内乱，但是已经和法国形成联盟的其他六国，会看着法国人挨打而不管吗？要知道，他们虽然有利益上的纷争，但是从对华侵略的整体利益来看，他们的关系是息息相通的。再说，法国内乱一结束，他会饶得了贫弱的中国吗？晚清政府哪里是他们的对手？这些情况非国藩再清楚不过了。如果开战，旋踵而来的便是更大的惨败，剩下的就是委屈求全、任人宰割了。在朝廷的授意安排下，国藩选择了议和，理智战胜了情感。以中国最小的代价，结束了这场国际纠纷，为国家和百姓免除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国藩以自己最大的名誉损失（拼却名声在外），换来了国家的安宁。这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吗？

    国藩爱国的良苦用心却被清议派说成是误国、卖国。三十年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是由几乎一模一样的教案引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是由“西林教案”引起的），不值得深思么？看来由于国藩的努力“拼却名声在外”，他避免了“前”一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惨剧！为中国赢得了一个徐图自强的安定环境，以便顺利进行洋务运动。是功还是过？是祸还是福？（国藩晚年处理的震惊全国的大案有：天津教案、扬州教案、湖田案、刺马案、部将李陈斗殴案；中小案件数以万计。）

    我们还应该看到：法国公使罗叔亚来见，要求杀天津道员、知府、知县为法领事抵命，并以七国已组成联军相威胁，曾国藩严词拒绝，并积极备战。在教案中，国藩对卷入事件的天津官员和百姓，虽内外交困，但尽力保全。并用自己的薪水给撤职发配的官员送钱、送物、送行。

八、曾左“失和”  左宗棠打一胜仗，曾国藩保举一次，三年之间，左宗棠由襄办军务而浙江巡抚，而闽浙总督，将左捧得和自己一样高。这样的保举，只有曾能之！清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藩攻克金陵后，曾左“失和”。

    那么失和是怎么回事，其原因又何在呢？太平年兴起前，清廷从不许汉人掌兵权。鸦片战争时，能抗敌的是汉人，辱国的是满人，但对立功的汉人林则徐等横加谴责，发配充军，几置死地。对辱国的满人琦善、耆英等则袒护有加，视为功臣。湘军中的胡林翼，向称足智多谋，他在湘军刚崛起时已看出太平军必平，曾国藩的名亦必更高，在那个满人防患汉人的时代，曾可能遭人陷害而遭不测之祸。“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日中则昃，月盈则蚀…”。纵观曾的一生，就是顺境时少，逆境时多，来自官场内部的忌刻、疑谤与攻击，多于来自敌对阶级的真枪实弹。因此胡生前谆谆以保全曾国藩，咸丰年间写信嘱托左宗棠说：“涤公之德，吾楚一人，名太高，望太切，则异日之怨谤，亦且不测。公且善为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诬也”。胡林翼也已看出左将来的功业仅在曾之次，唯有左能保全曾了。后来，左宗棠于南京攻克之时，借擒获洪福瑱的事和曾翻脸，造成湘军内部失和的假象，而使清廷对湘军不再猜疑，使湘军得以安全而退，这就是善为保全之策。朝中蔡寿祺、祁隽藻等曾屡次三番忌恨湘军功名，中伤湘军将帅。为洪福瑱的事，蔡就上了一道要重办曾的奏章，如果此时慈禧不是相信了曾左内讧，她必办曾了，湘军将领就惨了。试想，慈禧那么厉害，连载垣、端华、肃顺都敢杀，何厚于曾左？！

    这些，体现出“中兴名臣”的超智慧！他们是真正读懂了历史的文人。

    两人如果真正失和，曾麾下诸君一定会支持曾而对左有所不满。但曾国荃、李鸿章、彭玉麟、刘松山等人对左毫无芥蒂，常有书信来往，情殷谊切，若无其事。尤其以曾国荃是国藩的胞弟，又是克复金陵为左所纠举之人，他对左却维护备至，最可看出失和的非真实性。

    左对国荃呢？攻捻时，国荃弹劾昏庸的湖广总督官文。而官文朝中党羽遍天下，国荃有诬陷朝廷封疆大吏的嫌疑，如果定为诬陷，则“例应反坐”，后果就会不堪设想。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陕甘总督左宗棠，给朝廷发来了一份词气亢厉的奏疏，称赞国荃劾官文一疏，是当今天下第一篇好文章，第一等好事情，人心大快，正气大张，并以自己在湖南抚幕多年的身份为证，指责官文贪劣庸碌，不堪封疆重寄，请求太后、皇上撤官文之职，以昭朝廷公正之心。朝廷于是将官文内调京师，调李鸿章为湖广总督。对国荃则未加任何指责，一场大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左对国藩的儿女照顾得如同自己的儿女，国藩的幼女和女婿，也备受左的关照，显见这种失和，非比寻常。曾去世后左书赠的挽联，是曾左失和之假象的最有力的佐证。

    且看不同身份的人对国藩的评价。石达开被擒后，凡是太平天国诸将及清军诸帅，都加贬辞，独推重曾大帅。说他：“知人善用、规画精严，实在是得未曾有的大帅”。李秀成说：“救世之人，实大鸿才”。左宗棠说：“知人明，谋国忠”。毛泽东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上下五千年唯有曾国藩”；“道与文二者兼具”。蒋介石说：“曾公乃国人精神典范”。陈毅说：“曾国藩用兵很有一套，在军事上很值得研究”。（其“围城打援、长壕困敌” 战术为共军悦服）。容闳说：“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同辈莫不奉谓泰山北斗……”。梁启超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物也；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物也……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竞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坚苦……”。章太炎说：“夫英雄者……行事足惬人心……”。蔡锷说： “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为职，论兵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爱民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军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 徐特立说：“曾国藩组军治军的经验有可资借鉴之处”。《清史稿》评说：“…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也！…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曾国藩共有兄弟姐妹九人，其中兄弟五人，他是长兄。兄弟五人中，除二弟国潢在老家主持家政外，其余均效命国家，其中曾国华、曾贞干战死沙场。曾国潢后来做了盐运使，也吃上了皇粮。五人中，除国藩文才武略，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深远外，四弟国荃 (1824-1890)湘军主要将领之一，字沅甫，号叔纯。因善于围城故有“曾铁桶”之称。他的功名要高于其他三人，不仅对清廷功不可没，对国藩的帮助也最大。国荃官至：湖北巡抚、陕西巡怃、山西巡抚、河东河道总督、陕甘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署礼部尚书。

    爱国外交家曾纪泽   曾国藩不仅律己极严，而且教子有方。纪泽自小在其严格督导下，究心经史，饱览古代典籍，刻苦自励，20岁前就善古文辞。光绪四年，曾纪泽被派为驻英、法公使，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在出使8年时间里，曾纪泽始终恪守“替国家保全大局” 的信条，堂堂正正、不卑不亢，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不畏强暴，力争民族利益，为近代中国外交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最为著名的是赴俄修改条约，挽回1879年《里瓦几亚条约》给中国造成的部分损失。俄外交大臣格尔斯在签字后对纪泽的外交才能大加称赞：我办外交事件四十二年，所见人才甚多，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其次是在有关越南的中法交涉中，他反对言和力主抵抗，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国藩的后辈，深受其家教遗风，人才辈出。在各项工作领域中，硕果累累。

    且看一位有识之史学家对“中兴名臣”的功过评论：“从辛亥武昌起义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部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在评价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清末中兴名臣时，总爱对他们冠以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鹰犬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洋奴买办的称谓。对李鸿章则毫不吝啬地再加以一顶卖国贼的大帽子。除了对左宗棠消灭阿古柏匪帮，收复新疆的功业稍事肯定外，则等于把他们全盘否定了。这实际上是对历史本身的一种歪曲。拨乱反正以后，史学界、思想界开始以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态度来重新分析评价清末中兴诸臣，肯定、否定者各执一词，但都跳不出阶级斗争的固有思维圈子。虽然主流趋于肯定他们，但基本上并未还原他们的本来面目，史家们难免戴着固有的历史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有色眼睛，看待古人所遭际的乱离岁月多舛的人生，因之，难以得出实事求是、客观公允的结论。”

    生逢乱世，即令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有经天纬地之才的盖世英雄，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颠覆乾坤，扭转历史，再造中华，开拓未来。他们只能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现实，顺应形势，力挽颓势于大厦将覆。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尽一点绵薄的微力，而不可能自命为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救世主。事实上，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这样的救世主也并不存在。自诩、自封并不等于事实本身。任何对历史做出贡献的伟人，都要被放到历史的长河中，从纵的、横的方方面面的比较中，获得公允的评价和适宜的历史地位。而不是仅仅依靠其部属、仆从、子民、甚至御用史家的吹捧、拔高或另有图谋的人们的贬低，被粉饰或者扭曲。为此，我们还是不要亵渎了前辈先贤的在天之灵，要荡涤尽泼在他们身上的污秽，洗尽历史的尘埃，重新认真全面的仔细审视他们艰难苦恨、鞍马劳顿、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的一生，以求得真知和事实本身吧！

    执干戈以卫社稷，这本是武人的职责，但是，生逢乱世的中兴诸臣，却不得不以文人柔弱的双肩，担负起当时连兵家都无法担负的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他们本是精通文史子集的博学鸿儒，曾国藩（道光十八年殿试得中为翰林院庶吉士）、胡林翼（道光十六年进士）、李鸿章（道光二十七年殿试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士）都系三甲进士出身，真正的翰林（皇帝的秘书和文学侍从之臣）。左宗棠三试不第（不是考不中，时运不济，另有原因），以乡村塾师，幕僚身份，赖胡林翼三度推荐①，曾国藩引为知己，终于风云际会于时代，成为一面将帅，封疆大吏。他们四人中，李鸿章出身合肥的大地主；胡林翼出身清贵之家；曾国藩出身于勤俭持家的农家，鸡鸣而作，并不富裕，时有外债。左宗棠仅是一个贫寒的乡村塾师的儿子，靠设馆、寄寓教书为生。如果一定要进行阶级分析的话，他们的出身实际上和太平天国起事诸王没有什么两样（洪秀全，落第秀才；冯云山，乡村塾师；石达开，地主乡绅；杨秀清，窑工）。

    但是，洪秀全们选择了兴洋教，揭竿起义，于造反中另辟天地，成就个人功名富贵的道路。曾国藩们选择了力挽狂澜，拯救清室于风雨飘摇之中的道路。这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这种选择乃是他们个人的处境、社会地位，政治见解，交游环境的使然。

    从地理位置看，拜上帝会产生于靠近鸦片战争的发端地——广州不远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教化相对薄弱的边远、贫穷、落后、闭塞的少数民族聚集地。上帝的公平、博爱思想，使那些头脑聪颖，而又怀才不遇，愤懑不平，心怀天下的当地贫寒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某种启发，看到了他们发动、团结、聚合、号召当地贫穷，落后，愚昧，急欲寻求新的生活出路的农民的契机和纽带。于是，他们结盟组社，以拜上帝的名义，聚集起一只造反的大军，开始了震惊天下，长达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但囿于出身，胸襟和识见，他们目光短浅，贪恋富贵，又觊觎权势，互不相容，最终使来势汹汹的天国，因内讧迅速走上了分崩离析的道路。犹如昙花一现。事实上，一个出身自偏远山区，没见过什么大世面，更勿谈睁开眼睛看世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的社会集团，怎么可能从天上掉下远见卓识和伟大抱负呢？

    就在这一时期，深受程朱和阳明理学熏陶教育的长江中游地区那些身怀经纶的进士名臣，怀才不遇，渴求机遇一展风采的秀才和落第文人们，却看到了自己忠君报国，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他们几乎集中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军事界，经济技术界仅有的精华，从陶澍（林则徐上司，两江总督）、郭嵩焘（翰林院编修，驻英、法公使）、贺熙龄（湖北学政）、贺长龄（江苏布政使）、骆秉章（湖南巡抚，四川总督）、张亮基（湖南巡抚）、沈褒祯（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江忠源（由知县而安徽巡抚）、曾国荃（江苏巡抚），罗泽南、彭玉麟、刘松山、刘锦棠、（以上湘军），刘铭传、周盛波、丁汝昌、潘鼎新（以上淮军）等一帮骁将，以及他们的朋友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容闳等等，可谓人才济济。因为相互启迪、帮扶、熏陶、影响、举荐，他们比洪秀全们更扎实于学业，更注重于师夷之长，避己之短，更能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加之深受儒家忠君爱国、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的教育熏陶，于是，经过短暂的观望，对比和思考之后，湖湘的这些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指导下，选择了编练团勇，从军勤王的道路。以他们的学识、人品、忠诚、勇敢、清廉、勤奋和克己复礼的操行，在战场上和太平天国诸将一较长短、一比高下，最终以少胜多（曾国藩所练湘军，最初为一万七千人，后为三万，最盛时十二万；左宗棠军由五千八百到两万，淮军成军时一万人，平捻以后，收编部分湘军，最后达二十万），以弱胜强，靠智谋、天时、地利、人和、正确的战略决策和战术，战胜了崛起也匆匆，败也匆匆的洪秀全政权，使那个昏聩腐败、积弱积贫的大清帝国，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基于这样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不知道；对于中华民族，对于历史，这种结局，究竟是福，还是祸。中兴诸臣，是功臣还是罪人？

    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来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鸦片战争虽然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和无能，激化了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国人进一步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但是，限于王权至上和君父的一贯思维，中国人，普遍地把造成这一切的元凶，并没有看作是封建皇权本身；而是列强和地方的贪官污吏。中原地区的人们，从潜意识里，反对洋教的传播，拥戴清正干练的廉吏，希望太平安宁的日子，并不欢迎动乱。沸沸扬扬的地区，仅限于贫穷、落后、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帝国主义势力，包括洋教猖獗的地区和天灾人祸频仍的地域。这也就是太平天国，捻军，云贵少数民族，到陕甘起义的回教， 虽然轰轰烈烈，蔓延不已，却始终未形成足以改天换地的政治军事力量，也得不到相对富庶地区和儒教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民众支持拥护的原因。因此他们形不成主流，即无天时，又不得地利、人和，只能最后被各个击破，陷于沉寂之中。

    当时的中国社会，还不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民不聊生，不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起义的时候。中国也没有任何一支军事政治力量（四十年后的义和团运动，也只是反洋教，洋奴买办，而不是反天子），能取代清王朝，并给人民以和平、幸福与安宁。占据了南京，建立天国的拜上帝会的首领们，并没有认真地得力地推行天朝田亩制度，赐给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和天地，而是忙于封官拜爵，兴建王府，争权夺利，相互杀掠。他们没有以实际行动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劳苦大众，展现出未来的希望和广阔的前途，而仅仅据有了一隅河山，就沉缅于深宫重闱的生活和生杀予夺的权威之中。也不过是沐猴而冠的楚人，终究成不了大器和王霸之业。左宗棠及其家乡的亲朋子弟，那样胸怀大志，目光远大的有识之士，谁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一世的英名与功业，绑在这个天国随时会散架的战车上？但他们又不肯放弃建功立业的历史机遇，因此，他们只能选择虽然千孔百疮，岌岌可危，尚能维持统一与安定的封建王权。人才的走向和聚散，代表着事业的兴旺和衰败，也就注定了太平天国必然失败的命运。

    退一步想，假定太平天国胜利了，他也只是以一个新的封建皇权取代了一个旧的封建王朝。鉴于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各地、各民族，聚众造反的势力，为了争衡天下，在列强的蛊惑下，必然会选择各自的靠山以获得相对的优势（陕甘回族造反领袖白彦虎、马人得，在湘军打击下，由陕北，到河煌、河西，阿古柏匪帮，走的就是一条寻求帝国主义庇护支持的道路；金鸡堡马化龙部有不知来自何处的洋枪三千支，显见是交通洋人所得；河西马文禄接受新疆割据势力，所谓清真王妥得璘封爵都是明证）。中国将会陷入四分五裂，军阀混战之中。中兴名臣，尤其是左宗棠，正是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才选择了强化统一的道路。五十年后，没有获得全国民众广泛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同盟会，虽然依靠共进会，和新军中下层知识分子自发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但他并没有能力驾驭局面，实现政权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甚至连领导的班底都没有健全，治理国家的能力都未具备。只能拱手把权利交给摇身一变的旧军阀，旧官吏和政客，除了丢了自己的脑袋外，带给中国人民的只是一个分崩离析，战乱频仍的中国。

    从1911年到1949年，中国实际始终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权，来使人民获得安宁和休养生息。有的只是天灾人祸，战乱和外侮（蒋介石政权不能算一个统一的政权，充其量只是一个强盛一时的新军阀）。五十年后，尚且如此，历史向前推五十年，又将如何？中兴名臣以自己的努力迟缓了军阀割据，生灵涂炭的时代的早日到来，虽然主观上为了大清统一，客观上却造福了黎民百姓，何罪之有？

    任何一个统一的政权，都不会容忍国土内出现反叛与动乱。封建社会如此，今天仍然如此。将相官吏有守土之责，平叛之任。从这个意义上讲，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曾国藩、胡林翼，只是尽了自己一个臣子的本份。否则，他就是玩忽职守，罪不在赦的逆臣。今天，任何一个地方，从少数民族区域到城市乡村，出现动乱和造反的迹象，地方官们仍然必须履行保境安民，消弭祸乱的义务和责任。同样的道理，为什么从前的将帅就成了镇压起义的刽子手，今天的将相却成了英雄呢？至于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进步与反动的斗争中弃暗投明，走向新生，那是另一回事。事实是太平天国未必代表先进，代表光明，代表未来。他能戴上桂冠，仅仅是“农民起义”这个概念。片面地、主观地、单凭推测与想像去论是非，指责守土安民的将相，就是一种历史的悖论。

    如果说，捻军还带有农民起义的性质，不能一概而论外，陕甘回教的造反就不是那么简单。诚然，清朝贪官污吏对少数民族的压榨，迫害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门宦林立，教派纷争的西北回教封建主们的呓语和幻想在作祟。他们曾幻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回教国，游离于中华大家庭的圈子之外，因此，不惜利用地方贪官污吏和少数民族百姓之间的矛盾对立，借用宗教的力量，信仰的号召，挑动了祸及西北四省的叛乱，（1959-1961年，西藏、青海、甘南的少数民族叛乱，和此同出一辙）。在湘军平叛的过程中，看看大势已去，面临生死选择时，这些封建主又摇身一变，出卖了部族兄弟，成为清廷的鹰犬与帮凶。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奎。马鸿宾等）的父辈，马占鳌、马文禄、马福祥之流，作为河湟、河西的造反领袖，依赖叛卖，依赖兄弟姐妹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换来了荣华富贵，成就了割据一方的霸业。消弭这样的祸乱，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何罪之有？

    或言；为镇压太平天国，无论湘军，还是后起的淮军，都借用了帝国主义的势力。先是洋枪洋炮，后来是洋人流氓和军队直接参战。因此，曾国藩等勾结了帝国主义分子，扮演了卖国贼的角色，镇压了自己的同胞。事实是，借用洋人助剿，是清廷在天平天国势盛，清军羸弱，无力戡乱的情况下，想出的饮鸩止渴的国策，并不是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建议和谋略。主谋是肃清了咸丰托孤的“八大臣”，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作为臣下，中兴诸臣虽然持有异议，但也只能在坚持一定原则的前提下，奉命行事。曾国藩在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的《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折》中上奏说；

    “中国之精兵，自足平中国之小丑，姑无论本年春夏连克二十余城，长江上下肃清三千里。发逆无能久之理，吴越有可复之机。即使事机未顺，贼焰未衰，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有当尽之责，岂轻借兵而诒机于后世。” …金陵未下，俄、美、英、法皆请以兵助，国藩婉拒之（《清史稿》）。

    左宗棠则上奏说：“自洋将教练华兵后，桀骜者多投入其中，挟洋人之势，横行乡里，官司莫敢诘论。近闻宁波提标丁兵之稍壮键者，且多弃伍籍而投洋将充勇丁，以图厚饷。此长胜一军所以增至四五千人也。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则客强而主日弱，费中土至艰之饷，而贻海疆积弱之忧，人心风俗，日就颓靡，终恐非计。”（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二日奏折）。”

    就是清廷议定借兵，为了主权和社稷安危，他们也坚持洋兵的活动区域，不得超出上海、松江、嘉兴府的范围，更不许进入内河用兵。1862年4月，李鸿章奉曾国藩令，编练淮军，采用东南呼应，东西夹击的战略与英军头子何伯等会攻上海时，同治借兵上谕已颁布实行三个月了。李氏只是顺手使用了朝廷送到手上的枪而已。以往的史家，为什么视而不见这些铁证，要将清廷的作为，强加于中兴诸臣身上呢？只不过和文化大革命整人一样，先扣罪名，再拼凑证据，为政治服务而已，那管什么事实！

    历史上并不乏借外兵平叛的先例；唐肃宗李亨曾借回纥兵平息安史之乱，晚唐借沙佗国李克用兵平定黄巢起义，五代石敬塘借契丹兵争王于中原，孙中山等借前苏联之力武装军队；国共内战，共产党不就获得苏联不少的军事援助，包括培训军政干部吗？按一些人的逻辑，这也就是勾结外国势力，屠杀同胞，颠覆国家政权哦？动机不一，目的各异，怎能一概而论，视为“卖国”呢？

    再说，太平天国军队中的“洋”武器还少吗？仅李秀成部就有洋枪2万余杆，其“开花棚炮，横飞入营” 足令人心惊胆寒。怎么就没听到过谴责声？他的军、政中也有不少洋人呢！按照某些人的思维，也该定性为：汉奸卖国贼集团吧？！忠王的女婿是英国军官毕尔斯，希腊军官包西的妻子是安庆姑娘姚弱琴，英国军官呤唎与葡萄牙妻子玛丽……都在天国军中服役。他们的集体婚礼上的对联是：中外结同心，万里长城护天国；华洋联佳偶，百年美眷享太平。

    多少年以来，中国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深深左右着人们的评价人物的视角。评价人物往往喜欢厚此就薄彼。就如文革时期，为了拥戴一个人可以不惜颠倒黑白是非打倒成千上万的功臣。血的历史教训要记取、该记取吗？

    当我们面对类似诸葛亮是否应该阻碍统一；三国英雄镇压黄巾起义算不算千古罪人；平定安史之乱是不是扼杀革命（安禄山起兵口号是诛杀奸臣杨国珍）；岳飞是否应该镇压农民起义，是否应该在“中华民族内部的战争”中顽强抵抗；张巡、史可法是否应该对围城中的人民死亡负责； 革命烈士们， 朝鲜战争中的英雄儿女们死得值不值得等等论题时，是不是也可以想一想：一个人的人生只是写在他那个时代和他所维护的人群所在的那页上的， 而要他对整部史书负责，那就实在太勉强了！

    千秋功过，历史自会评说，但请勿肢解历史，而要尊重事实本身”。

注，①，胡林翼父子和左宗棠父子有两代同学之谊，因为陶澍的关系（左是陶的亲家，塾师，胡是陶的女婿）。两人相知，左宗棠未发迹时，胡林翼曾三荐左。一荐于林则徐，二荐于湖广总督程矞采，三荐于湖南巡抚张亮基。称他 “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左始能一展才华。

②，咸丰三年（1853年）苏松太道吴键彰在上海代表两江总督杨文定要求美、英、法派海军进入长江，阻止太平军前进。四年底，法海军陆战队与清军配合，攻破上海县城。但咸丰帝对美国的出兵活动和法军的配合都没有表示赞同。咸丰十年十月，两淮盐运使乔松年向咸丰建议说‘征夷兵为用’。帝仍未首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公使向恭亲王奕訢表示，愿意帮中国出兵平叛。在奕亲王促成下，病中的咸丰帝才动了借洋兵助剿的念头。慈禧掌权后，遂于同治元年正月十六日[2月11日]正式发布上谕，促成其事。同治元年四月初七[1862年5月5日]，宁（波）、绍（兴）道张景渠照会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要求英法军助他进攻宁波的太平军，此为借洋兵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