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四年(1081),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
元丰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一带),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综观曾巩一生,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在京师作官的时间不多。从他的一些政论文章看,如《唐论》、《书魏郑公传后》、《熙宁转对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等,并没有突出的政治见解。其主要观点是泛称三代之制,称赞后周和唐初的贞观之治,而对于宋代的政治却没有多少条陈和建议,与范、欧诸公不同。他在《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对于宋朝的现状还是相当称赞的。他说:
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又说:
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
由此可见,曾巩对于当时的政治不仅没有任何不满,而且推崇备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见。
在这以前,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当时曾巩出守越州,其后转徙六郡,在外十二年。对于熙宁新法,也没有发表过具体意见。只是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观此,则两人过去言谈之间,可能有过意见分歧。还有,其《与介甫第二书》也说:"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又说:"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由此看来,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
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这话可能有些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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