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这个实在是说得很好，即便是对于“邪说”，也应该使其有得以阐释的机会（固将明其说于天下），而对其的禁绝，也应该是建立在民众对之有真正了解的基础上的不认可。如果“当世”“后世”之人，不能“皆知”其邪，那么对之加以禁绝的合理性，就不得不受到质疑了。既然如此，如果“君子”对自己还有自信，认为可以让民众认识到邪说之邪，而对之加以禁绝，就没有必要销毁这些记载着“邪说”的典籍（岂必灭其籍哉？）。而且，即使是“邪说”，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记载与诠释，这也就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这样，这种言说也是不应该被消灭的，否则历史也会变得不完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