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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往事　悄悄的溜走　就像流水　永不回头
         不回头不回头　不停留不停留
         看那江河的水悠悠泪长流
         江水　问你为了谁忧愁

         长相依　长长的相守　我要问你　何时回头
         不回头不回头　不停留不停留
         看那江河的水悠悠泪长流
         江水　问你为了谁忧愁[/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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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草一木只留恋

 


    这次回四川之前，我特意带了一本《江村经济》。我打算在我的出生地住一个礼拜，到每家每户都去坐坐，然后把他们的情况都记录下来。5年前,我给他们每一家人写了一个小传，主要记录了我在76年离开那里时,在我的记忆中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这次再去看看他们，回去对照那些小传，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情况有了那些变化。
    我的老家叫龙回头，十岁那年，我们全家迁走了。为了保住柴山，父母把我的户口留在那里。30年过去了,那份柴山还在我的名下，尽管,身份证上,我已经成了广西人。
    以前，我回那里也有多次，但每次都是看两个地方：外公的坟山，我家的老房子.至于其它的地方,就很少停过.多年来,我一直很想专门到每座山、每条路上去走一走，可以尽兴去找寻那些令人怀念的儿时旧时光。
    而这次走进老家，最终还是顺便而去，不是专程，这多少有些遗憾。第一次是为了看望附近的一个病人，第二次，是为了走人服(亲戚)。最终，我只是在那里住了一夜。
    我的家乡是川南的一个丘陵小自然村，距离市区有25公里，离镇上也有5里。一条简易公路由南到北穿村而过，公路的西侧依次排列着斗笠山、乌龟山、锅盖大土、长土山、大坡山。山的背后属另一个村，那里有被我们称为"蛮子洞"的古迹，最近看过相关的资料后，我才刚懂:"蛮子洞"就是汉代崖墓的遗迹，这说明，两千多年前就有人类生活在这里。
村东侧的地界是一条小河沟，我们村就在这一列山、一条河之间。这里风景很好，前几年有老板注意到了这点，在村口开了夜总会，主要针对一些上了年纪的村里人，一度生意不错。但后来萧条了，不过，老板在这里小试牛刀，初战告捷，取得了相关经营经验，已经向外面发展了。
    家乡的院子是清末民初的建筑，墙基石多数是由长6米左右条石做的，以前有13个天井，中间的晒坝有近400个平方，曾经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大院子。因为先后被征用做了乡政府、农场、仲病院，建筑遭到了一定的破坏，天井少了,隔墙多了.不过，院子的基本格局还在。我家的老房子,也还有一半保存着。
    这次春节第一次回家时，下着雨。在一根串架房的柱子上，我看见，我5、6岁时用小刀刻下的名字还清晰的保留在那里。当时，我还在门上准备用印泥写“毛主席万岁”的，只是“席”字写不起，写到一半就停下来了。那一停就是30多年，现在，“毛主”这两个字的遗迹已经非常模糊了，除了当年写字的我，已经没人能看出什么异样了。
    年轻人打工在外，留在村里的人不多，有的也是老头老太太。见我来了，他们纷纷停下手中的事，陪我看老房子，聊天。漫谈了好一阵之后，我突然对我家天井的一道奇怪的墙发生了兴趣，就问银二爷：
   “这堵墙好怪啊？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二爷随口答到：
    “这谁都晓得，是个牌坊！”
    “哦！是给哪个立的牌坊啊？”
    “那就不清楚了！”
    是啊，至少是100多年前的事了，怎么还会有人知道呢！
    看完房子，我拄着一根竹棍，冒雨到村外的山坡、竹林闲逛。
村子的后山是全村的最高的山峰，而它却不叫山，而叫“土”，因为型似锅盖而叫“锅盖大土”，在它南侧有一个山峰突出的叫乌龟山。上到山顶，我突然认为是村里人弄错了，这连在一起的几个山头是一座山,他们最初就叫乌龟山，而现在叫乌龟山的是龟头，锅盖大土是龟背，长土山是龟尾。四川在明朝末年的战乱中，老的四川人仅存7万多.以后经过近百年的“湖广填四川”，四川才恢复了生机.我的先祖达一公,就是这期间从福建长汀迁到四川的.人换了种，一个地名要完整地沿袭下来，在那里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锅盖大土的东侧，一座看起来十分完好的坟墓把我吸引住了。扒开灌木高草，墓碑上 的刻字清晰可辩：
                         皇清旌表节显妣李母曾老太君之墓
                                       光绪癸已十九年五月廿八日立
    墓碑上面还有一幅对联：
                         吉壤百年占起凤     佳城千载壮回龙
    这自然就该是我家天井牌坊的主人墓。
    而且，我有把握推断:这个老夫人是我曾祖父的姐姐，我应该叫曾姑婆。
    62年8月，母亲被精简回农村，公社动员母亲来龙回头，说这里又缺村干部，又有公房.于是,我们家安到了这个村。一天早上,父亲走到村子的堂屋前,他突然发现，堂屋中央挂的牌匾，落款是自己叔公曾庆昌的名讳.庆昌公居住在距这里70多里地老家斑竹湾,他的墨宝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循着这条线索，父亲查出:自己大姑婆就是嫁到了这里，解放前,父亲在老家斑竹湾还见她的俩个儿子去过家里。只不过解放后亲戚间没有走动,大家就疏远了.父亲是公社干部,在村里上山的世间少,他没有了解到老夫人坟墓所在。
    回家我对父母讲了我的发现。又牵出了另一段往事：
    母亲讲:我们靠村北侧的那一列房子，以前一直没有养成儿子。不是生不出，就是养不活，许多人都不愿意住这边。“破四旧”时，公社来人，先把牌坊前面的那个用瓷瓦片镶“妇”字抠掉，然后拆牌坊上半部分。可刚一拆开上面的几块青砖，就发现里面埋了一个干圪兜（树根）。村里人这才明白，在修牌坊时，匠人整了讲究(下了降头)，干圪兜不能发芽，居住在这边的,自然就没有子孙繁衍。公社来的人把干圪兜取出来后，也没有再往下面拆了。也许是怕匠人还整了其他讲究，到时会害了自己。于是，牌坊的主体部分还保存了下来。没多久，我出世了，我是那列房子第一个最终成人的男孩。也许是被压抑了70多年，我的出世就不同凡响：体重10斤！
    今年春节我第二次回老家，是陪父母一起去参加他们干亲家的70寿宴。这一次回去，我们很不情愿的得知：老姑婆的坟,在10年前就被人“猖”了,盗墓的还有同族的后人，他们在墓里取出来了凤冠、金货、玉器。那个墓主人的头骨抛在外面，被年轻人踢来踢去了好一阵。后来我“没没”（婶子）才叫人把头骨埋了。据说，曾老夫人的一个后人后来重病，求助于神医，神医讲：自己动了自己祖宗的坟山，没有救了，没多久，这人就死了。
    我的老家是个民风剽悍的村庄，有黄.文二人,他们以当土匪名载史册.刚解放那阵，他们率领土匪打死了不少解放军。镇反运动中,老黄被镇压了。老文跑出去,后来混进了志愿军。在朝鲜表现不错，据说立了功，当了连长。后来被“四清”出来了，将功赎罪，判了无期。70年代末期,他释放出来了,我那时见到的他，就是一个挺不爱吭声的干瘪老头而已,谁曾想他当年整出这么大的动静。他,还是我母亲干儿子的伯父，人早已做古。现在，我的柴山，就是他的致儿帮我照管着的。
    有这样的民风底蕴,现在又没有了宗法约束,老姑婆的坟被盗，也是预料中的事情。
    村里人都知道,我母亲不愿意老了以后火化。我两次回家都在山上转，村里人便认为我是在给母亲看地，他们一直认为我会看地算卦。后来,话传到了村里堂兄那里,他也很关心这件事,他告诉我：你柴山的柏树有的可以做寿材了，我再到其他地方物色一下，有合适的料就给你母亲要下来。
    那柴山上的柏树是我和母亲栽的,那时我5、6岁,那是在一天下午.天是灰蒙蒙的。母亲说：蚂蚁搬家，要落雨了。我马上反驳：这是迷信！蚂蚁朗个晓得下雨？母亲说：不是迷信，是群众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我说：如果不是迷信？毛主席为啥子没说?母亲火：毛主席！毛主席说不倒这么多！
    30多年过去了,记忆还是那么清晰.


                   家山柏树郁，母子雨中植，
                   子年五六七，多言圣人语。
                   十七子远离，独行十万里，
                   百城十六省，南北归无计。
                   子今过四十，母已近七旬，
                   何日得长聚？他乡不得知。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故乡的梦。我梦见，村后山的东北角塌了。我要从那后山下来到村里，就必须越过后山与村庄之间的公路。梦中，那公路已经由沙石路改建成了水泥路，路面还是窄窄的。因为塌方，地势变得陡峭。我沿着公路的边坡走了好长一段，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下到公路上，就在一次试图强行下坡的时候，我醒了。
        醒来后，我突然记起来了。出现在梦里塌方的位置，就是我老姑婆坟山所在的位置，不过，她的坟山，在我的梦里没有出现过。
        老姑婆的丈夫叫燕山，是龙回头一个有名的中医。他的坟据说也在龙回头，也被后人挖了，后人是在大白天来挖的。据说，开棺的时候，尸体上的衣服还好好的，与外面的空气接触了，衣服才粹成粉末的。陪葬的东西不少，大家取完值钱的金玉器，便匆匆走了，坟头还留着好大一个洞。当时我的堂侄德伟去看过热闹，他才十来岁，觉得很新鲜，把情况告诉了祖母。尽管挖坟的人动作很快，但是还是没有逃过他同房兄弟的法眼。兄弟找上门去，也分得了一些挖出来的宝物。
         挖坟和后来上门要到殉葬宝物的，都是燕山的后人。
        后人如此，要从他们口中了解祖先的情况，那就是贻笑大方了。关于我的老姑婆的事迹，只能从传说中去推考了。
         村里的老人说：曾家嫁过来的新娘子，还没有满40天，就暴病身亡。父亲则根据老姑婆的两个儿子来过斑竹湾走过亲戚这事推断，老姑婆是生了两个儿子后才去世的，不然，不会有后人到斑竹湾那边去的。
        不管做何等推考，都说明了这个问题：老姑婆去世较早，比较年轻，死在她丈夫燕山的前面。她既没有夫死守节的经历，也没有流芳千古的光辉事迹，为什么能够得以旌表立牌坊呢？使得她的坟墓和牌坊，成为龙回头惟一的村级文物。我分析，这是古代“捐典”的习俗所致。
        中国人受宗圣公曾子所著《孝经》的影响很大，祭祀祖先成了民族传统习俗中最重要的大事。而国人又素有“官本位”的思想，都希望自己的先祖是官宦、是名流。他们或在族谱中牵强附会，自神其话，自光其祖。或是凭借财势，为祖先捐个官职，捐个名分。在祭祀的时候，祖先的身份就不一样了。捐了官职、名分的祖先，在祠堂里，就可以给他放上一坐官轿、一顶官帽。这就是“捐典”，典礼的“典”，祭典的“典”，死了之后捐的封典荣誉。
        捐奠习俗的形成，还是清朝捐官制度泛滥所致。清人做官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正途，就是走科举考试的路子。先考秀才，完了再考举人，举人完了再参加会试，取得贡士的资格，完了再参加殿试，取得进士的资格。进士以后就可以分派官职，派到县里面就可以做七品知县，考中进士，在清朝前期基本上都可以有一个官做，这是正途。但这个正途是很难的，道光之后，中国人口有四亿多，每三年考一次，一次取三百来人，平均一年取一百人，清朝268年取了26846个人，平均一年101个人都不到。大部分人想要做官，或者经过努力没考取，或者努力了，也没考取，怎么办？就是清朝的选官还有另外一条途径，叫“异途”，主要是捐纳，就是花钱。捐纳制度在清朝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它和科举制度互相补充，一部分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一部分人通过捐纳制度做官。捐纳做官的比例在清朝很大，多的时候到60％。只是，靠捐的主要是中下级官员。官位毕竟有限，总有告尽的时候，而且有更多的人试图通过这个渠道挤进官场。供给与需求之间，出现了强大的落差。那么，清政府又有什么手段把卖官进行到底呢？那就是捐纳泛滥。它开始时，有例捐，有常捐。比如打仗，战争结束了，这捐纳就停了；黄河决口，修河，河修好了，河口堵上了，这捐就停了。后来很多例捐就变成常捐，这就越捐越滥。嘉庆道光年间，捐的监生捐了20万人，全国参加会试多者一万六千人，捐了20万个监生，他怎么来考进士？泛滥到什么程度呢？有人总结了十条：一，捐官就是做官。二，捐复。三，捐升。就是升官。四，捐补。五，捐级，捐加级。六，捐衔，不捐官光捐衔。七，捐监，国子监的监生。八，捐正，副职捐正印，九捐减，官犯了罪了，花钱捐了减等，或者减免。十，捐典，典礼的“典”，祭典的“典”，死了之后捐的封典荣誉。
        在我们粮坝曾氏这房人中，对“捐纳”是比较热衷的。特别是鸦片战争后，清廷需要银子，于是大开“捐纳”之门。当时家族经济势力比较强盛，在1853年，就给1745去世的69派祖达一公捐了个八品“修志郎”的名分，还有他的弟弟少舆公也捐了个“九品登仕郎”，他们的母亲马氏太婆，也捐了个名分。这样，在家族的祭祀活动中，祠堂里就有三架官轿摆上了。
         那么69派祖达一公的这顶官帽要花多少银子呢？查相关资料后得知：在乾隆三十九年捐县丞（副县八品），要银子980两。而到光绪二十六年，捐八品县丞就主要210两了。1853年是介于乾隆和光绪中间，估计也就是5、600两银子搞定的。家族传说，当时还决心把职务了弄高点，据说是政策不允许，捐奠不能超过七品的知县，所以只好作罢，让达一公只享受了副处待遇。
       旧社会女人没有做官的资格，就只能捐个孝女节妇，方可以名垂清史。给老姑婆塑碑是在光绪19年，当时要捐个立牌坊的名分，可能也不过几百两银子的价钱，于是，夫家就给他捐了。老姑婆得戴凤冠入土。没曾想，后辈求财迫切，挖了坟，取了宝贝。肥水不流外人田，后世子孙没有义务把燕山公坟里的宝贝便宜了别人，于是当仁不让的先下手了，让她丈夫的坟也毁了。

                            
       四川以前有句俗话:"袍哥人家,绝不啦稀摆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入了袍哥会的人,没有一个是孬种.
       我的出生地龙回头是一个在附近很有名的大院子，“凹”字型的串架房子依山而建，中间的院坝有20米左右长，18米左右宽，加上房子，南北占有8__90米，东西宽有4__50米.院坝的东边是两米左右高的院墙，院墙正对着的就是燕家的堂屋.土改时,燕家4大房人商定,暂时挂在了华武的名下，一直是4大房人的族产.但这房子一直由公家用着,父母到村里时,它被用做了生产队的保管室。
        迁到村里不久的一天早上，父亲闲不住,闲逛到了保管室，他不经意地抬起头，看见堂屋的门框上,挂着一块很大的牌匾，更为惊讶的是,先祖的遗迹竟在这里出现了!
      “ 文昌”。
      “曾庆昌题”。
        曾庆昌就是父亲的叔公,父亲在老家斑竹湾居住时,只知道大姑婆远嫁观音滩，而自己的祖父就是通过燕山姑公的介绍,到了观音滩教私塾.具体地方却不知道，他从这牌匾上判断：这是60多年前,他叔公送给姐夫燕山家族的.父亲一打听,燕山正是这里的人，他的后人就住离这里1里多路的大河湾。得感谢文革来得晚了几年，不然，这牌匾就会被"破四旧"给破掉。那样的话，这一房亲戚的情况就无从得知了。
        我的曾祖父号欣然,名庆衢.欣然公是三兄弟,他在男行中排三。按我们家族的说法:老大大器,老二霉气,老三灵气,更小的就有福气,祖上好几代人都是这样的.排第三的欣然公人很聪明.他估计生在1861年,死时不满60,估计在27年左右。老一辈说，欣然公的天赋高,读书不亚于他大哥庆昌,但贪玩,也爱喝酒,特别是爱开玩笑,这些不良嗜好误了他.
       欣然公还很小时参加县里的童生初试,一下就考得全县的第14名.按当时的考录情况推断:童生考试前50名的,都有把握考上秀才,有秀才名份了,即使考不上举人,也有了功名.在文化比较落后的四川,办个私塾,教些子曰诗云,名正言顺的吃文化饭是没有问题的。但到资洲府参加考试时,临考的前一天,他还在与朋友大喝,结果一醉不起,误了考期,连考场都没有进得去。这个玩笑还不算,到发榜那一天,欣然公虽然知道自己没有份了,还是兴冲冲的去科场看放榜.他看着看着,尿急了,便旁若无人地拉起尿来,这一尿就坏事,尿到主考大人的鞋上,主考一叫,欣然公才发现尿不对地方.洲县那些跟在主考大人旁的官吏大喊大叫:“是那个?是那个?考取了也给我拿下!拿下!”情况查清楚了，是醉后没有参加考试的曾欣然.洲官县吏都很郁闷,拿欣然公也没有招.只是训斥了一顿,让欣然公走人.回家后欣然公还很欣然：“好在没有考上,考上了也会被消!”科场闹了这么一出后,欣然公信心大减,在后来的科考中,一直没有好的表现,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上.他自我心态也没调节好,1893年,大哥庆昌中举返乡时,欣然公对举人哥哥讲：“我嘛,是运气不好!不然,你头上的顶子拿给我戴起，比你还像样点。”还幽了庆昌公一默。
       十六岁那年,欣然公经龙回头的姐夫燕山介绍,到观音滩教私熟。燕山是个乡村比较有名望的中医,生意比较好,不仅挣下了给妻子钠捐的银子,还给自己挣下了价值不菲的殉葬品。
欣然公在观音滩什么地方教书,已经没有人知道。100多边贸易年后,当我追忆这一段往事,推算,他最有可能就是在龙回头这里教书.因为这里有私塾,一直到1940年左右都还在办,地点就在村东北山丫后的老糖房那里.现在,建华他们在那里建了房子.
        十六岁的少年,能离家到70多里的地方去教书育人,在现在也是不多的,而在当时,算是一个奇迹。他在这里教书的情况,已经无从查考了,但从后来这里人的文化修养看,他应该是教德非常一般的.
      在观音滩教书十多年后,他就没有教书了.返乡时,他已经30多岁。从此,没有外出谋事,生活轨迹就应着他给长子取的名字那样：习耕——读点闲书，种点地,以"耕读人家"自居。
       文化在乡村能派上用场的时候不多,春节写付对联,别人死了做篇祭文,这差不多就是文化的全部。据说欣然公做的祭文是回乡八里的一绝,举人庆昌公也写不过他。他的架子也很大,要用椅子来抬,他才去写。他一到了现场,总要先喝上一壶,酒喝得醉惺惺的时候才动笔墨,只有这样,他的文章才写得好,有点“太白遗风”。因为他的名望,他入哥老会时,没用按资排辈,而是一步升天地当了碑木镇"哥老会"的大爷。"哥老会"也就是"袍哥".
袍哥是清末民国时期在老四川盛行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名称，在其他地区被称为哥老会。袍哥会发源于晚清，盛行于民国时期，与青帮、洪门为当时的三大民间帮会组织。袍哥会在清代的四川曾经是少部分人的秘密组织，在辛亥革命之后，它长期成为四川大多数成年男性都直接加入或间接受其控制的公开性组织。袍哥会对四川社会各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在今天也能看到它的很多痕迹。这一特点，是中国其他任何地区都从未有过的。
       在四川的哥老会成员被称为袍哥，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取《诗经·无衣》:"与子同袍"之义，表示是同一袍色之哥弟；另一说是袍与胞谐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哥弟。两种解释大致相同。
       清朝乾隆以后在四川社会中出现的以劫夺谋生的异姓结拜团体，被称为啯噜，其成员被称为啯噜子。他们具有分散性，各群之间没有联系，并在陕南、湘鄂西、贵州、云南等地活动。这些游民团伙平时在各州县场市，或偏僻的道路地区、或在江、河、湖上，带刀抢掠民间财物，并从事赌博、杀人、放火、强奸等各种犯罪活动。啯噜并无严密组织、章程，也无明确政治目标和信仰。
       嘉庆年间，四川、湖北等地白莲教起义时，大批啯噜子加入，有的还成为主力和首领。随着白莲教起义的失败，啯噜子在各地都遭到镇压，但仍然在各地活动，还有不少人渗入到清军与衙役之中。为了加强他们内部的组织联系，提高其生存、发展和与官府对抗的能力，他们逐步大量吸收了早已流传入川的天地会的组织形式与联络办法，或直接与天地会徒融为一家，在道光年间发展成为帮会组织哥老会。
       哥老会成立的标志的开山堂，即一个哥老会独立组织的成立仪式。最早在四川的开山堂一般被认为是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永宁(今叙永)郭永泰开荩忠山，始有山水香堂，以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信相号召。据后来袍哥首领人物的记述:"会盟者即达四千余人，不久荩忠山哥弟遍及各省，而开山立堂者尤以四川为最。"
       哥老会产生之后，在各地迅速发展，南方所有省份和北方部分省份都有它的组织，从总的来看，哥老会的发展有三个特点:1、四川数量最多，力量最大。2、在湘军等军营中发展极快。3、哥老会虽然分布面广，但仍有很强烈的反清情绪，咸丰年间爆发的历时6年、以四川为主战场的李永和、蓝朝鼎李蓝农民起义的基本力量就是哥老会。以后的历次以反洋教为中心的反清教案的主力也是哥老会，如"一绅二粮三袍哥"，就是四川最大教案大足教案的主力.
       最初的袍哥会成员大多是社会底层人员，太平天国运动与李蓝起义失败之后，社会更加动荡，无钱无势者当袍哥袍哥为了求得结援互助，有钱有势者当袍哥是为了控制地方，培植羽翼，也积极加入袍哥队伍。在这种风潮之下，不入袍哥会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
由于参加人数越来越多，袍哥会在四川的各山堂逐渐形成五个有高低之分的堂口，即仁、义、礼、智、信五个班辈，参加仁字堂者以士绅为多；义字堂以商人为主；礼字堂则较多匪盗、地痞和士兵；智字堂多为贫苦农民、手工业者、船夫、车夫；信字堂人数不多，是下九流者，如卖唱、搓澡之流。
       袍哥一般都不以此为职，但也有少数组织者或骨干以此为职业。还有一部份乡镇山区的袍哥会完全就是绿林作风，占山为王，以抢劫为生，这一类被称为浑水袍哥，另外那些不搞盗、抢等以武力掠夺他人财物的袍哥被称为清水袍哥。从人数上说清水袍哥占大多数。
        从清朝中期开始哥老会在四川开山立堂开始，清朝政府都把它视作反清、反社会团体，严加打击，因此人员并不是是很多，到了清朝末期，因社会动荡且政府对底层的控制力日渐减弱，袍哥会人员迅速增加，最后到了半公开的地步。民国时期，因袍哥会在四川保路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再加上民国初期，时局混乱，袍哥完全成了公开组织。发展到最后的四十年代末，据估计全川成年男子有30-50%参加了袍哥会(也有人估计70-80%)。
袍哥会的最初的联络的聚点为山头或香堂，成立一个袍哥会组织就叫开山立堂，山头和香堂的名称就作为袍哥会一个组织的称呼，如莲花山富贵堂、峨眉山顺德堂。后来随着参加人员的逐步增多，聚会场所的变化，袍哥会的组织又改称为码头、公口、社等。
       袍哥会没有全国性的组织，甚至没有地区性的组织，每一个袍哥会组织都是独立存在的，没有依存、隶属关系，但会经常有人员联系。因此袍哥会的数量众多，一般一个乡或城市的一条街道就有一个，甚至还更多，如1949年成都有公口（包括分社、支社）1000多个，重庆有公口300多个。
       到了民国后期曾经有些实力较大的袍哥试图进行合并，达到地区性的统一，如曾由国民政府社会部出面支持，重庆袍哥各界成立了国民自强社，成都相仿成立了国民互助社，但都是只有名义而已，实际仍是独立存在、活动的。
      袍哥组织的内部排行分五个等级，分别称为头排、三排、五排、六排、十排。
      头排：头排大哥即舵头，也称舵把子、社长。另有闲位大哥，亦如一般社会组织的名誉理事，多为有声望的人，也有绅、商依靠袍哥关系便于在社会上活动的，他们挂个名，赞助若干钱取得“大爷”资格，俗称绅夹皮。欣然公应该是闲位大哥.
      三排：又称三哥、钱粮。掌管一社经济及经营的商业（如茶馆、赌场、栈房）。
      五排：又称五哥、管事、红旗大管事行交际、执法等职，在袍哥中最有社会力量，不少为职业袍哥，也有绅夹皮五哥、闲五。
      六排：副六也可称五哥，是一般成员。绿林则称蓝旗，是负责巡风探事的小头领。
      十排：统称老么，有凤尾老么、执法老么、跑腿老立之分。凤尾老么是有家资的年轻后生，可“一步登天海大哥”。执法老么多为流氓凶神，袍哥传堂把守辕门，制裁叛徒充当杀手就是此辈。跑腿老么如茶堂馆、赌场杂务均是。一般老么则是新人组织者。我的外公就是凤尾老么.
       排行中无二、四、七、八、九。"二"是不敢僭越关羽(关羽民间称为关二爷)。"四"是桃园结义如有赵子龙在当为四弟，故虚此席。"七"据说是叛徒，瓦岗寨的罗成，行七。"八"、"九"是忌杨家将八姐九妹之意.
       袍哥一年集会三次：最隆重的一次农历五月十三的单刀会（祭关羽）。七月称中元会，为已故弟兄设祭。腊月称吃团年饭。实则都是为吸收新成员，商谈一些有关香堂内部内部及对外事务。新参加袍哥得有人引荐，在香堂上行叩拜礼，听舵爷赏封“排行座次”，之后就是袍哥了。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接受盛宣怀的建议，收回地方筑路权，宣布铁路国有，将集股商办的川汉铁路路权拱手让给外国列强。由于四川人民对于清政府的股权赔偿不满，反清情绪迅速高涨，四川的保路运动在极短期内如火如荼地迅猛展开。两个月中，全川大多数州县建立了保路同志会，其中有同盟会，有立宪派，但最主要的力量是各地的袍哥，同盟军所依靠的力量，也就是袍哥与新军，四川同盟会负责人熊克武、尹昌衡、杨庶堪、吴玉章等人也都加入了袍哥。1911年8月4日，川西各地袍哥大爷到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袍哥攒堂大会，商议保路反清事宜，决定将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在川西地区举行反清大起义。9月7日成都血案爆发后，以袍哥会为主保路同志军把刻有起义通告的木牌放进沱江河中,向下游的内江,泸洲,重庆下达指令,开始全省武装起义。11月22日重庆宣布独立，成立蜀军政府，张培爵被推为蜀军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12月8日成都兵变之后，各路同志军进入成都，尹昌衡改组四川军政府，由尹昌衡、罗纶分任正副都督，至此，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宣告结束。
       保路同志军起事成功后，四川各地成立了大量的袍哥组织，此时的四川，已经成了袍哥的世界。
       清政府被推翻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前云南督军蔡锷、云南将军唐继尧于1915年12月25日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并即组识约二万人之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分由蔡锷、李烈钧、唐继尧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唐继尧兼任云南都督府都督。袁世凯调派八万人进攻云南，在四川被蔡锷大败。在这此护国战争中，同盟会方面又再次拉拢、依靠袍哥，袍哥武装再次集聚，在各地作战。四川护国军司令部就设在温江、崇州、双流三县交界的袍哥码头刘家濠，司令、副司令、参谋长都是原同志军首领、袍哥大爷。
        按如今的标准，袍哥会最少都要被列为非法组织，甚至是黑社会组织。但民国时期***势力较弱，加上四川政治舞台上中央势力与地方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使得他们常常要依靠、利用这类乡土组织的力量，因此有很多的袍哥头目与党联络紧密，甚至直接为*党办事、提供方便，这些袍哥被称为红色袍哥。如邛州的川军团长王伯高，二十军驻成都办事处少将主任杜重石。
        国内战争末期，国民党部队希望借助四川特殊的地形延续政权，就如抗日战争时一样，把首都从南京迁移到成都，后来又迁到西昌，试图在四川与***部队抗争下去。大多数袍哥大爷都参加了国民党组织的抗拒解放军的武装反抗，五期"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大多是袍哥，各地成立的反共救国军、游击挺进军之类基本上全是袍哥武装。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之后不久，1950年2月，国民党残余力量在川西各地组织了一次叛乱，其主要力量也都是袍哥。后来被作为典型批判的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刘文辉组织策划执行了这次叛乱。刘文彩就是当时当地哥老会的主要干部。
        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以土地改革的方式加强对社会基层的控制、取缔一切民间帮会组织，并且对反抗解放军的武装袍哥会进行坚决镇压，包括给***提供过帮助的红色袍哥组织也都迅速瓦解了，其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此结束。
        本着对组织要忠诚老实的原则,父亲56年参加工作后,在政审中,他如实地填写了欣然公做"袍哥大爷"的历史,这也成了父亲后来"有家庭历史问题"的把柄之一.

        斑竹湾原名叫刘家沟,属内江市东兴区中山乡杨桥村管辖，位于沱江石盘滩南岸。这里是我们湖广填四川的长汀曾氏后裔积聚的一个自然屯。1716年，69派祖达一功帅族从福建长汀县安仁里孝感乡（今长汀县濯田镇安仁村）迁居四川内江沱江乡的的梁家坝后， 引种甘蔗到内江，内江后来才有了“甜城”的美名。达一公的第四子传桢后人曾昭极在1820年左右迁居到斑竹湾。昭极公当时在这里购田16亩，土40亩，并开设堂房、漏棚，曾昭极为斑竹湾曾氏始祖。他一家人买下了一个村,在以后近200多年的时间了,整个村子都是他的后人,而且曾姓占绝大多数,外姓也是女儿家的后人。其长孙庆昌世居斑竹湾，一生著述很多，曾去福建续谱，是三修谱的主要组织者，在内江县志上有他的事记。
       斑竹湾在中山乡府北面5华里左右,村子坐东朝西。太阳早上从后山升起,晚上从村庄对面的山坡落下,对面山的那一边,就是沱江。当时为了便于运输，曾氏族人的庄园都是临江而置的。村子的东西南面都是被丘陵山封闭着的,三山之间夹着一片水田,田的两边,住着20多户人家。当年,昭极公到这里时,这里斑竹很多。可能为消除刘家在这里留下的影响,便给村子取名斑竹湾。他不起名曾家湾,也许是出于对曾家入川后的始居地梁家坝的尊重,不以曾家冠名住地，表明这里是支,梁家坝是干。
       昭极公育有 五子:宪孚、宪延.宪龙.宪祖.宪珍。 最小的儿子宪珍号用之。他在58年时已经80多岁了,估计他生于1872年前后,而他的侄子曾庆昌生于1857年,比他大十多岁,这样推算,照字辈先祖可能聚过两个妻子。后人谈到曾庆昌时讲：家有三代功名,书香门第的说法,昭极公和他的长子宪孚公都考取了秀才。他带着一家人到斑竹湾后，在村子对面开了糖房。过了80年左右，子孙分家，曾家才开始衷落下来，分糖房的时间可能是１９００年，用之懂这事。
       长房长孙曾庆昌大约在２７岁考中了秀才，经过两次考试，不曾中举。这时有个风水先生从南方的隆昌上来，自称他是循一条龙的龙脉找到斑竹湾的。他发现，斑竹湾的后山上叫三块碑（有三个墓碑）的地方是龙头，而肖家的祖坟三块碑只在龙头的边上，那龙头到这里却向沱江河所在的西面略略偏了一点，肖家还没有埋正这块风水宝地。于是庆昌公在风水先生的指点下，将祖父的遗骨埋在偏过来的龙头上。坟山埋得好，庆昌终于在（１８９３）３６岁时中举人，曾家复兴的征兆已现。
        围绕这条龙还有一个姓易的家族，易家在三块碑脚下的田中央埋了祖坟。这块地方高出地面，有1亩多宽。风水先生讲：那里是龙须伸出去的地方。易家埋坟在此，他们的后人发达了，开糖房，买地方。而龙须被压，龙头就摆过不停。曾肖两家如果不想办法，龙可能就要走。曾家虽已经发达，也担心好运不长。而肖家祖坟葬龙头却贫困依旧，于是联合曾家找易家理论。易家并不理会，这下火了曾肖二家。在风水先生指导下，俩姓人在三块碑下距肖家祖坟１００米处安上石碾，请道士做法，加牛拉碾倒碾三圈，据说就将龙须碾断了。曾肖两家皆大欢喜，特别是曾家，各种祥瑞不断现，最有名的就是饭头被龙惊吓一事。
        以前，做饭的叫饭头。有一天，曾家糖房“饭头”(厨师)早上起床做饭，抬头一看，在村南山老麻土的悬岩上（现在令奎的屋基后面），见到一条水桶粗的大蛇，它伸出头到３０米外的弯田里喝水。“饭头”一惊之下，吓得说不出话来，晕到在地，经过抢救后才活过来。
        易家在田中埋的那坟曰“金线吊葫芦”。在三块碑向北方的第一座山上的山岭中间，有一个小盆地，唤着“金盆地”，易家也有祖坟葬在这里。易家得了“金盆地”，有钱了，不过，他们更看好“葫芦地”，因为这是龙脉所在，是要出皇帝的风水宝地。曾肖两族人把龙须一碾，易家自然气不打一处来。找俩族人理论，没有结果。易家也请来风水先生，查出龙的七寸在中山庙乡府所在地北侧山背下岩石中。易家人马上组织几十个石工，在那里长年累月地打石头，以斩断曾肖两家的龙脉。过了很久，岩石被打出了３０来米长、６--7米宽、8--9米深的一个大石坑,还未见什么动静。为了支撑这一工程，易家的糖房田土都快卖完了,最终，石工也养不起了,准备草草收兵。那些石工觉得老板平时待自己不薄，为表谢意，决定免费给老板干半天。半天下来，还是没有动静，石工只好收拾工具回家。有个石头在路上发现自己的钻子丢了，便回去找。刚接近石坑，他突然听见坑右边（东边）有人的声音讲：“他们这样拚命也没有打到我们！”易家听说后，铁了心，借钱组织石工再打。终于，打出一条有水桶般粗的地瓜藤，石工们用扁钻将它切开，那藤又自动地生到一起。后来，石工们借了把锯子一锯，那分开的藤便合不上了。于是，曾肖两家就被断了龙脉，曾家复兴的希望又渐渺茫。而易家，为打“龙凼”耗尽了家财，也衷败下来。

     斑竹湾曾氏最有名望的是庆昌公,1857年生,县志上有他们记载,因为他上了县志,也修过县志,现在我还未见我们这房的谱,家族其它先辈的生卒年,都是依照他的年龄来推算的。
     93年版的<内江县志>记:曾庆昌,字仿文,龙门镇梁家坝人,1893年中举,学识博,善思考,著述多,蜚声学坛。1905年与人续修<<邑志>>,1906年掌内江书院。民国初年任教于内江中学堂,师范学堂,1914年与人共修<<增续内江县志>>,1925年再修<<内江县志>>。庆昌得高望重,学中人称曾老夫子,箸有<<经缀>>、<<朱缀>>、<<子缀>>各四卷。<<选缀>>三卷,<<汲家逸书增注>>、<<曾子集注埔释>>`、<<曾子集语>>、<<故尚书非伪辩>>、《曾子世家》、<<曾子年谱>>各一卷。<<穆天子传增注>>、<<平定教逆日志>>、<<鉴前确记>>、<<史记引古建异录>>、<<农家要略>>和<<竹合诗>>各十集。
     庆昌公这些箸作都是研究古代文献的成果。100年后,为了把曾姓由来弄清,<<左传>>、<<春秋>>、<<史记>>两、三部书已经让我焦头烂额。试想当年庆昌公完成那些箸作是何等的不易,后辈岂能仅用“高山仰止”一词,便可表达尽缅怀之情。当然,他有着时代的局限,从族谱上他做的叙看,也有愚腐之嫌.他的叙,几乎是句句用典,让后人惨不忍睹.我更庆幸的是100年之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一些未被人知的历史也被发现了,对于曾氏人而言,特别是曾候乙墓的发现,为曾氏的起源又增上了新的一笔。随洲的曾候乙是不见史籍的,庆昌公也罢,比他更“夫子”的国藩公也罢,他们都不知道曾氏有这么一段插曲。
    庆昌公为人正派,爱助人,善良,中举那年，在康有为“公车上书”时签过名。1918年4月,同宗的梁家坝体方公任县西区团练司令,。1920年9月滇军顾品珍部欲攻梁家坝,当时风传梁坝团练为“梁八团”,以为曾家有8团人马,慌了神,由体方公带人提走不少枪支。当时,朱德是这个军的长.
    体方公有“处杀权”,对土匪多用铁血政等,有“曾剃头”的外号。杀人7.800,一有嫌疑人被绑送至梁家坝,几乎都杀了。惟一一次发善心是在市区大中坝那边的落魂桥上(现在的内江大洲广场附近),当时体方公见一个小土匪年青，长得也可爱,不忍心，便给钱让他走人。小土匪在城里转了几圈,却找不到路出城,又回来找体方公问路。体方公叹了一声：“看来你还是该死。”就当即把小土匪毙了。当时土匪也多是穷人,大家想劝体方公不要杀心太重,又怕他的枪杆子不认人，便请庆昌公出面劝说。大家都是汀洲曾氏的后人,庆昌公人气又比较旺,体方公年青,还是听了老夫子的权,剿匪时讲点政策了。现在<县志>上有体方公的事迹,可能也是庆昌公见体方公能知错改正,把他列上去了,也算博了个“青史留名”.体方公1923年病死,39岁,传他的后人在重庆。当年，庆昌公、体方公一文一武，给曾家挣足了面子。
    庆昌 公是注选知县,当过内江县参议会参议长。内江的糖房老板因为糖税的问题要找省长交涉,由于庆昌公有名望,又是糖房的世家子弟,大家请他出面。庆昌公到省里把问题交涉好了，减了不少税。 糖房老板们给的草鞋钱(路费、辛苦费)还节约了不少,于是在碑木镇新桥坡附近买了田,每年可以收租谷六担。按家父的推算：当时一亩田产谷400多斤,一担谷为320斤,六担租为1920斤,按35%收租算,可能有10多亩田,加上斑竹湾祖业的2亩半田,4亩土，家里地方宽了,便请张正梁的做长工。这一买一请,40多年后,给他的孙子们弄出了一个地主成份,又过30年，后人才得以翻身。而我的推算，一担谷至多是200斤，可能不到10亩地。
    今年春节家父70生日,庆昌 公的长孙媳到我家来,讲新桥坡只有10亩田,而且还经常受不到租谷,地主当得很冤枉.
    庆昌公去逝具体时间,家父亲讲:庆昌公是从县回来养了2年病后才去逝的,这样与<县志>记载"25年病重."就推出他该是在27年病故.但与其龄相推,又不相符。家父记得他死的时候是68岁,应在25年。可能是他病后在斑竹湾养过一段,又出内江编县志,死于25年。庆昌生子台章,台章生祥珠、祥贞、祥驹。曾台章娶了碑木镇张仲孝的妹妹为妻。张仲孝在县志上有传,他在1935年前后任过酉阳、眉山等地的专员,48年弃官回镇上的荣关中学当校长。台章长期在仲孝身边工作,大概在四几年病故后,运回斑竹湾安埋。

     我们梁家坝曾氏一直有"亏二房"的传说,据说:68派祖兴禄公(字志沂，号老沂)落棺下葬前,测量地理的阴阳先生说；“三房后人中必亏一房。”二房念生公说：“亏就亏在我房，我房的人只要有碗饭吃就行了。”我祖达一公和三弟的毓承公（字承典，号绍舆，登仕郎)兄当即议定：长房、三房每年共同向二房补偿白银五百两，以补其亏；但三弟兄都去世后，后人不再承认补偿；由于迷信，二房的人失去了发展的勇气和机遇，二房后人打渔使船的多。直到解放后，因为长房、三房后人家庭成分多数有问题，有出路的不多，二房到出了不少人才
    这次见族谱后,我才清楚,庆昌公二弟是庆粮公.已经不知他的号是什么了.家父听说他的学问一般,不过对<<资治通鉴>>比较熟,也爱与人讲古,后人们常回忆起他讲<通鉴>的情境。同时，他还爱练点功夫.曾家试图在武举上突破的也不乏其人.在同宗聚居的倒碑村,父亲还见过他们练功用过的石锁.
    石锁是用坚石凿成古铜锁的形象，重量不一，大小不等。石锁分为锁身和锁柱两部分。锁柱为手握处，举的方法较多。单手挺举的动作要领是两脚站立，将石锁放于体前，握紧锁柱以两腿用力蹬伸的力量将石锁举至肩前，再将石锁从肩前向上举起，手臂伸直后即算成功。可以根据上举次数多少取胜。另一种是单手摆举。动作与挺举相似，右锁须持放在两脚之间并靠体后，用手握紧锁柱以全身力量将石锁向前上方摆起，直至上举部位，接着两腿并立为一次成功。可以连续摆举，下落时屈臂至肩前再放下，但不脱手。竞赛时以连续上举次数多者为胜。再一种是单手三指顶举（拇指、食指、中指）。预备势是双手将石锁举至肩上再用三个指头的力量将石锁向上推起，至手臂伸直后方算成功。举石锁的方式较多，有的用双手各持一石锁同时上举，有的用单手或双手持小石锁左右旋转舞花样摆动，也有的用一至二公斤的石锁以双人或多人抛接练习。它能增强人体的力量素质，是锻炼身体的有效方法之一.也是武举的比试内容之一.
    武则天当政，在长安二年（702年），首次举行“武举”考试，考试内容为各中射箭技巧，以及马术、负重等等。清朝入关当年就举行武科举考试，用以笼络汉族好勇斗狠之士。以后一直与文科举考试同期，每3年举行。凡通过基层考试即获得武生资格（俗称武秀才），可以参加武乡试，另外绿营兵丁也可以报名参加乡试。通过乡试的武举人，以及绿营的千总、把总，通晓文义的可以直接参加会试。会试及格后进入无淘汰的殿试，排出三甲名次，一甲3人，和文科举一样有状元、榜眼、探花之名。首场马射，二场步射、技勇，三场考策、论。
    清朝通过这一途径成为军官的人不少。据张仲礼《中国绅士》一书的统计，18世纪末清朝军队中有将近13%的军官是武科举出身。如鸦片战争中著名的“定海三总兵”，葛云飞是1823年武进士，王锡朋是武举人出身。
    从梁坝曾氏在太平军起的那年，就兴建清平寨以自守来看，我们这一族人尚武的也不少，一方面是为了蒙出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保。天下未乱蜀先乱，清中期后期直到民国，四川的匪祸没有断过。难怪曾家要有冲击武举的举措。
    可能是练功不得法,亏二房的说法在庆梁公身上也应验了.庆粮公在40岁左右病死,他没有亲生子女,抱养了三弟欣然的第二个儿子服远沿袭了香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