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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往事　悄悄的溜走　就像流水　永不回头
         不回头不回头　不停留不停留
         看那江河的水悠悠泪长流
         江水　问你为了谁忧愁

         长相依　长长的相守　我要问你　何时回头
         不回头不回头　不停留不停留
         看那江河的水悠悠泪长流
         江水　问你为了谁忧愁[/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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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草一木只留恋

 


    这次回四川之前，我特意带了一本《江村经济》。我打算在我的出生地住一个礼拜，到每家每户都去坐坐，然后把他们的情况都记录下来。5年前,我给他们每一家人写了一个小传，主要记录了我在76年离开那里时,在我的记忆中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这次再去看看他们，回去对照那些小传，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情况有了那些变化。
    我的老家叫龙回头，十岁那年，我们全家迁走了。为了保住柴山，父母把我的户口留在那里。30年过去了,那份柴山还在我的名下，尽管,身份证上,我已经成了广西人。
    以前，我回那里也有多次，但每次都是看两个地方：外公的坟山，我家的老房子.至于其它的地方,就很少停过.多年来,我一直很想专门到每座山、每条路上去走一走，可以尽兴去找寻那些令人怀念的儿时旧时光。
    而这次走进老家，最终还是顺便而去，不是专程，这多少有些遗憾。第一次是为了看望附近的一个病人，第二次，是为了走人服(亲戚)。最终，我只是在那里住了一夜。
    我的家乡是川南的一个丘陵小自然村，距离市区有25公里，离镇上也有5里。一条简易公路由南到北穿村而过，公路的西侧依次排列着斗笠山、乌龟山、锅盖大土、长土山、大坡山。山的背后属另一个村，那里有被我们称为"蛮子洞"的古迹，最近看过相关的资料后，我才刚懂:"蛮子洞"就是汉代崖墓的遗迹，这说明，两千多年前就有人类生活在这里。
村东侧的地界是一条小河沟，我们村就在这一列山、一条河之间。这里风景很好，前几年有老板注意到了这点，在村口开了夜总会，主要针对一些上了年纪的村里人，一度生意不错。但后来萧条了，不过，老板在这里小试牛刀，初战告捷，取得了相关经营经验，已经向外面发展了。
    家乡的院子是清末民初的建筑，墙基石多数是由长6米左右条石做的，以前有13个天井，中间的晒坝有近400个平方，曾经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大院子。因为先后被征用做了乡政府、农场、仲病院，建筑遭到了一定的破坏，天井少了,隔墙多了.不过，院子的基本格局还在。我家的老房子,也还有一半保存着。
    这次春节第一次回家时，下着雨。在一根串架房的柱子上，我看见，我5、6岁时用小刀刻下的名字还清晰的保留在那里。当时，我还在门上准备用印泥写“毛主席万岁”的，只是“席”字写不起，写到一半就停下来了。那一停就是30多年，现在，“毛主”这两个字的遗迹已经非常模糊了，除了当年写字的我，已经没人能看出什么异样了。
    年轻人打工在外，留在村里的人不多，有的也是老头老太太。见我来了，他们纷纷停下手中的事，陪我看老房子，聊天。漫谈了好一阵之后，我突然对我家天井的一道奇怪的墙发生了兴趣，就问银二爷：
   “这堵墙好怪啊？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二爷随口答到：
    “这谁都晓得，是个牌坊！”
    “哦！是给哪个立的牌坊啊？”
    “那就不清楚了！”
    是啊，至少是100多年前的事了，怎么还会有人知道呢！
    看完房子，我拄着一根竹棍，冒雨到村外的山坡、竹林闲逛。
村子的后山是全村的最高的山峰，而它却不叫山，而叫“土”，因为型似锅盖而叫“锅盖大土”，在它南侧有一个山峰突出的叫乌龟山。上到山顶，我突然认为是村里人弄错了，这连在一起的几个山头是一座山,他们最初就叫乌龟山，而现在叫乌龟山的是龟头，锅盖大土是龟背，长土山是龟尾。四川在明朝末年的战乱中，老的四川人仅存7万多.以后经过近百年的“湖广填四川”，四川才恢复了生机.我的先祖达一公,就是这期间从福建长汀迁到四川的.人换了种，一个地名要完整地沿袭下来，在那里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锅盖大土的东侧，一座看起来十分完好的坟墓把我吸引住了。扒开灌木高草，墓碑上 的刻字清晰可辩：
                         皇清旌表节显妣李母曾老太君之墓
                                       光绪癸已十九年五月廿八日立
    墓碑上面还有一幅对联：
                         吉壤百年占起凤     佳城千载壮回龙
    这自然就该是我家天井牌坊的主人墓。
    而且，我有把握推断:这个老夫人是我曾祖父的姐姐，我应该叫曾姑婆。
    62年8月，母亲被精简回农村，公社动员母亲来龙回头，说这里又缺村干部，又有公房.于是,我们家安到了这个村。一天早上,父亲走到村子的堂屋前,他突然发现，堂屋中央挂的牌匾，落款是自己叔公曾庆昌的名讳.庆昌公居住在距这里70多里地老家斑竹湾,他的墨宝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循着这条线索，父亲查出:自己大姑婆就是嫁到了这里，解放前,父亲在老家斑竹湾还见她的俩个儿子去过家里。只不过解放后亲戚间没有走动,大家就疏远了.父亲是公社干部,在村里上山的世间少,他没有了解到老夫人坟墓所在。
    回家我对父母讲了我的发现。又牵出了另一段往事：
    母亲讲:我们靠村北侧的那一列房子，以前一直没有养成儿子。不是生不出，就是养不活，许多人都不愿意住这边。“破四旧”时，公社来人，先把牌坊前面的那个用瓷瓦片镶“妇”字抠掉，然后拆牌坊上半部分。可刚一拆开上面的几块青砖，就发现里面埋了一个干圪兜（树根）。村里人这才明白，在修牌坊时，匠人整了讲究(下了降头)，干圪兜不能发芽，居住在这边的,自然就没有子孙繁衍。公社来的人把干圪兜取出来后，也没有再往下面拆了。也许是怕匠人还整了其他讲究，到时会害了自己。于是，牌坊的主体部分还保存了下来。没多久，我出世了，我是那列房子第一个最终成人的男孩。也许是被压抑了70多年，我的出世就不同凡响：体重10斤！
    今年春节我第二次回老家，是陪父母一起去参加他们干亲家的70寿宴。这一次回去，我们很不情愿的得知：老姑婆的坟,在10年前就被人“猖”了,盗墓的还有同族的后人，他们在墓里取出来了凤冠、金货、玉器。那个墓主人的头骨抛在外面，被年轻人踢来踢去了好一阵。后来我“没没”（婶子）才叫人把头骨埋了。据说，曾老夫人的一个后人后来重病，求助于神医，神医讲：自己动了自己祖宗的坟山，没有救了，没多久，这人就死了。
    我的老家是个民风剽悍的村庄，有黄.文二人,他们以当土匪名载史册.刚解放那阵，他们率领土匪打死了不少解放军。镇反运动中,老黄被镇压了。老文跑出去,后来混进了志愿军。在朝鲜表现不错，据说立了功，当了连长。后来被“四清”出来了，将功赎罪，判了无期。70年代末期,他释放出来了,我那时见到的他，就是一个挺不爱吭声的干瘪老头而已,谁曾想他当年整出这么大的动静。他,还是我母亲干儿子的伯父，人早已做古。现在，我的柴山，就是他的致儿帮我照管着的。
    有这样的民风底蕴,现在又没有了宗法约束,老姑婆的坟被盗，也是预料中的事情。
    村里人都知道,我母亲不愿意老了以后火化。我两次回家都在山上转，村里人便认为我是在给母亲看地，他们一直认为我会看地算卦。后来,话传到了村里堂兄那里,他也很关心这件事,他告诉我：你柴山的柏树有的可以做寿材了，我再到其他地方物色一下，有合适的料就给你母亲要下来。
    那柴山上的柏树是我和母亲栽的,那时我5、6岁,那是在一天下午.天是灰蒙蒙的。母亲说：蚂蚁搬家，要落雨了。我马上反驳：这是迷信！蚂蚁朗个晓得下雨？母亲说：不是迷信，是群众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我说：如果不是迷信？毛主席为啥子没说?母亲火：毛主席！毛主席说不倒这么多！
    30多年过去了,记忆还是那么清晰.


                   家山柏树郁，母子雨中植，
                   子年五六七，多言圣人语。
                   十七子远离，独行十万里，
                   百城十六省，南北归无计。
                   子今过四十，母已近七旬，
                   何日得长聚？他乡不得知。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故乡的梦。我梦见，村后山的东北角塌了。我要从那后山下来到村里，就必须越过后山与村庄之间的公路。梦中，那公路已经由沙石路改建成了水泥路，路面还是窄窄的。因为塌方，地势变得陡峭。我沿着公路的边坡走了好长一段，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下到公路上，就在一次试图强行下坡的时候，我醒了。
        醒来后，我突然记起来了。出现在梦里塌方的位置，就是我老姑婆坟山所在的位置，不过，她的坟山，在我的梦里没有出现过。
        老姑婆的丈夫叫燕山，是龙回头一个有名的中医。他的坟据说也在龙回头，也被后人挖了，后人是在大白天来挖的。据说，开棺的时候，尸体上的衣服还好好的，与外面的空气接触了，衣服才粹成粉末的。陪葬的东西不少，大家取完值钱的金玉器，便匆匆走了，坟头还留着好大一个洞。当时我的堂侄德伟去看过热闹，他才十来岁，觉得很新鲜，把情况告诉了祖母。尽管挖坟的人动作很快，但是还是没有逃过他同房兄弟的法眼。兄弟找上门去，也分得了一些挖出来的宝物。
         挖坟和后来上门要到殉葬宝物的，都是燕山的后人。
        后人如此，要从他们口中了解祖先的情况，那就是贻笑大方了。关于我的老姑婆的事迹，只能从传说中去推考了。
         村里的老人说：曾家嫁过来的新娘子，还没有满40天，就暴病身亡。父亲则根据老姑婆的两个儿子来过斑竹湾走过亲戚这事推断，老姑婆是生了两个儿子后才去世的，不然，不会有后人到斑竹湾那边去的。
        不管做何等推考，都说明了这个问题：老姑婆去世较早，比较年轻，死在她丈夫燕山的前面。她既没有夫死守节的经历，也没有流芳千古的光辉事迹，为什么能够得以旌表立牌坊呢？使得她的坟墓和牌坊，成为龙回头惟一的村级文物。我分析，这是古代“捐典”的习俗所致。
        中国人受宗圣公曾子所著《孝经》的影响很大，祭祀祖先成了民族传统习俗中最重要的大事。而国人又素有“官本位”的思想，都希望自己的先祖是官宦、是名流。他们或在族谱中牵强附会，自神其话，自光其祖。或是凭借财势，为祖先捐个官职，捐个名分。在祭祀的时候，祖先的身份就不一样了。捐了官职、名分的祖先，在祠堂里，就可以给他放上一坐官轿、一顶官帽。这就是“捐典”，典礼的“典”，祭典的“典”，死了之后捐的封典荣誉。
        捐奠习俗的形成，还是清朝捐官制度泛滥所致。清人做官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正途，就是走科举考试的路子。先考秀才，完了再考举人，举人完了再参加会试，取得贡士的资格，完了再参加殿试，取得进士的资格。进士以后就可以分派官职，派到县里面就可以做七品知县，考中进士，在清朝前期基本上都可以有一个官做，这是正途。但这个正途是很难的，道光之后，中国人口有四亿多，每三年考一次，一次取三百来人，平均一年取一百人，清朝268年取了26846个人，平均一年101个人都不到。大部分人想要做官，或者经过努力没考取，或者努力了，也没考取，怎么办？就是清朝的选官还有另外一条途径，叫“异途”，主要是捐纳，就是花钱。捐纳制度在清朝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它和科举制度互相补充，一部分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一部分人通过捐纳制度做官。捐纳做官的比例在清朝很大，多的时候到60％。只是，靠捐的主要是中下级官员。官位毕竟有限，总有告尽的时候，而且有更多的人试图通过这个渠道挤进官场。供给与需求之间，出现了强大的落差。那么，清政府又有什么手段把卖官进行到底呢？那就是捐纳泛滥。它开始时，有例捐，有常捐。比如打仗，战争结束了，这捐纳就停了；黄河决口，修河，河修好了，河口堵上了，这捐就停了。后来很多例捐就变成常捐，这就越捐越滥。嘉庆道光年间，捐的监生捐了20万人，全国参加会试多者一万六千人，捐了20万个监生，他怎么来考进士？泛滥到什么程度呢？有人总结了十条：一，捐官就是做官。二，捐复。三，捐升。就是升官。四，捐补。五，捐级，捐加级。六，捐衔，不捐官光捐衔。七，捐监，国子监的监生。八，捐正，副职捐正印，九捐减，官犯了罪了，花钱捐了减等，或者减免。十，捐典，典礼的“典”，祭典的“典”，死了之后捐的封典荣誉。
        在我们粮坝曾氏这房人中，对“捐纳”是比较热衷的。特别是鸦片战争后，清廷需要银子，于是大开“捐纳”之门。当时家族经济势力比较强盛，在1853年，就给1745去世的69派祖达一公捐了个八品“修志郎”的名分，还有他的弟弟少舆公也捐了个“九品登仕郎”，他们的母亲马氏太婆，也捐了个名分。这样，在家族的祭祀活动中，祠堂里就有三架官轿摆上了。
         那么69派祖达一公的这顶官帽要花多少银子呢？查相关资料后得知：在乾隆三十九年捐县丞（副县八品），要银子980两。而到光绪二十六年，捐八品县丞就主要210两了。1853年是介于乾隆和光绪中间，估计也就是5、600两银子搞定的。家族传说，当时还决心把职务了弄高点，据说是政策不允许，捐奠不能超过七品的知县，所以只好作罢，让达一公只享受了副处待遇。
       旧社会女人没有做官的资格，就只能捐个孝女节妇，方可以名垂清史。给老姑婆塑碑是在光绪19年，当时要捐个立牌坊的名分，可能也不过几百两银子的价钱，于是，夫家就给他捐了。老姑婆得戴凤冠入土。没曾想，后辈求财迫切，挖了坟，取了宝贝。肥水不流外人田，后世子孙没有义务把燕山公坟里的宝贝便宜了别人，于是当仁不让的先下手了，让她丈夫的坟也毁了。

                            
       四川以前有句俗话:"袍哥人家,绝不啦稀摆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入了袍哥会的人,没有一个是孬种.
       我的出生地龙回头是一个在附近很有名的大院子，“凹”字型的串架房子依山而建，中间的院坝有20米左右长，18米左右宽，加上房子，南北占有8__90米，东西宽有4__50米.院坝的东边是两米左右高的院墙，院墙正对着的就是燕家的堂屋.土改时,燕家4大房人商定,暂时挂在了华武的名下，一直是4大房人的族产.但这房子一直由公家用着,父母到村里时,它被用做了生产队的保管室。
        迁到村里不久的一天早上，父亲闲不住,闲逛到了保管室，他不经意地抬起头，看见堂屋的门框上,挂着一块很大的牌匾，更为惊讶的是,先祖的遗迹竟在这里出现了!
      “ 文昌”。
      “曾庆昌题”。
        曾庆昌就是父亲的叔公,父亲在老家斑竹湾居住时,只知道大姑婆远嫁观音滩，而自己的祖父就是通过燕山姑公的介绍,到了观音滩教私塾.具体地方却不知道，他从这牌匾上判断：这是60多年前,他叔公送给姐夫燕山家族的.父亲一打听,燕山正是这里的人，他的后人就住离这里1里多路的大河湾。得感谢文革来得晚了几年，不然，这牌匾就会被"破四旧"给破掉。那样的话，这一房亲戚的情况就无从得知了。
        我的曾祖父号欣然,名庆衢.欣然公是三兄弟,他在男行中排三。按我们家族的说法:老大大器,老二霉气,老三灵气,更小的就有福气,祖上好几代人都是这样的.排第三的欣然公人很聪明.他估计生在1861年,死时不满60,估计在27年左右。老一辈说，欣然公的天赋高,读书不亚于他大哥庆昌,但贪玩,也爱喝酒,特别是爱开玩笑,这些不良嗜好误了他.
       欣然公还很小时参加县里的童生初试,一下就考得全县的第14名.按当时的考录情况推断:童生考试前50名的,都有把握考上秀才,有秀才名份了,即使考不上举人,也有了功名.在文化比较落后的四川,办个私塾,教些子曰诗云,名正言顺的吃文化饭是没有问题的。但到资洲府参加考试时,临考的前一天,他还在与朋友大喝,结果一醉不起,误了考期,连考场都没有进得去。这个玩笑还不算,到发榜那一天,欣然公虽然知道自己没有份了,还是兴冲冲的去科场看放榜.他看着看着,尿急了,便旁若无人地拉起尿来,这一尿就坏事,尿到主考大人的鞋上,主考一叫,欣然公才发现尿不对地方.洲县那些跟在主考大人旁的官吏大喊大叫:“是那个?是那个?考取了也给我拿下!拿下!”情况查清楚了，是醉后没有参加考试的曾欣然.洲官县吏都很郁闷,拿欣然公也没有招.只是训斥了一顿,让欣然公走人.回家后欣然公还很欣然：“好在没有考上,考上了也会被消!”科场闹了这么一出后,欣然公信心大减,在后来的科考中,一直没有好的表现,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上.他自我心态也没调节好,1893年,大哥庆昌中举返乡时,欣然公对举人哥哥讲：“我嘛,是运气不好!不然,你头上的顶子拿给我戴起，比你还像样点。”还幽了庆昌公一默。
       十六岁那年,欣然公经龙回头的姐夫燕山介绍,到观音滩教私熟。燕山是个乡村比较有名望的中医,生意比较好,不仅挣下了给妻子钠捐的银子,还给自己挣下了价值不菲的殉葬品。
欣然公在观音滩什么地方教书,已经没有人知道。100多边贸易年后,当我追忆这一段往事,推算,他最有可能就是在龙回头这里教书.因为这里有私塾,一直到1940年左右都还在办,地点就在村东北山丫后的老糖房那里.现在,建华他们在那里建了房子.
        十六岁的少年,能离家到70多里的地方去教书育人,在现在也是不多的,而在当时,算是一个奇迹。他在这里教书的情况,已经无从查考了,但从后来这里人的文化修养看,他应该是教德非常一般的.
      在观音滩教书十多年后,他就没有教书了.返乡时,他已经30多岁。从此,没有外出谋事,生活轨迹就应着他给长子取的名字那样：习耕——读点闲书，种点地,以"耕读人家"自居。
       文化在乡村能派上用场的时候不多,春节写付对联,别人死了做篇祭文,这差不多就是文化的全部。据说欣然公做的祭文是回乡八里的一绝,举人庆昌公也写不过他。他的架子也很大,要用椅子来抬,他才去写。他一到了现场,总要先喝上一壶,酒喝得醉惺惺的时候才动笔墨,只有这样,他的文章才写得好,有点“太白遗风”。因为他的名望,他入哥老会时,没用按资排辈,而是一步升天地当了碑木镇"哥老会"的大爷。"哥老会"也就是"袍哥".
袍哥是清末民国时期在老四川盛行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名称，在其他地区被称为哥老会。袍哥会发源于晚清，盛行于民国时期，与青帮、洪门为当时的三大民间帮会组织。袍哥会在清代的四川曾经是少部分人的秘密组织，在辛亥革命之后，它长期成为四川大多数成年男性都直接加入或间接受其控制的公开性组织。袍哥会对四川社会各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在今天也能看到它的很多痕迹。这一特点，是中国其他任何地区都从未有过的。
       在四川的哥老会成员被称为袍哥，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取《诗经·无衣》:"与子同袍"之义，表示是同一袍色之哥弟；另一说是袍与胞谐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哥弟。两种解释大致相同。
       清朝乾隆以后在四川社会中出现的以劫夺谋生的异姓结拜团体，被称为啯噜，其成员被称为啯噜子。他们具有分散性，各群之间没有联系，并在陕南、湘鄂西、贵州、云南等地活动。这些游民团伙平时在各州县场市，或偏僻的道路地区、或在江、河、湖上，带刀抢掠民间财物，并从事赌博、杀人、放火、强奸等各种犯罪活动。啯噜并无严密组织、章程，也无明确政治目标和信仰。
       嘉庆年间，四川、湖北等地白莲教起义时，大批啯噜子加入，有的还成为主力和首领。随着白莲教起义的失败，啯噜子在各地都遭到镇压，但仍然在各地活动，还有不少人渗入到清军与衙役之中。为了加强他们内部的组织联系，提高其生存、发展和与官府对抗的能力，他们逐步大量吸收了早已流传入川的天地会的组织形式与联络办法，或直接与天地会徒融为一家，在道光年间发展成为帮会组织哥老会。
       哥老会成立的标志的开山堂，即一个哥老会独立组织的成立仪式。最早在四川的开山堂一般被认为是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永宁(今叙永)郭永泰开荩忠山，始有山水香堂，以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信相号召。据后来袍哥首领人物的记述:"会盟者即达四千余人，不久荩忠山哥弟遍及各省，而开山立堂者尤以四川为最。"
       哥老会产生之后，在各地迅速发展，南方所有省份和北方部分省份都有它的组织，从总的来看，哥老会的发展有三个特点:1、四川数量最多，力量最大。2、在湘军等军营中发展极快。3、哥老会虽然分布面广，但仍有很强烈的反清情绪，咸丰年间爆发的历时6年、以四川为主战场的李永和、蓝朝鼎李蓝农民起义的基本力量就是哥老会。以后的历次以反洋教为中心的反清教案的主力也是哥老会，如"一绅二粮三袍哥"，就是四川最大教案大足教案的主力.
       最初的袍哥会成员大多是社会底层人员，太平天国运动与李蓝起义失败之后，社会更加动荡，无钱无势者当袍哥袍哥为了求得结援互助，有钱有势者当袍哥是为了控制地方，培植羽翼，也积极加入袍哥队伍。在这种风潮之下，不入袍哥会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
由于参加人数越来越多，袍哥会在四川的各山堂逐渐形成五个有高低之分的堂口，即仁、义、礼、智、信五个班辈，参加仁字堂者以士绅为多；义字堂以商人为主；礼字堂则较多匪盗、地痞和士兵；智字堂多为贫苦农民、手工业者、船夫、车夫；信字堂人数不多，是下九流者，如卖唱、搓澡之流。
       袍哥一般都不以此为职，但也有少数组织者或骨干以此为职业。还有一部份乡镇山区的袍哥会完全就是绿林作风，占山为王，以抢劫为生，这一类被称为浑水袍哥，另外那些不搞盗、抢等以武力掠夺他人财物的袍哥被称为清水袍哥。从人数上说清水袍哥占大多数。
        从清朝中期开始哥老会在四川开山立堂开始，清朝政府都把它视作反清、反社会团体，严加打击，因此人员并不是是很多，到了清朝末期，因社会动荡且政府对底层的控制力日渐减弱，袍哥会人员迅速增加，最后到了半公开的地步。民国时期，因袍哥会在四川保路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再加上民国初期，时局混乱，袍哥完全成了公开组织。发展到最后的四十年代末，据估计全川成年男子有30-50%参加了袍哥会(也有人估计70-80%)。
袍哥会的最初的联络的聚点为山头或香堂，成立一个袍哥会组织就叫开山立堂，山头和香堂的名称就作为袍哥会一个组织的称呼，如莲花山富贵堂、峨眉山顺德堂。后来随着参加人员的逐步增多，聚会场所的变化，袍哥会的组织又改称为码头、公口、社等。
       袍哥会没有全国性的组织，甚至没有地区性的组织，每一个袍哥会组织都是独立存在的，没有依存、隶属关系，但会经常有人员联系。因此袍哥会的数量众多，一般一个乡或城市的一条街道就有一个，甚至还更多，如1949年成都有公口（包括分社、支社）1000多个，重庆有公口300多个。
       到了民国后期曾经有些实力较大的袍哥试图进行合并，达到地区性的统一，如曾由国民政府社会部出面支持，重庆袍哥各界成立了国民自强社，成都相仿成立了国民互助社，但都是只有名义而已，实际仍是独立存在、活动的。
      袍哥组织的内部排行分五个等级，分别称为头排、三排、五排、六排、十排。
      头排：头排大哥即舵头，也称舵把子、社长。另有闲位大哥，亦如一般社会组织的名誉理事，多为有声望的人，也有绅、商依靠袍哥关系便于在社会上活动的，他们挂个名，赞助若干钱取得“大爷”资格，俗称绅夹皮。欣然公应该是闲位大哥.
      三排：又称三哥、钱粮。掌管一社经济及经营的商业（如茶馆、赌场、栈房）。
      五排：又称五哥、管事、红旗大管事行交际、执法等职，在袍哥中最有社会力量，不少为职业袍哥，也有绅夹皮五哥、闲五。
      六排：副六也可称五哥，是一般成员。绿林则称蓝旗，是负责巡风探事的小头领。
      十排：统称老么，有凤尾老么、执法老么、跑腿老立之分。凤尾老么是有家资的年轻后生，可“一步登天海大哥”。执法老么多为流氓凶神，袍哥传堂把守辕门，制裁叛徒充当杀手就是此辈。跑腿老么如茶堂馆、赌场杂务均是。一般老么则是新人组织者。我的外公就是凤尾老么.
       排行中无二、四、七、八、九。"二"是不敢僭越关羽(关羽民间称为关二爷)。"四"是桃园结义如有赵子龙在当为四弟，故虚此席。"七"据说是叛徒，瓦岗寨的罗成，行七。"八"、"九"是忌杨家将八姐九妹之意.
       袍哥一年集会三次：最隆重的一次农历五月十三的单刀会（祭关羽）。七月称中元会，为已故弟兄设祭。腊月称吃团年饭。实则都是为吸收新成员，商谈一些有关香堂内部内部及对外事务。新参加袍哥得有人引荐，在香堂上行叩拜礼，听舵爷赏封“排行座次”，之后就是袍哥了。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接受盛宣怀的建议，收回地方筑路权，宣布铁路国有，将集股商办的川汉铁路路权拱手让给外国列强。由于四川人民对于清政府的股权赔偿不满，反清情绪迅速高涨，四川的保路运动在极短期内如火如荼地迅猛展开。两个月中，全川大多数州县建立了保路同志会，其中有同盟会，有立宪派，但最主要的力量是各地的袍哥，同盟军所依靠的力量，也就是袍哥与新军，四川同盟会负责人熊克武、尹昌衡、杨庶堪、吴玉章等人也都加入了袍哥。1911年8月4日，川西各地袍哥大爷到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袍哥攒堂大会，商议保路反清事宜，决定将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在川西地区举行反清大起义。9月7日成都血案爆发后，以袍哥会为主保路同志军把刻有起义通告的木牌放进沱江河中,向下游的内江,泸洲,重庆下达指令,开始全省武装起义。11月22日重庆宣布独立，成立蜀军政府，张培爵被推为蜀军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12月8日成都兵变之后，各路同志军进入成都，尹昌衡改组四川军政府，由尹昌衡、罗纶分任正副都督，至此，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宣告结束。
       保路同志军起事成功后，四川各地成立了大量的袍哥组织，此时的四川，已经成了袍哥的世界。
       清政府被推翻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前云南督军蔡锷、云南将军唐继尧于1915年12月25日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并即组识约二万人之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分由蔡锷、李烈钧、唐继尧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唐继尧兼任云南都督府都督。袁世凯调派八万人进攻云南，在四川被蔡锷大败。在这此护国战争中，同盟会方面又再次拉拢、依靠袍哥，袍哥武装再次集聚，在各地作战。四川护国军司令部就设在温江、崇州、双流三县交界的袍哥码头刘家濠，司令、副司令、参谋长都是原同志军首领、袍哥大爷。
        按如今的标准，袍哥会最少都要被列为非法组织，甚至是黑社会组织。但民国时期***势力较弱，加上四川政治舞台上中央势力与地方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使得他们常常要依靠、利用这类乡土组织的力量，因此有很多的袍哥头目与党联络紧密，甚至直接为*党办事、提供方便，这些袍哥被称为红色袍哥。如邛州的川军团长王伯高，二十军驻成都办事处少将主任杜重石。
        国内战争末期，国民党部队希望借助四川特殊的地形延续政权，就如抗日战争时一样，把首都从南京迁移到成都，后来又迁到西昌，试图在四川与***部队抗争下去。大多数袍哥大爷都参加了国民党组织的抗拒解放军的武装反抗，五期"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大多是袍哥，各地成立的反共救国军、游击挺进军之类基本上全是袍哥武装。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之后不久，1950年2月，国民党残余力量在川西各地组织了一次叛乱，其主要力量也都是袍哥。后来被作为典型批判的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刘文辉组织策划执行了这次叛乱。刘文彩就是当时当地哥老会的主要干部。
        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以土地改革的方式加强对社会基层的控制、取缔一切民间帮会组织，并且对反抗解放军的武装袍哥会进行坚决镇压，包括给***提供过帮助的红色袍哥组织也都迅速瓦解了，其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此结束。
        本着对组织要忠诚老实的原则,父亲56年参加工作后,在政审中,他如实地填写了欣然公做"袍哥大爷"的历史,这也成了父亲后来"有家庭历史问题"的把柄之一.

        斑竹湾原名叫刘家沟,属内江市东兴区中山乡杨桥村管辖，位于沱江石盘滩南岸。这里是我们湖广填四川的长汀曾氏后裔积聚的一个自然屯。1716年，69派祖达一功帅族从福建长汀县安仁里孝感乡（今长汀县濯田镇安仁村）迁居四川内江沱江乡的的梁家坝后， 引种甘蔗到内江，内江后来才有了“甜城”的美名。达一公的第四子传桢后人曾昭极在1820年左右迁居到斑竹湾。昭极公当时在这里购田16亩，土40亩，并开设堂房、漏棚，曾昭极为斑竹湾曾氏始祖。他一家人买下了一个村,在以后近200多年的时间了,整个村子都是他的后人,而且曾姓占绝大多数,外姓也是女儿家的后人。其长孙庆昌世居斑竹湾，一生著述很多，曾去福建续谱，是三修谱的主要组织者，在内江县志上有他的事记。
       斑竹湾在中山乡府北面5华里左右,村子坐东朝西。太阳早上从后山升起,晚上从村庄对面的山坡落下,对面山的那一边,就是沱江。当时为了便于运输，曾氏族人的庄园都是临江而置的。村子的东西南面都是被丘陵山封闭着的,三山之间夹着一片水田,田的两边,住着20多户人家。当年,昭极公到这里时,这里斑竹很多。可能为消除刘家在这里留下的影响,便给村子取名斑竹湾。他不起名曾家湾,也许是出于对曾家入川后的始居地梁家坝的尊重,不以曾家冠名住地，表明这里是支,梁家坝是干。
       昭极公育有 五子:宪孚、宪延.宪龙.宪祖.宪珍。 最小的儿子宪珍号用之。他在58年时已经80多岁了,估计他生于1872年前后,而他的侄子曾庆昌生于1857年,比他大十多岁,这样推算,照字辈先祖可能聚过两个妻子。后人谈到曾庆昌时讲：家有三代功名,书香门第的说法,昭极公和他的长子宪孚公都考取了秀才。他带着一家人到斑竹湾后，在村子对面开了糖房。过了80年左右，子孙分家，曾家才开始衷落下来，分糖房的时间可能是１９００年，用之懂这事。
       长房长孙曾庆昌大约在２７岁考中了秀才，经过两次考试，不曾中举。这时有个风水先生从南方的隆昌上来，自称他是循一条龙的龙脉找到斑竹湾的。他发现，斑竹湾的后山上叫三块碑（有三个墓碑）的地方是龙头，而肖家的祖坟三块碑只在龙头的边上，那龙头到这里却向沱江河所在的西面略略偏了一点，肖家还没有埋正这块风水宝地。于是庆昌公在风水先生的指点下，将祖父的遗骨埋在偏过来的龙头上。坟山埋得好，庆昌终于在（１８９３）３６岁时中举人，曾家复兴的征兆已现。
        围绕这条龙还有一个姓易的家族，易家在三块碑脚下的田中央埋了祖坟。这块地方高出地面，有1亩多宽。风水先生讲：那里是龙须伸出去的地方。易家埋坟在此，他们的后人发达了，开糖房，买地方。而龙须被压，龙头就摆过不停。曾肖两家如果不想办法，龙可能就要走。曾家虽已经发达，也担心好运不长。而肖家祖坟葬龙头却贫困依旧，于是联合曾家找易家理论。易家并不理会，这下火了曾肖二家。在风水先生指导下，俩姓人在三块碑下距肖家祖坟１００米处安上石碾，请道士做法，加牛拉碾倒碾三圈，据说就将龙须碾断了。曾肖两家皆大欢喜，特别是曾家，各种祥瑞不断现，最有名的就是饭头被龙惊吓一事。
        以前，做饭的叫饭头。有一天，曾家糖房“饭头”(厨师)早上起床做饭，抬头一看，在村南山老麻土的悬岩上（现在令奎的屋基后面），见到一条水桶粗的大蛇，它伸出头到３０米外的弯田里喝水。“饭头”一惊之下，吓得说不出话来，晕到在地，经过抢救后才活过来。
        易家在田中埋的那坟曰“金线吊葫芦”。在三块碑向北方的第一座山上的山岭中间，有一个小盆地，唤着“金盆地”，易家也有祖坟葬在这里。易家得了“金盆地”，有钱了，不过，他们更看好“葫芦地”，因为这是龙脉所在，是要出皇帝的风水宝地。曾肖两族人把龙须一碾，易家自然气不打一处来。找俩族人理论，没有结果。易家也请来风水先生，查出龙的七寸在中山庙乡府所在地北侧山背下岩石中。易家人马上组织几十个石工，在那里长年累月地打石头，以斩断曾肖两家的龙脉。过了很久，岩石被打出了３０来米长、６--7米宽、8--9米深的一个大石坑,还未见什么动静。为了支撑这一工程，易家的糖房田土都快卖完了,最终，石工也养不起了,准备草草收兵。那些石工觉得老板平时待自己不薄，为表谢意，决定免费给老板干半天。半天下来，还是没有动静，石工只好收拾工具回家。有个石头在路上发现自己的钻子丢了，便回去找。刚接近石坑，他突然听见坑右边（东边）有人的声音讲：“他们这样拚命也没有打到我们！”易家听说后，铁了心，借钱组织石工再打。终于，打出一条有水桶般粗的地瓜藤，石工们用扁钻将它切开，那藤又自动地生到一起。后来，石工们借了把锯子一锯，那分开的藤便合不上了。于是，曾肖两家就被断了龙脉，曾家复兴的希望又渐渺茫。而易家，为打“龙凼”耗尽了家财，也衷败下来。

     斑竹湾曾氏最有名望的是庆昌公,1857年生,县志上有他们记载,因为他上了县志,也修过县志,现在我还未见我们这房的谱,家族其它先辈的生卒年,都是依照他的年龄来推算的。
     93年版的<内江县志>记:曾庆昌,字仿文,龙门镇梁家坝人,1893年中举,学识博,善思考,著述多,蜚声学坛。1905年与人续修<<邑志>>,1906年掌内江书院。民国初年任教于内江中学堂,师范学堂,1914年与人共修<<增续内江县志>>,1925年再修<<内江县志>>。庆昌得高望重,学中人称曾老夫子,箸有<<经缀>>、<<朱缀>>、<<子缀>>各四卷。<<选缀>>三卷,<<汲家逸书增注>>、<<曾子集注埔释>>`、<<曾子集语>>、<<故尚书非伪辩>>、《曾子世家》、<<曾子年谱>>各一卷。<<穆天子传增注>>、<<平定教逆日志>>、<<鉴前确记>>、<<史记引古建异录>>、<<农家要略>>和<<竹合诗>>各十集。
     庆昌公这些箸作都是研究古代文献的成果。100年后,为了把曾姓由来弄清,<<左传>>、<<春秋>>、<<史记>>两、三部书已经让我焦头烂额。试想当年庆昌公完成那些箸作是何等的不易,后辈岂能仅用“高山仰止”一词,便可表达尽缅怀之情。当然,他有着时代的局限,从族谱上他做的叙看,也有愚腐之嫌.他的叙,几乎是句句用典,让后人惨不忍睹.我更庆幸的是100年之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一些未被人知的历史也被发现了,对于曾氏人而言,特别是曾候乙墓的发现,为曾氏的起源又增上了新的一笔。随洲的曾候乙是不见史籍的,庆昌公也罢,比他更“夫子”的国藩公也罢,他们都不知道曾氏有这么一段插曲。
    庆昌公为人正派,爱助人,善良,中举那年，在康有为“公车上书”时签过名。1918年4月,同宗的梁家坝体方公任县西区团练司令,。1920年9月滇军顾品珍部欲攻梁家坝,当时风传梁坝团练为“梁八团”,以为曾家有8团人马,慌了神,由体方公带人提走不少枪支。当时,朱德是这个军的长.
    体方公有“处杀权”,对土匪多用铁血政等,有“曾剃头”的外号。杀人7.800,一有嫌疑人被绑送至梁家坝,几乎都杀了。惟一一次发善心是在市区大中坝那边的落魂桥上(现在的内江大洲广场附近),当时体方公见一个小土匪年青，长得也可爱,不忍心，便给钱让他走人。小土匪在城里转了几圈,却找不到路出城,又回来找体方公问路。体方公叹了一声：“看来你还是该死。”就当即把小土匪毙了。当时土匪也多是穷人,大家想劝体方公不要杀心太重,又怕他的枪杆子不认人，便请庆昌公出面劝说。大家都是汀洲曾氏的后人,庆昌公人气又比较旺,体方公年青,还是听了老夫子的权,剿匪时讲点政策了。现在<县志>上有体方公的事迹,可能也是庆昌公见体方公能知错改正,把他列上去了,也算博了个“青史留名”.体方公1923年病死,39岁,传他的后人在重庆。当年，庆昌公、体方公一文一武，给曾家挣足了面子。
    庆昌 公是注选知县,当过内江县参议会参议长。内江的糖房老板因为糖税的问题要找省长交涉,由于庆昌公有名望,又是糖房的世家子弟,大家请他出面。庆昌公到省里把问题交涉好了，减了不少税。 糖房老板们给的草鞋钱(路费、辛苦费)还节约了不少,于是在碑木镇新桥坡附近买了田,每年可以收租谷六担。按家父的推算：当时一亩田产谷400多斤,一担谷为320斤,六担租为1920斤,按35%收租算,可能有10多亩田,加上斑竹湾祖业的2亩半田,4亩土，家里地方宽了,便请张正梁的做长工。这一买一请,40多年后,给他的孙子们弄出了一个地主成份,又过30年，后人才得以翻身。而我的推算，一担谷至多是200斤，可能不到10亩地。
    今年春节家父70生日,庆昌 公的长孙媳到我家来,讲新桥坡只有10亩田,而且还经常受不到租谷,地主当得很冤枉.
    庆昌公去逝具体时间,家父亲讲:庆昌公是从县回来养了2年病后才去逝的,这样与<县志>记载"25年病重."就推出他该是在27年病故.但与其龄相推,又不相符。家父记得他死的时候是68岁,应在25年。可能是他病后在斑竹湾养过一段,又出内江编县志,死于25年。庆昌生子台章,台章生祥珠、祥贞、祥驹。曾台章娶了碑木镇张仲孝的妹妹为妻。张仲孝在县志上有传,他在1935年前后任过酉阳、眉山等地的专员,48年弃官回镇上的荣关中学当校长。台章长期在仲孝身边工作,大概在四几年病故后,运回斑竹湾安埋。

     我们梁家坝曾氏一直有"亏二房"的传说,据说:68派祖兴禄公(字志沂，号老沂)落棺下葬前,测量地理的阴阳先生说；“三房后人中必亏一房。”二房念生公说：“亏就亏在我房，我房的人只要有碗饭吃就行了。”我祖达一公和三弟的毓承公（字承典，号绍舆，登仕郎)兄当即议定：长房、三房每年共同向二房补偿白银五百两，以补其亏；但三弟兄都去世后，后人不再承认补偿；由于迷信，二房的人失去了发展的勇气和机遇，二房后人打渔使船的多。直到解放后，因为长房、三房后人家庭成分多数有问题，有出路的不多，二房到出了不少人才
    这次见族谱后,我才清楚,庆昌公二弟是庆粮公.已经不知他的号是什么了.家父听说他的学问一般,不过对<<资治通鉴>>比较熟,也爱与人讲古,后人们常回忆起他讲<通鉴>的情境。同时，他还爱练点功夫.曾家试图在武举上突破的也不乏其人.在同宗聚居的倒碑村,父亲还见过他们练功用过的石锁.
    石锁是用坚石凿成古铜锁的形象，重量不一，大小不等。石锁分为锁身和锁柱两部分。锁柱为手握处，举的方法较多。单手挺举的动作要领是两脚站立，将石锁放于体前，握紧锁柱以两腿用力蹬伸的力量将石锁举至肩前，再将石锁从肩前向上举起，手臂伸直后即算成功。可以根据上举次数多少取胜。另一种是单手摆举。动作与挺举相似，右锁须持放在两脚之间并靠体后，用手握紧锁柱以全身力量将石锁向前上方摆起，直至上举部位，接着两腿并立为一次成功。可以连续摆举，下落时屈臂至肩前再放下，但不脱手。竞赛时以连续上举次数多者为胜。再一种是单手三指顶举（拇指、食指、中指）。预备势是双手将石锁举至肩上再用三个指头的力量将石锁向上推起，至手臂伸直后方算成功。举石锁的方式较多，有的用双手各持一石锁同时上举，有的用单手或双手持小石锁左右旋转舞花样摆动，也有的用一至二公斤的石锁以双人或多人抛接练习。它能增强人体的力量素质，是锻炼身体的有效方法之一.也是武举的比试内容之一.
    武则天当政，在长安二年（702年），首次举行“武举”考试，考试内容为各中射箭技巧，以及马术、负重等等。清朝入关当年就举行武科举考试，用以笼络汉族好勇斗狠之士。以后一直与文科举考试同期，每3年举行。凡通过基层考试即获得武生资格（俗称武秀才），可以参加武乡试，另外绿营兵丁也可以报名参加乡试。通过乡试的武举人，以及绿营的千总、把总，通晓文义的可以直接参加会试。会试及格后进入无淘汰的殿试，排出三甲名次，一甲3人，和文科举一样有状元、榜眼、探花之名。首场马射，二场步射、技勇，三场考策、论。
    清朝通过这一途径成为军官的人不少。据张仲礼《中国绅士》一书的统计，18世纪末清朝军队中有将近13%的军官是武科举出身。如鸦片战争中著名的“定海三总兵”，葛云飞是1823年武进士，王锡朋是武举人出身。
    从梁坝曾氏在太平军起的那年，就兴建清平寨以自守来看，我们这一族人尚武的也不少，一方面是为了蒙出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保。天下未乱蜀先乱，清中期后期直到民国，四川的匪祸没有断过。难怪曾家要有冲击武举的举措。
    可能是练功不得法,亏二房的说法在庆梁公身上也应验了.庆粮公在40岁左右病死,他没有亲生子女,抱养了三弟欣然的第二个儿子服远沿袭了香火。

      我的74派祖宪孚公的基本情况老人懂得不多,只知道他是个秀才,他有三个儿子和两个以上的女儿.他的三个儿子按后来的发展,可概括为"一文一武一大爷".文是长房举人庆昌公,武是二房说<通鉴>举石锁的庆粮公,大爷就是我曾祖父欣然公,他是袍哥大爷。宪孚公留给后人比较清楚的遗迹,就是他们那代人仿照客家民局围龙屋扩建的清平寨.它是旧内江县五个著名寨子之一,在地方志有对它专门的记录.
      围龙屋 又简称围屋，是客家民局的最有特色的建筑之一,它的建筑格局是融合了北方城堡和四合院住宅的的组合.是客家人南迁后出于保卫自身安庆利益的产物。
      围屋是扩大了的殿堂式建筑。其主要特点是后围建成马蹄，叫“围龙”，一般为一条围龙，甚至有多达二三条围龙的大型围龙屋。 它与北方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式，和云南的一颗印，合称为中国民间五大传统民居建筑形式。他的建筑和设计艺术之独特，给客家地区带来了浓郁的乡土风情。人们说，围龙屋充满了客家人的客味。
      关于围龙屋，《兴宁东门罗氏族谱 ·礼俗 ·居室》载：屋之后一层，自花胎前起，左右放间，渐次斜转，围至龙厅，或一层或二层，因地形而定，称曰围龙房屋。“其主要部分如下：
    龙厅：围龙房屋之中心一间，正对祖龛神龛者，为龙厅，其厅常为屋人所公有。
    花胎：龙厅以下，祖堂以上，填其地为斜坡形，意谓地势至此，变化而有胎息。
    上堂：其中设木龛一奉历代祖先神主，故通称祖堂，岁时具三牲，以祀祖，遇有吉凶事，以牲牢享其先人，均在于此。
    中堂：较上下堂为宽广，两边立柱以架巨木，曰官厅架，有六柱者，有八柱者，其柱昔多用木，近多以石为之，屋中人有大喜庆事，行礼宴客，均在于此。
    下堂：前为大门，为公共出入之地。
    天阶：上堂中堂及下堂之间，均有之，谓之天阶者，其上不覆瓦，能受天阳，而四周均为檐阶也。
    南北厅：两南北厅者，多在上天阶左右，四南北厅者，则上下天阶之左右，均有之，此亦为公有之地。
    花厅：两花厅者，多在下堂房间相连之左右四花厅者，中堂下堂之左右，均有之，此为屋人应酬宾客之所，故屋中房间可分为私有，而花厅必归于众，厅中有通透房间及卷屏与否，因屋制而定。
    门廊：户门内之廊。
    骑马廊：横屋与正堂屋之间，或围龙屋与横屋之间，上起横栋，其下为廊，俗称过道廊。
    后廊：后栋正屋与横屋最后二三间房位相对之处，上起横栋，其下为廊，俗称基督廊。
    伸手廊：左右横屋各伸出二间或四间，其中安设斗门，俗呼其门廊曰伸手廊。
    正堂间：上中下三堂相连房屋，俗呼为正屋，或呼为正堂间。
    横屋间：有两层横屋者，曰内层横屋间，外层横屋间。
    围龙间：有两层围龙者，曰内层围龙间，外层围龙间。
    枕杠间：上堂后面一排横屋，呼为枕头杠，围龙屋鲜有为枕头杠者，惟棋盘屋，则多有之。
    老人间：凡男妇年老病危，至弥留之际，其子孙即抬于是，以俟其终，此无特别建筑之房间，或以上堂正间为之，或以南北厅及其它一间为之。
    浴室（与）厨房：初造时常以花厅附近，择其地，为特别之浴室，左右横屋之余内选出一二间为合适之厨房，及后丁口浩繁，各择便当房间为之，不能限于一处。
    角楼：于左右横屋之角，坚竖高楼，或二座，或四座，此为防匪劫掠而设，故上下均开炮眼，以便施放击敌。
    楼棚：角楼之棚，不许私人住眷，及安放家私，以便有事时，众人得以登楼御敌。
    房棚：各房均以木板棚其上，以安置家私或稻谷，及其他杂物。
    禾坪：大门户门以外，划地为长方形，砌以碎石，铺以灰沙，荡为平地，收获时，于此打稻晒谷，俗称禾坪。
    池塘：禾坪以外，划地若干亩，掘为深地，以供洗濯，并畜鱼类，俗呼为门口塘。
    围龙屋就其形状来看，隆起平面是画一个大圆圈：中间是一条十几米宽的大灰场，其两个半圆，一个是屋舍，一是池塘，屋舍后面是竹、树木包围，而池塘前面则是菜地。
    围龙屋有大有小，小者有一围，屋前设有大门一、小门二，可住几十户人家；大者有数围，屋前设大门一、小门四或六、住百多户或数百户人家.
     围龙屋的大门两旁，设方形石座，有的设石狮。大门进去则是下厅，过天井之后则是上厅。如果是大围龙屋则下、中、上厅，中、上厅间又是一天井。而上厅是毫无例外地安置祖宗牌位，年节时全屋人（包括已迁新居的）都在此祭列祖列宗。上厅后面设有一神屋，安放各后辈先祖牌位，按世辈高低而排列。两旁小门后亦有对称的小厅。上厅后面有一大片露天的地方，也铺上砖石，叫“背胡岭“或”花胎“。收获时，“花厅”和屋前的禾坪都是晒谷的地方。
     有些围龙屋把门前的禾坪周围也砌上高高的墙，在两端各开一个大门，叫“斗门”。围龙屋是由一座弧形或方形的辅助建筑物，像城堡一样将主体住宅包围着的建筑。屋内布局“三堂四廊，九井十八厅”，进深三座高堂，以天井和屏风墙隔开；横向是四排住房和过厅，坐落有致；后面由一排排列成半圆形的房屋围成天井，叫“花头”，屋内房间数十百间，可以住上几代数十百户人家。整个围龙屋多靠山坡而建，前低后高，自成阶梯形，最外围墙筑得很高，窗子开得很小，显得壁垒森严。从低处往上看，围龙屋层层叠叠，有盘龙之状。它把生活起居，辅助劳作和饲养加工等统一在住宅内部，同时各个部分又互不干涉，显得协调而又和谐。人们说的围龙屋的客味，其精髓就在于此。
      达一公三弟少畬公后人为避匪患,于咸丰四年至咸丰八年在现在的中山乡水晶村(当时属龙门镇,解放后属水晶公社,后划归中山乡)沱江边的小山上,按客家围龙屋的建筑格局修建了清平寨，因小山像一只趴着正在俯视江心的猫乡间叫猫儿寨。后来,家族以寨子为依托,也在那里建了房子,74派祖宪孚公那代人是参与了后来的寨楼建设的.他们的建设资金除了各房人摊派外,家族祠堂的庙产也是资金的重要来源.
      自太平运动兴起后,四川匪患日趋严重.到石达开入四川时,家族对他的恐惧不压于"剿四川"的张献忠,家族开糖房积累的财富就是在这样的战争准备中慢慢耗尽了.到解放后,家族没有了战乱压力,各自到寨子上把名下的那部分建筑拆了.父亲见过大人们从寨子上搬回来的木材,砖瓦.可能也是政府为防止民间家族武装利用寨子,与政府做对,形成军事对抗,故要求拆除了它.
      据老人们回忆,清平寨寨墙坚固，主寨门南门有石梯直通江边，寨子上四个制高点设有炮台，各安放一门大口径铁炮，四个寨门上各安放一门小炮，寨子后坡用乱石设置有故障，此寨险峻，布置有交叉火力，道路和易攀登处被火力有效控制，易守难攻。寨中有五个饮水池，由建寨时取石而成。猫儿寨老房子前面有长形水池养鱼，水池上有三座石拱桥，还有荷花池、假山，有多角形亭子格式的花厅，花厅四周是用嵌有压花玻璃的雕花门围成。老房子中有祭祖的神堂，堂中供奉祖宗的牌位，还有三顶红顶子，这红顶子中的两顶应该属于达一公少畬公。他们分别被后人捐了八,九品官.另一顶据回忆可能是一未做过知府的老辈子.
      可以看出,这个地方是家族除梁坝外另一重要基地.

                        糖房   蔗奴
     斑竹湾曾氏始祖为73派的昭极公.从后来四乡八里人们传诵曾家三代有"功名"的话分析,他也是个秀才.他在斑竹湾安家,主要是看中这里距沱江的石磐滩仅一山之隔,便于蔗糖的运输生产.所以他在这里建起了糖房和漏棚.
     糖房只能生产沙糖水糖,而漏棚则是在此基础上生产白糖.真正利润高的,是生产白糖,那时候白糖一斤能换四斤大米.故内江有"糖房漏棚,子孙不穷"之说.

     中国经济史载:制糖业  也较多地分散在农村的手工业。四川的糖房，广东的糖寮，台湾的糖廍，“各就田园设厂”。台湾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蔗车达到三百八十张。四川内江在十九世纪初，沿沱江两岸，“自西徂东”，也有不少规模较大的糖房。

     土糖的生产是客家先民的一项传统的手工工艺，它体现了客家人的勤劳与智慧。在明中期,白糖的制做技术从印度传入我国的福建,生活在那里的家族先祖,自然能较为充分的了解它.这就为后来达一公引蔗入川制糖提供了技术基础,到了一百年后 昭极公这一代人,家族的白糖生产已经处于顶峰阶段了.家传:内江糖房漏棚共三千多家,梁坝曾家就占了一千多家.就是指这一时期.
      在现在看来,传统白糖的制作，是相当的落后,工人相当的辛苦.解放时,沈从文曾经到内江白马镇曾氏家族的糖房调查,他在文章中感叹过"蔗奴"的痛苦.文革时,他反复以此说明自己对旧社会阶级压迫的痛恨,以表示自己觉悟早就提高了,造反群众不应该揪住自己不放.其实,这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蔗奴"是糖房里技术最高工资最高的"过搞匠""白糖匠",他们的工钱一天是三到四斤大米.最差的是给糖房割草的"老幺",他们每一天只有半斤米."蔗奴"是老板也不敢得罪人的人,他们一不高兴,出糖率就低,老板还要亏本.
      最先由达一公从福建请来的两个"蔗奴",他们把制糖技术转到了四川,家族对他们一直礼遇有加.他们的坟墓200年来一直受到家族的祭奠,直到1958年,政府为修路,他们的坟墓才被工作对平掉.
      当时制糖全部是手工操作，靠畜力或压榨，设备较简陋，工艺也较简单。每年秋末冬初，甘蔗成熟之时，甘蔗被送到糖房,先由"过搞匠"压榨提汁。压榨提汁主要由两个直立石柱为压榨辊，以畜力(黄牛)为动力。人工将甘蔗送入两辊之间挤压，榨出蔗汁来。然后甘蔗汁水则顺沟流进糖房内低处的一口大缸。由"泡子匠"煮蔗汁,"泡子匠"将榨出的蔗汁经粗滤布过滤后，倒入第一个大的煮糖锅加热，放在木桶里沉淀一小时后待用。然后把沉淀后的甘蔗汁水放入第二只锅内开始熬糖。每只铁锅依次代表了熬糖的各个蒸馏阶段，每只锅里都热气沸腾。最前面大的那只锅里汁水最多，滗出来的杂质也最多。最后也是最小的那只锅里的汁水最稠，熬到一定时候就变成了金黄色的糖浆。翻着气泡的糖浆被舀进一个木质的平台上，糖浆一边冷却。家族糖房煮蔗汁主要使用煮（熬）糖灶和九口铁锅，榨出的蔗汁经粗滤布过滤加热时，其间不停地搅动，并掺入石灰粉或蚌壳灰粉，待达到一定温度时，即可起锅，倾入底部用稻草塞住小孔的专用瓦罐内冷却凝固，即成砂状之粗制糖，又称料糖或钵子糖，若进一步加工，即可生产各种糖品。 从蔗汁到红糖之比是6：1，就是6公斤的蔗汁，能熬成1公斤的红糖。一天一夜（24小时），一个糖房可制糖5000斤。而制成白糖就要将糖浆引入漏棚,由"白糖匠"按比例掺入黄泥浆水,沉淀下来的就是白糖了.
      按<内江糖蔗史>一书的统计,内江的白糖产量最高时曾占全国产量的49%.这种产业优势,让当地土比田的产出效益要高.在斑竹湾那一带,人们到现在还有用甘蔗产量来作为土地面积计量单位的.他们还习惯的把一亩土叫做"五千土".因为,5000就是当时每亩甘蔗的通产.
昭极公应该是娶了两个妻子,因为他5个儿子中,最小的比他的长孙庆昌要小十多岁.他生育子女大概是在乾隆末年到咸丰初年.从一家繁衍成五家,人口增殖了五倍.而同期四川(含重庆)的人口从800增长到4000万,成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有的学术文章认为是移民的因素,从我家族实际看,不是这么回事.四川的确个养人的地方.
      也是太养人了,人口增长过快.糖房的收入后来被用到了修山寨防土匪,生产规模没有能及时扩大.到英国人输入加勒比地区真正由"蔗奴"生产的白糖时,家族糖业迅速没落,到我祖父那一辈是,家族已经没有多少有钱人了.
      加勒比地区糖业工人,他们从事糖业生产后,平均只能再活五岁,他们才是真正由"蔗奴".这也是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打败封建主义家族经济的重要原因.

  
    我的72派祖为广祚公，他的那一代人,对今天最有影响的事迹就是到南宗 赴局续谱.
    清状元骆成镶叙四川内江梁家坝曾氏谱载:
   "晋康先代系出伟裔，有元之季，由豫入闽。康熙中，更自闽迁蜀。道光初，赴局续谱。经衍圣公详核，给印存其副本。"
    晋康应该就是广祚公的曾孙庆昌.
    梁坝的老人们传言:梁坝曾氏大有发展之后，便派人前往江西南丰县曾氏南方总祠堂联络归宗，这是大迁徙后的各支各派必然要做的头等大事，由于没有带族谱，总祠堂不予承认，这一次没有联络上。去的人回来后在少畬公房家中找到族谱一部共七本，带上族谱再去就联络上了。
    而我从家谱上看到这样的记载,"嘉庆中，衮世祖芝裔转入湘之宁乡者，曰衍咏。"到南宗 赴局续谱应该是去湖南的宁乡,在民国21年刊印<武城曾氏三续族谱>的目录后,附有"衍咏公"详核的内容,与南宗当时的宗子是相符的.
    曾姓分东宗南宗有其深刻历史的背景.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曾姓十五派祖关内侯曾据因耻士新莽，带领全族人渡江南迁，此后千余年，武城无曾，以致墓穴荒毁。如公元1316年（元延祐三年），翰林学院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程荣禄呈中书省礼部的《准设武城书院咨文》称：“曾子南武城人，本处无曾姓，散居四方，迁吉安府永丰县者千余人，皆读书为士。”到1465年（明成化元年），山东守臣上言：“嘉祥县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东麓，有渔人陷于穴中，得悬棺，碣曰曾参之墓。”1506年（明正德元年），“山东按察司佥事钱宏遍访附近乡里，访得曾姓一农夫在深山中，询之莫辨，未几而殁”（以上均见《明史》卷284，传172）。上述的明凿记载，充分说明山东武城无曾。
    鉴于曾参传孔子之道，对我国的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朝廷重视，到明嘉靖二年，朝廷求访嫡嗣（所谓嫡嗣，是指正妻（嫡妻）所生的长子，即大宗子，叫嫡嗣。长支叫大宗，次支叫小宗。明嘉靖皇帝寻找曾子的后裔守墓，最根本的就是一条就是要嫡嗣。）    归山东守墓，从而引出东宗和南宗来。
    而东宗南宗是这样确定的:
    唐时，三十七派祖曾庆生二子：曾伟和曾骈。当伟.骈二公再二十三传至五十九派时已是明朝中期嘉靖年间了，中间相隔700余年。是时，适值朝廷寻找曾子嫡嗣回山东守墓。但山东武城无曾，于是又派员到江南访求嫡嗣为奉祀官，回山东主宗事。当时，长房伟公的后裔五十九派曾潮瑶是宗宋的嫡孙，按照宗法应由他归祀山东。但他以久住南方为由，不愿归山东主宗事，让给长房其他叔侄，但均以亲老不愿北行。于是不得不具结让给小宗骈公的后裔五十九派曾质粹，结果质粹以小宗祧大宗的身份，与嘉靖十二年奉诏袭嫡嗣，东归守墓，从此，骈公的后裔在山东成为大宗房（当年随质粹东归的还有才英公，他的后裔叫甫武房）。于是，在曾氏史上同时存在两个大宗房，而真正的大宗房伟公的后裔，却仍然居住在江南.从明至清，又经过了250余年，为解决这个矛盾,到嘉庆年间，才由长房伟公的后裔六十七派曾衍泳，以子圣（宗圣公）不掩父贤（曾点七十二贤）为由，层转朝廷，请准建莱芜侯庙于湖南宁乡县，由长房后裔增袭翰博一名，在南方分承宗祀。并把山东奉祀官的世系叫做东宗，在南方奉祀点公的长支世系叫做南宗。
    不难看出，东宗.南宗是封建社会宗法制度重大宗的思想产物，其实质是用东.南二字来区分是识别大小宗而已。族谱《例言》清楚地说：“每支冠东.南两房者，重大宗也。”
    因为南宗世系的缘故,曾氏族谱权威在南宗(湖南宁乡麻田)，历代族谱均由长房宗子管理。在明代五十九派质粹公东归，后来分了东、南两个大宗，旧谱依然留在南宗。至清代东、南两大宗共同成立修谱总局，其地址也是设在南宗所在地宁乡麻田，历年修族谱的档案均在总局。东宗只是监管，并不直接修谱。全国曾氏圣裔大部分是由南宗管理，只有明代奉旨回去山东武城守墓的这部分后裔是东宗。南宗族谱的管理是最为全面完整的，受东、南两宗宗子直接领导的，也就是族谱权威。
    但是江西三溪谱局四十余房曾氏曾对此持有争议，据《武城曾氏续修大成族谱》记载：三溪谱局先后聘请东宗衍枢公、兴烈公等权威协助到上模、吉阳等地查阅老谱，证明庆公有五子而不是二子。而伟公名下之长房，在三溪谱《武城曾氏续修大成族谱》上所载的贞博房比南宗总局所述之“长房”更具长房特征，只是当时贞博房人丁、名望不如主持南宗宗庙的房派大，无力抗争耳。因此，南宗总局之谱虽具权威，但仍存可疑之处。
    尽管曾经有分歧,但我们梁坝曾氏的谱系还是被东南宗同是认可了.而且,我们这一支到第52派南宗宗子巽申公时是长房,不知何故,53派南宗宗子却立了二房的如瑶公.才与宗子无缘了.我们应该是南宗较为直系的一支.多数的曾氏在34派就与宗房分开了.也是这个缘故,我们的辈份才比较低了.
    比较南宗与江西三溪谱局曾有的纷争,对照家族的传说,有可能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广祚公那一代人最先去了江西三溪谱局,他们也认可了.但没有被南宗承认,后来才去了宁乡,最终完成了续谱.因为很难设想,到祠堂续谱,会找不到族谱就上路了.
    家族传言:斑竹湾庆昌公曾经去江西续铺.但我看谱上没有这个记载,如果斑竹湾有人去,最有可能就是广祚公.
    广祚公的生平现在还不清楚,他只有一个儿子.从70派传桢公葬龙门镇西二里左右的尤家坨村,配张氏葬内江西林寺宋家冲的族谱记录分析,"葬内江西林寺宋家冲",似乎传桢公的后人中应该有在内江西林寺宋家冲生活的.到1958年又迁传桢公墓到斑竹湾看,尤家坨那里应该没有同宗了.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传桢公的儿子和孙子曾经搬到了县城,或者做了与糖业有关的生意,如"糖行户",或者,在那里教书.
    西林寺在内江市区的东面,这里有个很著名的花萼书院,家父回忆:庆昌公曾经掌花萼书院,地点在岛湾,就是达一公入川第一次买下的哪个地方.而县志记庆昌1906年掌内江书院,内江书院是在南门那边,是现在内江二中的前身.
    西林寺现在是内江的风景名胜,张大千的纪念馆建在那里.据说,李白曾在那里写了这首<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
                      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
                      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
                      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
                      萧萧班马鸣。

     我的71派祖纪辉公是70派祖传桢公的第二个儿子,72派的广祚公又是纪辉公的第二个儿子.家族素有"亏二房"的传说,所以广祚公就只有单传一子昭极公,为斑竹湾曾氏始祖,斑竹湾曾氏在民国期间就衰败了,也许就是上辈接连两代占二房给亏了。不过,正好是这一代人是单传, 让我对着影印族谱的<名表>,一下子就把家族世系搞清楚.而持有他的主人,自己琢磨了近20年,去逝后儿子又接着琢磨了一年多,还是没有个头绪.想想,子孙太多,谱系当然容易出乱.结果没有一个子孙识得祖先名讳,也是一种悲哀.当然,造成这种情况最直接的原因还是阶级斗争,破四旧,让族谱难保.也许,这是民族文化最后一次的摧残,也许是最严重的一次.我们的家族世系没有被中断,也是大幸万幸.
     能从<名表>上辨清世系,还要归功于父亲的口述历史.从他的口中,我弄清楚了73派以后的具体家世,两相对照.问题就迎刃而解解了.
     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美国作家唐诺·里齐（Donald A. Ritchie）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一书中给了一个学理上的定义：“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汇集传记者谈自己关于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的一些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就是一个准备完备的访问者对受访者提出问题，以录音或影像的形式问答，当然，同样会整理成文本，以便于流传”。
     中国自古以来存在着口述历史与口述神话，从中推断里齐的定义是十分片面。真正的口述历史并不像他所描绘的那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处于被动讲述的状态。所谓“被动地叙述历史”，即在别人的选择之下叙述历史。从传播学的角度上来说，每个人都是信息源，如果有史料可述，通常也会在日常生活中、以各种形式将它叙述出来，不是一定要等到有媒体或类媒体来采访。一切历史都是残缺的历史。真相如果不能进入公共领域，就难免像“祖传秘方”一样失传。我们今日所见“通史”、“全编”不过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如马斯洛所说，“整个思想史就是说人性坏话的历史……我不认为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精神”，“历史只是抽象的统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来“不被选择地口述历史”便成了历史叙述进步的关键。
     哥伦比亚大学的王际真教授曾经批评那些写“自传”的人多半是自己“卖膏药”，“胡吹一通”。王的逻辑出了问题——通过自传“吹牛”并不是自传出了问题，也不是吹牛出了问题，而是“只有一个人吹牛”出了问题。
     基于这点认识，我们相信，一个社会的诚信只能靠“互相纠正”来争取。没有这个可以互相纠正的前提，让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来遵守诚信是绝不可能的。所以，如果天下人都来写自传，恐怕情形大不相同。大家都来口述历史，交差验证，吹嘘者自然害怕原形毕露，因此“被迫诚实”。
     风靡中国的Blog似乎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写博客并不需要博古通今，上通天文、下晓地理。人们只需记录自己的日常思想与生活即可。无论是指点江山，还是指点江湖，一切皆随个人心意，并不需要权威来引领思想与价值观。
     从字源上说，Blog是“Web Blog”的缩写，准确意思是“网志”，一种简单即时的“个人出版系统”。在古汉语里，“志”除了“志向”外，更有“记录”的意思，比如地方志、人物志、山海志等等。在此意义上，博客大行其道似乎预示着，我们将迎来一个人人皆可记录自己命运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人各有志”的时代。
    “人各有志”的时代，在不侵害对他人自由的前提下，人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诠释自己的生活，记录自己的生活。因为“人各有志，不必强求”，权威话语将从此失去往日威风。换言之，“人各有志，不必强求”贯穿了一种“纸张面前，人人平等”的“书写精神”。
     博客使全民表达成为可能。每个人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或无数个麦克风，而且这是个跨国麦克风。每个人代表自己说话，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做到同时进行，叙述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一样简单平常。此一历史进程可概括为“科技改变传播，传播改变生活，生活改变文化/政治”。
    在一个“人各有志”的时代，人人都有自己的官方网站。它意味着人人都是自己的官方，人人都是思想家；意味着人人都是自己历史的权威叙述者；意味着人人都是整个历史进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当那些书写博客的人，不厌其烦地将自己的私人生活或者思想（无论是出于自恋还是出于责任）搬到公共领域，如阿伦特所说，它们将在公共领域获得生命。(参见[URL=http://www.nfcmag.com/ReadNews.asp?NewsID=4855]http://www.nfcmag.com/ReadNews.asp?NewsID=4855[/URL])
     纪辉公作为在四川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移民,他甚至有机会听活了82岁的曾祖母口诉家在长汀的往事,而他又把这转达给了后人,让我们在没有见到族谱时也知道:我们是从汀洲来的.先祖叫曾达一.他看见这里的菊花开放时节与老家汀洲相同,就引种甘蔗到四川.四川后来发展成为"甜城".正是按照这样的口述历史,我找回了家族的过去,内江也是因此而找出了"甜城"的开端.
     然而就是因为只有口述历史,长期没有文献对照,人们出于功利的需要,往往会阉割历史.
     内江公众信息网:
     明末清初，四川遭灾荒与战乱，赤地千里，农业停滞，甘蔗濒于绝种，内江糖业衰败。直到清代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相传福建省汀州人曾达一引蔗种到内江，后设糖房于内江县龙门镇梁家坝，内江糖业才复苏发展.
     其实,族谱记载:先祖达一公1693年农历8月初8才出生,他来四川是康熙48年(公元1716年),公元的纪年在谱上是没有的.后人先推出公元1716年,后来有人认为可能这时间会让临近的富顺县占了先,就把数字掉换了顺序,让内江稳做了甜城的交椅.当然,寻着公元1671年来四川这条线索,两地都可以找到物证,甚至就在我家族也能找到这样的物证.因为,达一公当年把64到67派祖先的骨骸迁葬到了四川,因为他在内江和富顺都购有地方,64,65,67派祖葬在了内江,66派祖葬在了富顺米盐井大坟坝内.他们有的坟墓还保存完好,种甘蔗说不准是从他们身上开始酸的.
     找到族谱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曾氏宗亲网上做了一个网谱.然后就是把自己的博客做成最具家族文化特色的博客.进入“人各有志”的时代.以期弥补向上述口述历史的不足.
纪辉公有三子：广宗（左家“水”字旁）、广祚、广慧。家族传说, 斑竹湾与碑南的倒碑,碑木的五松桥是亲房,解放前还有走动.应该是纪辉公的三子的后人聚居地.碑南的倒碑出了个大学教授,据说,斑竹湾的谱就是他拿去后没有还回来.我在2003年曾经试图通过他们单位的电话找他或者他的后人查询,无耐电话一直无人接听.现在我也用不着去他那里查了.五松桥好象没有出什么名人.

     族谱记:
     70派:传桢，字士桢，号国用，达一公第四子。生于康熙甲辰年(是否应该雍正2年,1724年才对)8月初10，于乾隆丁未年1[SIZE=2](1787年)[/SIZE]0初7戌时卒，葬尤家坨。配张氏，生于康熙 酉年正月27，卒于乾隆辛丑[SIZE=2](1781年)。[/SIZE]润5月14辰时，葬内江西林寺宋家冲，二子：纪耀、纪辉。
     在我看到的民国21版谱的第一卷上,70派以前的先祖都有记载了.
     作为第一代"湖广添四川"移民的后代,传桢公是客家文化和巴蜀文化的沐浴者.同达一公一样,也是事业的发展者.从他葬尤家坨看,在他的这一代,梁坝曾家已经开始向外拓展了许多.
     向外发展,首先就是一个语言的问题.作为客家人,如果安分守己的在家种地,说什么话都行.如果要从事商业工业,那么你就必需先过语言这关.宁买祖宗田,不丢祖宗言.在他们这代开了一个好头,仅在称呼中刻板地要求保持客家话,既开放又守了传统.让我们的客家人身份非常容易就得到了确认.儿时回一次老家,我们就要接受一次客家话培训:
     高曾祖父称为老塔（太）多，高曾祖母称为老塔（太）贾。曾祖父称为塔多，曾祖母称为塔贾。祖父称为多多，祖母称为贾贾。父排行在大，子侄通称为波波，母称为榜榜。父排行在二，子侄通称为雅雅，母称为榜。叔父称为筛筛，大叔称为大筛，二叔称为衣筛，三叔称为所筛，排行在后面的按数字称呼：四筛，五筛等等，幺叔称为幺筛。大叔母称为大榜或耷剩，二叔母称为衣剩，三叔母称为所剩，幺叔母称为幺剩。外祖父称为公大（阴平），外祖母称为外贾，舅父称为秋秋，大舅称为大秋，二舅称为二秋，舅母称为秋美（阴平），大舅母称为大秋美（阴平），二舅母称为二秋美（阴平）
     这些称呼是分辨我们同宗的标志,现在在50岁以上的老人中还经常用.儿时的学舌,没有在客家地区生活,使我们对这些东西莫名其妙.93年到了福建同客家人一聊天,一下醒悟这就是客家人的身份证.
     依据内部的差异,客家话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以长汀话为代表的闽西客家话,以梅县话为代表的粤东客家话,以赣县蟠龙话为代表的赣南客家话。我们的可能是闽西或赣南的客家话
     客家话保留了中州音韵 ,不同于粤、闽方音，也和粤、闽二方都无关系。美国耶鲁大学韩廷敦教授在《种族的品性》一书中说：“客家人原出北方，他们的方言，实在是一种官话，像中州河南的话。”所谓中州音韵、中州话，就是郑州土话，与现在的客家话非常相似。清陈兰甫著《均韵考》一书说：“客人语言，证之周德清《中原音韵》无不合。”音韵大师章太炎又在《客方言字》中说：“广东称客籍，以嘉应诸县为宗 ，大抵本之河南，其声音亦与岭北相似。”以上说明中外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从语言学的角度，证明客家话源于中原，保留河南中州音韵，是河南的官话，也是土话。以梅县话为标准的客家话更接近官话，又证明客家人来源于中原，是汉民族的一支民系，还证明这种客家话是独特的，而且是较稳定的。尽管和少数民族（如百越族等）长期交融，形成客家话的多样性，不同程度夹杂入畲、瑶、黎等少数民族方言成份，但从整体看，仍保持客家话的主体性。这是因为客家人具有独特汉民系稳定群体的历史渊源，特别是闽、粤为岭南山脉所阻隔，所受影响渗透较少，才有可能保存着一些较古的方音，形成客家话的特色，而且世代相传至今。
      客家根在河洛、以河南为中心，北至山西南部，西至陕西，即黄河中游，洛水一带，河洛是汉族崛起的摇篮。客家话自然应当是河洛土著居民的话，是周、秦汉汉语的活化石。客家话是古汉语的主要语系，是北方土著汉民的话，只是到宋朝，才称它为客家话，地域别的语言转化不了它迄今它还是保留古汉语音节最多的方言。 如《诗径》里“双”、“庸”、“从”三个字是押韵的。而现在普通话，“双”字是“尤”韵，“庸”、“从”是“<”韵。只有客家话“双”字读作Su,“庸”、“从”二字是“<”韵。只有客家话，“双”、“庸”、“从”仍同属一韵”，“人”、“身”、“薪”、“荟”……等字，只有客家音系读作in韵，“门”、“云”、“存”、“零”、“愠”、“问”字读作UN。《切韵》、《广韵》二韵合而为一，难以分别，唯客家音系不以分辨出这两韵不同的所在。
     《诗经》用的不但有平、上、去、入之分，还有阴平、阳平、阴入、阳入，和客家声调一样。
       客家话，在周朝是主导的语言无疑。春秋战国的人讲什么话?《诗经》之答：就是传了两千年来被消灭的客家话。到汉代《苏武与李陵书》、陈琳《饮马长城窟里》、曹植的《七步诗》、《木兰辞》等等，语言音系与客家音系很一致。足以证明，客家话是古代汉族土著居民语言的延伸、继续，不是到宋朝才形成客家话。从读《诗经》到《明妃辞》，两千年的周代的音韵是客家音的原本，西晋《明妃辞》仍是客家话原版。有经典版本，足证客家人是古代北方土著居民。客家话不是唐宋两代偶而在南方产生的，而是夏、商、周以来，汉族在中原的土著居民语言。“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古汉语延伸至今客家词语就更多了：索、鸟、面、颈、饥、朝、昼、行、矜(勤)、拌、箸、挟。谁人叫“满人”?古语“莽人”，客语“吗人”，无搭煞《西厢记》、《金瓶梅》书中有，客家就此叫法，是“没有意思”。寒毛，指细毫毛、客家话就古汉语更一致。
      在语言的发展中,不同的地区会有细微的差别的.就我们这种称呼习俗,与现在的长汀也不完全一直了.也许它来自与先祖以前居住过的这样一些地区:上杭峰市(现属永定),江西吉阳(今属南丰),山东武城(今嘉祥),还有宗亲甚至推测它来源于与夏朝的大禹时代.研究它们真的很有意思.
       家族传有老话:500年前是一家，不同曾祖也同华。为探究它的确切含义,我在四川话中，找到了“华”“夏”同音读法。四川说“一下”为“一哈”。推理，古代“夏”可能读“哈”。四川还有句口头禅：“这两把水，我还是‘哈’得开。”其引申意思是：这点小事情，难不住我。这里“哈”就是“划”的意思。推理，“华”也在古代读可见"哈"。可见，“华夏”的确古音同。寻着这条思路,我写了<华夏源于‘哈’>一文,对华夏的含义进行了新的阐述.在"新浪"等多家网被评为精华贴.引起了一些史学名人的重视.

        按族谱记载，我们这支宗圣曾参后裔，是由他的15派曾据为避王莽之乱,率族南迁到江西,到55派前的先祖，一直在江西南丰居住。到第55派的德芳公徒汀洲府上杭县峰市(今属永定县)时，才离开曾氏南迁的祖居地。到第62派的隆安公时，有铁头和尚作乱，隆安公与母从上杭县迁长汀，居兴龙头塘背后。1716年，69派祖达一公帅族从福建长汀县安仁里孝感乡（今长汀县濯田镇安仁村）迁居四川内江沱江乡（时称龙门镇）梁家坝.。1897年，清朝四川唯一的一个状元骆成镶为我们的族谱做序时称：后裔男丁已接近3000人。按推算，从长汀迁入的曾氏后裔，目前男丁应该在12000人左右。在我们这一族人中，以家族庄园为依托，在经济、文化、军事上都有过辉煌的业绩。曾达一，被誉为西部开发的第一人，有了他，内江才有了“甜城”、“甜乡”的美名。
        曾达一，本名曾毓光，字光典，号达一。1693年农历8月初8生于福建长汀县安仁里孝感乡（今长汀县濯田镇安仁村），1735年农历正月初6病逝于内江沱江乡梁家坝。1853年，后人曾宪孚等为其捐8品修职郎官职。 曾达一幼时家赤贫，两岁丧母，靠在家族义学中读书。16岁时，一次放学回家，见家中无以为食，便决定随“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到四川谋生。进川沿途，曾达一以帮人挑货糊口。到内江后，靠经营布匹及珠宝起家，在县城西侧的岛湾购置了部分土地。1716年，曾达一返回福建，将父亲一家人接来内江。1717年，曾达一将已经增值的岛湾土地变卖，以120吊钱的价格买下了在沱江的西岸龙门镇的梁家坝，梁家坝邃成为长汀曾氏始居地。
         梁家坝属现在市中区的沱江乡，距县城50里。明末，张献忠的军队曾在这里的营盘山驻扎，吴三桂叛乱的战火也蔓延到过这里，人民死伤惨烈，土地荒芜。曾达一购得的梁家坝，土地有一半是荒芜的。曾达一率家人“披荆斩棘，伐山木治室”，全家迅速得以致富。在长汀的三个伯父听说后，纷纷前来投奔曾达一。曾达一将自己三分之一的土地免费赠送给了他们。在农作物的种植实践中，曾达一观察到这里的桃花和菊花开放时节与福建相同，便利用回长汀迁上五代祖先骸骨的机会，请当地两个制糖匠人挑甘蔗入内江，在梁家坝栽种，使在内江绝种的甘蔗得以重新繁殖。从此，明朝中期在福建成熟的制糖技术被引进了内江，曾氏族人以种蔗制糖为主要产业。为方便运输，其族人后裔均沿沱江两岸建庄园而居。相传，内江、富顺的沱江两岸，曾家每“五里一房人，五里一糖房”， 有着绝对的产业优势。根据《内江糖蔗史》记载：1919年，四川共产糖9万吨，占全国69.2%，而内江县产量占四川70%，全国有48.4%的糖产在内江。而曾达一家族庄园最多时曾拥有糖房一千多家,占内江糖房总数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全国有15%的糖是曾达一家族生产的。到民国初，曾达一的第六代孙曾庆昌还被内江糖业界推为代表，出面到省政府交涉糖税事宜。靠糖业致富的曾氏族人，为感激那两个挑甘蔗入内江的福建制糖匠人，在他们坟前立碑，以示记念。其坟被称为“蔗奴坟”，位置在梁家坝曾家大院前面，直到1958年大跃进修公路时，坟碑才被平毁。
       曾家的糖业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经营，积累了大量的白银，弟兄分家，白银难以计数，只能用砣秤（大秤）称。由于封建的国家体制阻碍了社会发展，这些白银不是被政府收集来对外赔偿，就是被迫建寨避乱消耗掉。成渝铁路原本是股份制经营，曾家各庄园每家出资一千多两白银入股，后来入股白银全部被清政府侵吞。曾家庄园也成为土匪打劫的对象。为自保，1851年，在中山乡水晶村的沱江边的小山上修建清平寨，因小山像一只趴着正在俯视江心的猫，人们常常叫它猫儿寨。
       曾氏 族人以“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为家训，在发展糖业经济的同时，也特别注重发扬宗圣公重文化教育的传统。相传，在清朝近二百年间出了3名举人、27名秀才。到清末年，内江县城共有三个书院，其中华萼、汉安两个书院均由梁家坝曾氏后裔庆昌、国光主持。
        由曾达一引来的长汀县曾氏后裔众多，其中曾达一的两个同父异母弟及二伯父的四个儿子的后裔合称七大房人。现在内江市东兴区中山乡的斑竹湾，碑木镇的五松桥，碑南的倒碑等村屯，都是曾达一的直系后裔。他们在对亲属的称呼上，还保留着长汀带来的客家话，独特的对长辈的称谓可能是夏朝，甚至更早时期的活化石语言，……这成为辨别长汀迁川曾氏族人后裔的主要标致。他们带来的长汀客家生产生活习俗,通过糖房庄园的影响,在内江至今还有所保留.
        曾达一死后，族人由其弟曾毓承（字承典，号绍舆，登仕朗）率领，在梁家坝老房子外面，建起曾氏联兴祠堂，1746年，在县城小西街修建曾氏联兴总祠堂。有数间门面，赢利为祠堂共用金。民国至文革前，梁家坝共有四个祠堂：一个总祠堂，达一公三兄弟各一个分祠堂。曾达一祠堂被称为“公王祠”。民国期间梁家坝曾氏联兴祠堂动用公积金，创建了私立曾氏联兴祠小学，供子弟免费上学。来这里任教的老师思想解放，后来成为了革命者。文革后时,祠堂都遭到了毁坏.
        梁坝曾氏入川时携带有族谱一部，共七本。到民国21年第三次修谱时,增订为每部二十本，各大房每房保存一部，族谱中有入川路线图，有马氏太婆画像。马氏太婆是曾达一的继母，建业中内助之力尤多。清咸丰三年，后人为曾达一修墓立墓表，道：“创垂之功，与天曷极！”
        曾达一的事迹，是四川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多年以来，由于他的后人主动配合很少,以至连他的名字、出生年月、如何进四川都有不同说法。有说他的名字为曾达、曾达懿、曾达怡的；有说他生于1716年，是被抓丁来的，有说他是珠宝商人经商到四川的。通过对照族谱，这些说法都是没有依据的。

 

主要参考资料:<内江糖业史>.陈栋梁.李明生著,四川科技出版社.1990年版.
                         <武城曾氏三续族谱>.民国21年刊印.
                         <四川内江县地名录>.1983.7出版.
                         <清初移民与辉煌的糖业>.作者:曾令恒  <重庆晚报电子版>.2004年12月.

                         <内江县志> 巴蜀出版社 1993年版

(此文应内江市东兴区政协文史委员会作,发表是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