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SIZE=12pt] [/SIZE][/b][/P][P][b][SIZE=18pt]       [/SIZE][/b][b][u][SIZE=18pt]曾子对人类社会的贡献[/SIZE][/u][/b][b][SIZE=18pt][/SIZE][/b][/P][P][b][SIZE=12pt] [/SIZE][/b][/P][P][b][SIZE=12pt] [/SIZE][/b][b][SIZE=12pt]   [/SIZE][/b][b][SIZE=12pt]1996年，罗新慧发表了4篇关于曾子研究的论文，分别是《试论曾子对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发展及其意义》(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 、《试论曾子关于孝的理论及其社会意义》(载《齐鲁学刊》1996年3期)、《曾子与孝经》(载《史学月刊》1996年5期) 及《曾子思想与阴阳学说》(载《管子学刊》1996年3期)，[/SIZE][/b][b][SIZE=12pt]从不同侧面论述了曾子对儒学发展的贡献。罗氏认为，[/SIZE][/b][b][u][SIZE=12pt]曾子的一大贡献是将孔子的“仁”学具体化，现实化，使它更易于普及到社会各阶层，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和实行。孔子赋予“仁”无比高远的理想色彩，而曾子则简化为具体的三个方面：“爱人”这一意蕴，用“孝”来表现；“立人”、“达人”之道则视为单纯的待人原则即“忠恕”；其它方面的内涵统归为“仁”。曾子的另一大贡献是使孔子完全固守维护等级名分的礼呈现出“内化的倾向，变为主观的道德情操”，“变为待人恭敬、谦虚礼貌之‘礼’”。相比之下，礼在原先所起到的统治作用和等级地位标志的作用，到曾子所处的春秋末战国初，已经开始退居次要地位，“而这个转变的发轫者正是曾子”。三是曾子的修养观，将道德修养推进到净化心灵的深入层次，并且由此出发再深入到以“义”为尺度净化心灵的更为深入的层次。四是对于传统的孝道理论的发展，认为“孝”存在于人类的天性之中，孝可以涵盖一切，把孝理解为一种柔美的思想境界，力求达到和谐完美，把孝作为实现一切善行的力量源泉和根本，把实践孝道与个人道德修养一致起来。五是曾子用阴阳二气解释自然与人的关系。[/SIZE][/u][/b][b][SIZE=12pt]认为过去学界有的学者所断言的“战国中期以前的孔孟儒学则未涉及自然观，宇宙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就《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所载的曾子思想而论，“它不仅涉及了自然观，宇宙论，而且与阴阳学说关系极其密切。特别令人注目的是曾子这些思想所出现的时代，不仅比战国中期的孔孟儒学要早很多，而且比系统化的阴阳学说出现的时期也早很多”。作者在分析了曾子阴阳学说的内容(本书《思想学说》篇第三章吸收了作者的论述，此处从略--编者)以后指出：“曾子所阐述的阴阳学说的意义，概括说来在于它大大地扩展了儒家学派的理论阵地，在一定程度上使儒家学说更贴近社会现实，更靠近社会上的一般民众。单就阴阳学说的理论发展而言，曾子的相关理论也是阴阳学说理论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者论述了曾子阴阳学说产生的社会背景：“春秋战国之际，儒学在一定程度上面临困境，受到其他学派的挑战。崇尚自然的老子学说对儒家束身修行的礼乐仁义进行了激烈批判。墨家也站在平民的立场上对儒家大张挞伐。如何增强儒学的社会适应性，如何使儒家所主张的礼乐仁义的正确性再次得到逻辑上的论证，这是当时儒家弟子所必须直面的严肃问题。曾子将阴阳学说引入儒家的思想体系，这就从根本上捍卫了儒家学说，指出需要从阴、阳所代表的宇宙观中去寻求人类社会礼法的根本点，并且进而导出阴阳变化为‘本’，而礼乐仁义是其衍变的体现这一重要结论。不难看出，曾子从阴阳学说中开掘出的伦理道德意义，以自然的天道观作为基础，最终得出了圣人所制定的礼乐仁义具有不容争辩的合理性这一总结性的认识。从曾子以后，儒学与自然观进一步结合，成为儒学发展的一种趋势。”作者对阴阳学说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以后指出：“曾子关于阴气、阳气以及精气等哲学概念的提出，对于上古时代的阴阳学说的进一步发展以至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都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而“在曾子的理论中，气与阴阳概念结合，阴气与阳气不再与风、雨等并列，而是已经远远超出于风、雨等自然现象之上，指出风、雨等自然现象只不过是阴阳二气交互感应的结果，是气的变化的表现形式。显而易见，曾子的这些论述不仅超出了伯阳父和太子晋的理论，而且超出了春秋后期社会上流行的‘六气’说。曾子发前人所未发，将阴阳之气深化为精气的概念，赋予精气与‘一气’相同的意义，将其深入到感性事物的最底端，作为构成物体的基本因素而存在，指出精气是化生天地间万物的元素和本原。以物质的精气说作为探寻宇宙本原的具有本质意义的单位，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大进步。”[/SIZE][/b][b][SIZE=12pt][/SIZE][/b][/P][P][b][SIZE=12pt]    作者认为曾子“天圆地方”的概念并不是宇宙模式的表述，“而是当时社会上占筮所用的式盘”。“曾子关于式盘的‘四角’理论的提出，对于蓍筮的理论化和战国时期宇宙模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作者认为“曾子是春秋战国之际一位真正的‘善《易》者’，他的阴阳学说不仅是《易》学发展的里程碑，而且也是儒学在战国时期得以重大发展的基石”。[/SIZE][/b][b][SIZE=12pt][/SIZE][/b][/P]